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祭祀系统和祭祀活动是中华传统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明清儒家奉祀家族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着力点。明清时期,中央朝廷重视对儒家圣贤的奉祀,逐渐建立了以“嫡裔奉祠”为特征的奉祀制度。
孔子既是儒学创始人,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指的是孔子视角下的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是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凝练,是华夏轴心时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其内容博大精深,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译本来看,利玛窦早在16世纪就翻译了《论语》拉丁文版本,是向西方介绍“四书”的第一人,引起了欧洲对儒家思想的关注和研究。此后,欧洲传教士和思想家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论语》被翻译成西方的各···
学者们分析古代人物的思想,一般都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时代,二、家族、家庭,三、师从,四、个人阅历。联系时代来分析,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一时代中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主张。
先秦诸子百家“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皆“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开启了诸子学序幕的老子与孔子也都以天下安治为理想。而天下安治并非一蹴而就,人们为之要处理各种微观、具体的问题,“报怨”的问题便是其中重要一项,因为小怨常随着人们相互的报复而积累成大怨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而老子与孔子早在两千年前便就···
作为我国学术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的文献载体和连续呈现,具有鲜明独特的中国古典学术特质。以务实解剖和深入研究,从修志传统和志书内部实证化地观察分析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具象场景、机制和路径,可以借此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特征和形态,从思想、理论和方法等角度,提炼有益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资源。
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是不争的事实,文论中包含论乐的成分,同时乐论中也包含大量论诗、论文的因子。
《论语·述而》篇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学界对“游于艺”的解读历来争论最多,但整体而言均不离对“艺”之对象或具体内容的把握,如有以“六艺”之“礼、乐、射、驭(御)、书、数”代指“艺”者;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代指“六艺”者;更有甚者认为,《论语》本属于语录体,“游···
传统中国天下观中的“无”,体现在天下的不可执与不可控上。天下作为至大无外的政治体,无法被人以任何方式占据或掌控,每一次这样的尝试都会在历史中失败甚至导致反噬。“无”是我们面对天下时必须保持警醒的重要向度。失去了“无”的面向,人类的实践就可能失去节制与限度,将天下脱水为一种存在者集合,将政治的本质干瘪化为博弈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命题,天人合一是对这一关系的经典阐释。然而,究竟“天人合一”是何种“合”、“天人之际”是何种“际”,从文献的角度并不能一口说尽。笔者尝试从孝道入手对此作初步探索。
隋唐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朝廷大力推崇儒学,使其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孔氏家族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传承者、发扬者,在这次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化世家、官宦望族。孔氏家学随着儒学的振兴得到了一定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色。随着家学的发展,孔氏家族的家风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首创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范本。了解编撰者班固及其家族的历史变迁,从中探寻家族文化蕴含的独特品质与风格,是我们研读《汉书》的一个重要窗口。论世,也要知人,知人论世是统一的方法论体系。
汉语中的儒家概念与西语中的儒家概念是不对应的,因为西语中的儒家被称为confucianism/Konfuzianismus,直译回来就是孔子学说或孔子主义,就如同康德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一样。通常,人们把儒家直接等同于孔子的学说。但是,无论作为一种思想学说,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儒家都早于孔子。被奉为儒家经典的那些主要典籍都产生于孔子之前。
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人文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有一天和鲁哀公对话,鲁哀公希望找人帮助治理鲁国,孔子告诉他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圣贤是儒家最理想的人格,君子也是比较高的境界。孔子不把自己当成圣贤,但是以君子自许,勇于做君子其实应该作为一种人生追求。
经过战国与秦朝的战火考验,儒学在艰难中走向了春天——两汉。这一时期,政治上总体安定,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汉朝统治者根据时代需要,实行尊孔崇儒的政策。特别是推行“独尊儒术”“通经入仕”等措施后,儒学趋于经学化,发展国家的主流意识。
中国历史上那些珍贵的典籍能够逃过秦火和战火而传承下来,除了要感谢孔鲋、伏生等冒着生命危险把典籍藏起来、传下来的爱书之人,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作为汉高祖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为保护古代典籍、传承中华文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华文明是自信自强而富有乐感的古老文明,这一乐感基调首先蕴含在周文明的礼乐文化传统中,通过儒家学问得到发扬光大,其哲理典范就是孔颜乐处的生命风范,此一风范在北宋经过周敦颐和二程的重新发扬而深入人心,成为历代儒者向往和一再体证诠释的生命境界。
孔颜之乐是宋明以来历代儒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具有罕见的连续性特征。昔日周敦颐教程颢“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集》),“寻孔颜乐处”由此成为有志于成圣成贤者追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非生而有之,而是靠后天的修身工夫实现。事实上,从《论语》的文本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现实来看,孔颜之乐与好学乐教的精神有关:孔子···
中唐以前本无“孔孟”之说,更无“孔颜”之论,惟有“周孔”之称。唐宋以降,儒家内部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书”横空出世,即便不能说侵越“五经”,至少与之相提并论矣,中国思想的特质亦由此有了很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