经在成书过程中,尽量避免了历史化,以确保其义理最大程度的跨时空通用性,或者说确保流传得尽量广、远。由于这个缘故,经有超越于史、区别于史的特点。
佛道两家皆有所蔽。其一是蔽于天而不知人,有得乎天,但为天道所蔽而不明人道;其二是蔽于坤而不知乾。
圣人与天道为一,这是明确的。首要的,他们皆为“诚者”以至“至诚者”,像孔子所说,“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其实,孟子也讲,“是故诚者,天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朱子以为,“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
关中人家蒸年馍,头一锅出来,主妇会火中取栗似的快速从蒸笼中取出一个热馍,献到祖先神位前,口里念祷:先人先吃,家里蒸年馍哩!
所谓过年、年味儿,不仅仅在除夕、正月初一才开始,正宗的年应该从进入正月吃腊八粥(面)到腊月二十三祭灶,就逐渐浓郁了。
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道路加以落实“共同富裕”方略,是中国继续提升治理能力、更新合法性资源的必由之路;而市场化、法治化的进路,不仅是对过往四十年历史经验的肯认,也终将导出乡村要素的市场化与法制领域的健全化,从而支撑社会进一步的自主、活力与韧性。
以君人南面术观道家要义,道德主义学说立化为实用主义策略。吾有三德,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何以如此,不为「节欲」之根本目的,即「齐得失心」,而在于「上得之得」,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正在于为后之不慈、不俭、为天下先,作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逆向操作罢。
其实,古人为文不像现代人那么轻易,士大夫自珍文墨,凡所宣教者,非至德嘉行不足挂齿也,意在为盛德伟行存亡续绝耳。故碌碌愚庸,蝼蚁苟且之命,本不应观之,遑论起而效仿也!岂不知即如二十四孝之事,亦取绝德奇事宣谕至理而已,岂鄙夫愚妇可易知而乐效之者?昔日韩琦劝和两宫,协调宋英宗与曹太后关系,宋英宗年轻气盛,抱怨说,太···
疫情在中国历史看来,不过就是瘟疫,也从不曾欠缺良药名方。但因为此次疫情拖延时日甚长,到了今天,疫情似已引起了社会普遍的不安,作为一名儒者,当以何种态度面对疫情?
据说,“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或者,如《史记》“受业子思之门人”,无论如何都可以说孟子乃子思的传人。而据朱子,子思承继曾子,曾子受传于孔子。“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案即《中庸》),以诏后之学者”。“
缺乏择法之眼和知人之明者,即使与君子人长久相处,未必能了解、理解之。想起有文章说熊公十力晚年疯了,虽其言出自熊公亲属之口,吾不信也。读熊公著作文章,知其人意志之坚,内力之强,非常人可及。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发疯不可能也。世俗之心眼,何足以知之。恰好有东海客厅老厅友称吾为民豆儒,老眼昏花至此,录此聊博一哂。
读《人民政协报》11月29日刊叶小文先生文章《何以中国,其命维新》,这篇文章写得好。
与工业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生产方式,就是一个基于企业、家庭、市场、政府、资本的五行结构。这个五行结构生克制衡,构成现代生产方式这个大规模复杂系统的演化与变迁。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的制内市场模式是美西自由市场模式与苏俄计划经济模式的一个有效折中。如今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的制内市场模式与美西自由市场模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全球化进程的重头戏。
中国的崛起,其辖5000年文明底蕴和长期的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了新的亮色,为从根子上治理现代性玩疾提供了新的可能。毕竟,工业现代化满打满算也不过500年,在有漫长历史的农业文明面前,还仅仅刚成年。
体现宇宙法则和社会规律的“道”与“道义”在主宰着天地,照耀着人类。三弯九曲,大江毕竟东去;千折百廻,历史终归向前。那些视“道”与“道义”为无物、奋不顾身地追赶前面无道队伍的那些人,必将成为千古罪人。
怅然若失于送别之悲情,而竟得天地气化之共情,卢纶送李端之暮雪、韦应物送李胄(或作李渭、李曹)之暮雨得之矣。
因讨论朱子《格致补传》,恺歌引《大学》经章章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之语,而曰:“识者识其物,知者知其理。知者知其理,故可以尽之;识者识其物,故不可能尽之。”对此,我批注曰:“此言‘知’与‘识’,恰可能颠倒。之所以‘知’需要‘致’,以其不‘识’;至于‘知至’,则识之矣。”又论之曰:“如曰‘识者···
一个人要想立起来,没有骨头是不行的 ,但只有骨头没有肉,也不行。只有骨肉相连,志气相和,一个大写的人才能立于天地之间。
《论语》应该没有什么错漏,我们过去可能是过于注重字面上形式上的自洽了,而对结构则重视得不够。说到儒家的微言大义,首先想到的是《春秋》《周易》,很少会意识到孔门大贤编纂的这部《论语》,连目录都用心良苦,何况是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