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忠厚】梁漱溟对《论语》的“还原”性诠释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11-12 12: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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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对《论语》的“还原”性诠释

作者:孙忠厚(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讲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十月十一日己卯

          耶稣2024年11月11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依梁漱溟自述,他小时未读过四书五经,后来却成为赞扬儒家拥护孔子的人物,出人意料。有此夫子自道,后人往往探讨梁漱溟儒学思想中融汇中西的理路,不甚关注梁漱溟与儒家经典之关联性。事实上,《论语》在梁漱溟思想中占据独特地位,《论语》中“乐”的价值取向曾深深触动了梁漱溟。梁漱溟有云:“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一旦发见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极大注意。”有此机缘,梁漱溟对于《论语》的诠释方法独特,观点鲜明,折射出梁氏从经典出发阐扬孔子儒学的取向。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化盛行的背景下,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回应东西文化问题,在比较文化视域中发扬了孔子儒学的价值,呈现出援引西学以阐发儒学的取向。梁漱溟后来反省称:“于儒家孔门之学妄尔摭拾‘本能’‘直觉’等等近代西方所用名词以为阐说,实属根本地严重错误。”确实,梁漱溟曾一度接受了心理学中流行的本能说,加之自身受柏格森哲学的熏染,他将孔子之仁解说为“敏锐的直觉”,认定孔子及儒家教人凭直觉生活,中国文化的取向是“理智运用直觉”,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的取向根本不同。这些说法具有援西学入儒学的特征,未必能切合孔子儒学的实际情况,引发了很多争议。尽管梁漱溟后来认定摭拾“直觉”“本能”等名词阐说儒学属于“严重错误”,这种做法在梁氏后续的论著中也被扬弃,但援引西学资源阐述儒学无疑是儒学现代转化的重要进路。

 

既然援西学入儒学可能导致“严重错误”,那么应该如何阐发孔子儒学呢?也即梁漱溟所谓“孔子真面向将于何求”?梁漱溟从取材与方法两方面分析。历史上记载孔子儒学的文献浩如烟海,鉴于疑古的学术取向,梁漱溟认为求孔子真面目只能以争论较少的书为凭据。古代常结合六经认识孔子儒学,但近代以来围绕六经特别是今古文经的争论难有定论,因而《论语》便成为认识孔子儒学争论最少的典籍。在梁漱溟看来,以《论语》为认识孔子儒学的基本依据,属于严格而狭窄的取材。在方法上,梁漱溟主张对《论语》作“还原工夫”。所谓“还原工夫,就是还归到事实上,不要停留在名词概念上”。名词概念属于文字符号,“我们说凡是符号,都要返回到事实去,才能研究这种东西”。结合古今围绕《论语》的解释看,从文字符号上讲求经典,往往各执一词,纷无定论,更有甚者会引出很多错误的说法,陷于谬误而不知。所以,梁漱溟主张不要停留在名词解释上,对《论语》应作“还原工夫”,从“事实上说话”,而“所谓事实者,即是生活”。

 

梁漱溟对《论语》作了生活化的“还原”。在他看来,《论语》中孔子的每一句话,“代表其一件生活的事实。我们讲孔子,不应只在文字上求,文字不过是代表观念的符号”。从《论语》讲述孔子儒学,应该剥去“符号的皮壳”,寻找孔子生活的事实。依此方法,梁漱溟认为,孔子所谓的学问即孔子的生活。《论语·乡党》对孔子日常生活的细致记述,可说明孔子为学不离开日常生活。《论语·为政》载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此,解释者通常会关注何谓“而立”“不惑”“耳顺”等名词。梁漱溟认为这些名词究竟什么意思其实难以确解,后人亦无从得知。但能够知道的是,无论是“不惑”,还是“知天命”“耳顺”等,皆是说孔子的生活。“他所谓学问,就是他的生活。”梁漱溟还举出孔子学生颜回的例子作补充。他引《论语·雍也》篇孔子赞叹颜回“好学”的话:“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梁漱溟指出,“不迁怒,不贰过”究竟何意,并不影响后人理解孔子的话。事实上,“不迁怒,不贰过”是指颜回的生活,孔子是“指着颜回如此生活”夸奖赞叹颜回之“好学”的,因此颜回之学亦体现在颜回的生活中。在对经典的独特诠释中,梁漱溟常称孔子儒学是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是人生实践之学,是修持涵养之学,而哲学思想是孔子儒学人生实践的“副产物”,将孔子儒学与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等量齐观,乃至摭拾西方哲学名词阐说孔子儒学,是有问题的。

 

基于儒家经典的独特诠释进路,梁漱溟特别突出孔子生活中最昭著的态度是“乐”,《论语》开篇即言及“乐”,全书不见“苦”字。在梁漱溟看来,宋明理学家“寻孔颜乐处”意味着宋明时代的儒者关切孔子生活,真实地去追求孔颜的生活态度;而汉代学者专门“去研究孔子的书籍”,将孔子的生活撇开,不甚符合孔子的精神方向。由此可见,梁漱溟思想上亲于宋明理学而远于汉代经学。梁漱溟对于《论语》“还原”性的诠释并非汉代以来传统的经典注释模式,而是侧重于义理性阐发,具有宋儒“六经注我”的特征。梁漱溟将《论语》所载文字“还原”为孔门师弟的生活事实,开显了孔子儒学的生活实践面向,对于经典诠释和儒学的现代转化有重要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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