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辞赋继承了《诗经》《楚辞》中的名物书写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当我们阅读作品时,首先当然看到的是“名”,进而则需要通过联想、查阅资料来使“名”能够成像于我们的头脑之中,知晓所为何“物”,于是构成汉赋丰富、立体的名物世界。
整体看来,中国古典生态智慧已经大面积地浸润了当代生态文学,既唤醒了生态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浓郁兴趣,也促使他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中发掘有益资源来应对当前的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生态智慧只是前现代文明孕育出来的一种直觉体悟式的智慧形态,它需要与现代理性互补与融合,从朴素阶段上升到更为完善的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绵延不断的基础在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同样在教育。教育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于持续性的改革,而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在成就什么样的人和如何成就人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塑造进程。
在一种常见的中国哲学史叙述范式中,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更多在经典文本本身,而不在创制经典的人;更多在经典中与哲学有关的大观念,而不在经典记载的各种各样看似与哲学无关的具体行事。
春秋至战国的500余年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春秋更热衷于礼、乐、赋诗,而战国则更注重思想创造与建构,这种差异也造就了春秋与战国文献的不同特征。作为典型的战国晚期思想作品,《大学》通过对“身—家—国—天下”的同心推衍,建立了一个德性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并且在唐宋以后的解释流变中展现出了深刻的塑造力和影响力。
礼乐文明研究在当代学术视野中呈现出多元化的阐释路径,比如考古学对礼乐器物的发掘与场景复原、历史文献学对礼乐文本的考订、制度史和社会学视角对礼乐制度及其功能的分析,以及从经学等视角对礼学精神的再研究等,可以说在不同维度的讨论上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21世纪初,彭永捷、何乏笔等学者较早提出汉语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近年来,“汉语哲学”已成为哲学界的热词之一。自2024年8月以来,光明日报哲学版发起关于汉语哲学的学术争鸣。孙向晨、傅永军、庞学铨、吴根友、韩水法、王俊相继发文,“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研讨汉语哲学何所是、何所为。此番争鸣,诸家对于其中关涉的“汉语···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繁衍不绝的基因密码之一。
中国古典学有着自己独特性,已有学者对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分科、研究本体、研究范围等进行了探析,提出了若干观点,扩展了古典学的研究范围,初步建立起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体系。但因这一轮古典学的兴起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学科化的背景中,中国古典学还正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典学研究进行探析是有益的,本文从···
思想的追求,是古典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学术的规范,是古典学得以发展的保障。二者的对立统一,乃是古今中西任何时代古典学得以繁荣的辩证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它使古典学成为活泼而非教条、创新而非陈腐、高贵而非狭隘的现代学问。古典学研究的基础,是学习古典语言、研读古典经籍、追想古典制度。
通行的接受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古代散文学,局限于“文学”体系中,就散文学论散文学。而古代文章学(研究相对于韵文的所有广义的文章),或认为仅仅属于“集部”之学,或将其理解为纯粹的写作学或辞章学或技法学,皆是狭隘的。
荀子的礼法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礼法思想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系统性构建了独特的思想体系,既坚守儒家的人文关怀,又兼具法家的现实主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生命力,是讲述中国故事、展现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学者对此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并留下了众多成功的实践案例,其中泰州学派尤为值得关注。泰州学派借助其创新性的哲学批判与经学转化,成功激活了传统儒学的生命力,使得这一新形态的儒学价值观念,深入寻常百姓之心,并外化于行,进而推动了明代中后期的···
中国经典在世界古典之林中以极强的延续性著称,这一延续性与中国古典传统不断更新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而经书作为中国古典的核心,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上至少存在着经目扩充、文本新解与经书重编三条经典更新的路径。
中国美学是一个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体系,不仅有偏于内敛的阴柔之美,也有充满进取精神的阳刚之美。《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阳”的一个重要代表是雄浑。作为中国美学的经典之作,《二十四诗品》第一篇就是雄浑,与此相关的还有豪放、劲健、飘逸、流动等。雄浑诗品展示了中国美学典型的阳刚之美。
中国的民族历史,是一个在自我文化关照下有序演变的过程。先秦诸子的典籍是中国文化和美学思想的渊源,中国绘画的发展与先秦美学一脉相承。在先秦诸子中对中国绘画传统影响深远的主要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佛经哲学为代表的释家。《周易》《诗经》《楚辞》等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
“洵美”,来自《诗经》。
先秦时期,有不少具备“讽诵”本领的“记忆达人”。
西汉经师各本师说,师说大多为战国诸子、秦代博士之说,在一定程度上仍南辕北辙,互相抵牾。逮鲁壁古文经本出,古文经师依据古文形体,求解不同于今文师说的经义。许慎撰《说文》,摆脱战国以来纷繁不经的怪异之说,紧扣六书分析字形,探求本义,希冀获得孔子六艺原意。缘此可知:我国的训诂萌发于殷商晚期,起源于西周的《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