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之异看《大学》德性政治的建构

作者：蒋孝军（中国民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三月十九日乙卯

          耶稣2025年4月16日

 

春秋至战国的500余年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春秋更热衷于礼、乐、赋诗，而战国则更注重思想创造与建构，这种差异也造就了春秋与战国文献的不同特征。作为典型的战国晚期思想作品，《大学》通过对“身—家—国—天下”的同心推衍，建立了一个德性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并且在唐宋以后的解释流变中展现出了深刻的塑造力和影响力。

 

由春秋向战国的演变是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顾炎武对春秋和战国的关系有一个经典对比：“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概括顾炎武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春秋是一个贵族的时代，而战国是一个游士的时代，春秋、战国学术之差异也就与此相关。  

 

春秋时期的首要学术特征是其贵族性。贵族阶层重视礼乐、祭祀、聘享和赋诗，这些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政治技艺，因此进一步说，春秋学术是偏于具体性和技艺性的。到了孔子时代，孔子把这些技艺带到了民间，相比西周贵族，孔子及其弟子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研习和解释空间。尽管春秋学术有向民间下贯的趋势，但是孔子志在复兴周礼，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孔子所开启的教化民间化和独立化之否定。儒家教化的本质是主张政治与教化的合一，这与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和罗马时代的基督教把教化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做法截然不同。

 

战国时期的学术则带有宫廷的、抽象的和哲学的特点。随着列国战争日渐剧烈和贵族阶层的衰落，政治权力集中于君王，学术也从民间再度向宫廷集中。战国知识阶层有着强烈的游士特点，游士们跻身于宫廷，或清谈或游说君王，虽然有一定自由，但又难免依附于统治者，从而缺乏春秋贵族守土重礼的精神气质。游士们通过引申和发挥知识以迎合统治者，这导致学术个人化、多元化和抽象化，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宫崎市定对孟子这样评价：“他对各国君主的游说，也是主张把春秋战国变革之际的齐、魏等国的革命进一步扩大，并使之完成。他的王道是战国的王道，而不是周的王道。这一点虽然可以说是进步的，但不能否认，它在本质上是宫廷的学问。”因为时势差异，相比于孔子，孟子已经不以礼乐来游说君王，而是从道德人性的角度来劝说君王行仁政，孟子的做法显示了战国 哲学化和抽象化的特点。

 

如果进一步对比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帝制学术，战国学术承前启后且富于创造性转化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战国学术虽然继承了萌芽于春秋的思想观念和学术体系（比如儒、道、墨、法诸派都在春秋初具规模），但并不保守，而是极具创造性和建构性。在众多战国文献中，《大学》无疑是最具典范性的文献之一，其以细腻的道德心性结构和层次化的政治概念体系，呼应了战国 的时代共振，并且在成文的千年之后，依然能够回应唐宋儒学心性化的演变趋势。

 

首先，《大学》有着战国学术的基本特征，共享了战国时期一些时兴的话题、表达结构和文风。《孟子·离娄》有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有恒言”提示出“天下国家”是当时的热门思想话题，《大学》也共享了“天下国家”这个话题，并且有着更加圆熟的表达：“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另外，《大学》与《荀子》在概念使用上也有接近之处，比如《大学》“止于至善”与《荀子·解蔽》篇“止诸至足”类似。另外，从经传体文风来看，《大学》与《管子·立政》在经传体上有着几乎一样的结构，经传体是战国中晚期流行的一种文风。根据上述可以推断，《大学》是偏于战国晚期的作品，在话题、表达结构和文风等方面都烙有深深的时代印记。   

 

其次，《大学》创造了一套基于道德心性的政治哲学体系，呼应了“天下国家”观念的结构性变化。关于“天下国家”的讨论可以追溯至西周，西周至春秋的政治学是以贵族为主体的德性政治学，强调德性和以民为本，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念。到了战国时代，《大学》“天下国家”的观念已经呈现为“身—家—国—天下”这样一个同心圆的政治哲学结构，《大学》把德性与修身的主体作了泛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对德性主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有着细腻的心性论生发过程和推衍之描绘，这就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所涉及的心性状态及其次序。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很少谈及“天命”，徐复观指出：“（《大学》）不言天道、天命，也不言性，而只言心，并如后所说，更从心落实一步而提出一个‘意’来；此乃表示它是继承孟、荀以后所应当有的发展。”因此，《大学》的政治哲学是以道德心性为基础，通过同心圆的方式来推扩和涵摄“天下国家”，把其理解为一个德性政治共同体。

 

最后，唐宋时期的《大学》地位升格现象，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在中国历史的演化历程中产生了回响。《大学》将道德心性视为政治秩序的基础，政治主体被理解为有着深刻修身能力的君子。如《大学》引《秦誓》说：“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这带来了相应的理论效应，一是《大学》对政治主体的心性化界定使得《大学》有着较高程度的道德“普适”化气质；二是道德心性化的德性政治学也抽离了很多具体的政治原则，导致德性的政治共同体多少带有一些德性乌托邦的意味。

 

过于强调德性而忽略其他政治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政治主体实践能力的下降。比如战国游士相比于春秋贵族，其政治实践能力便似有所不足。唐朝黄巢之乱以后，门阀豪族消失，唐宋之变加剧，平民化的社会状态愈发凸显，心性论正是在唐宋变革的历史情形下兴起，并且导致《大学》在经学中的地位不断升格。《大学》的升格伴随着宋代士大夫的崛起，但相比于唐朝门阀士族来说，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实践能力也有所下降，因此宋朝出现了士大夫以德性自许的方式来对抗现实政治的现象。到了明代，《大学》在儒学内部甚至获得了垄断性的话语权，不过，明代士大夫之遭遇尚不如宋代士大夫，其政治实践能力亦是如此。为了对抗令人窒息的现实，明朝儒生通过疏通《大学》格致诚正这些概念系统来做心性和内圣工夫，细腻精微之处已然超越了宋代。虽然《大学》的德性政治学以一种悠远的历史回响慰藉了明代士人，但过于突出道德心性的思路，造成了内圣外王二维之偏畸，也彰显了明代士人的政治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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