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创业垂统”与“创业之君”

作者：崔云飞

来源：“儒家修养工夫论”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七月三十日乙亥

          耶稣2023年9月14日

孟子最早提出“创业垂统”的说法。孟子说：“昔者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创业垂统的开国君主也被成为“创业之君”。。而“可继”就是“继体守文之君”（或“守文之君”）。此后“创业垂统”“创业”不断出现在史籍之中。史书上的“创业”不是现代社会里的泛指一切人开创事业，而特指开国皇帝，建立新王朝这一重大事件。

（一）创大业

《史记》记载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其中提到了“创大业”的说法。“创统”显然是“大业”，也是对“创业垂统”的另一种说法。

（二）《史记》中的司马相如

《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多次使用“创业垂统”概念。司马相如写到：

“朕以览听馀间，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於此，恐後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麀，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

“后稷创业於唐，公刘发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於前，谨遗教於後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

（三）《汉书》中的“创业”

《汉书》诸侯表写到：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加，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律历志》写到：“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

《汉书》记载：

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褊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

这里也说“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这为汉武帝造太初历提供了理论基础。

匡衡曾经对汉元帝上疏：“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他依然使用了孟子的创业垂统的说法。

扬雄说：“或称戏、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论者云否，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则泰山之封，乌得七十而有二仪？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迩五三孰知其是非？”可见创业垂统是一个重要说法。

（四）诸葛亮《出师表》

诸葛亮作《出师表》，提出：“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依然娴熟使用创业概念。

（五）《三国志》

《三国志》记载：魏书载公令曰：“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献帝传载诏曰：“自古帝王，虽号称相变，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勋，建立功德，光启氏姓，延於子孙，庶姓之与亲，岂有殊焉。昔我圣祖受命，创业肇基，造我区夏，鉴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尽封山川以立藩屏，使异姓亲戚，并列土地，据国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万嗣。”

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馀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陈，意思安间，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这里使用了“创造大业”的说法形成曹操的功业。

曹睿下诏书：“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三月癸酉，行东巡，所过存问高年鳏寡孤独，赐谷帛。乙亥，月犯轩辕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许昌宫。甲子，初进新果于庙。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谥安平哀王。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将军田豫帅众讨吴将周贺於成山，杀贺。十一月丙寅，太白昼见。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庚寅，陈思王植薨。十二月，行还许昌宫。”这里使用的是“创业”。

曹睿还下诏：“"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可以，创业是一个当时的流行语言。

《三国志》记载：

帝慕夏少康，因问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俊，芟夷秦、项，包举宇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

"顗等对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圣德应期，然后能受命创业。至於阶缘前绪，兴复旧绩，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汤、武、高祖虽俱受命，贤圣之分，所觉县殊。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较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顾所遇之时殊，故所名之功异耳。少康生於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诸卿具论详之。"

曹髦讨论了创业之君与绍述之君的区别，并考察了少康失国。这个时候司马昭逐渐加快了篡位的步伐。

王肃认为：“昔唐禅虞，虞禅夏，皆终三年之丧，然后践天子之尊。是以帝号无亏，君礼犹存。今山阳公承顺天命，允答民望，进禅大魏，退处宾位。公之奉魏，不敢不尽节。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榇敛之制，舆徒之饰，皆同之於王者，是故远近归仁，以为盛美。且汉总帝皇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

明帝不从，使称皇，乃追谥曰汉孝献皇帝。

孙盛针对魏明帝曹叡、王肃议论汉献帝的谥号，就说：“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创号，五帝次之。然则皇之为称，妙於帝矣。肃谓为轻，不亦谬乎！臣松之以为上古谓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后帝，诚如盛言。然汉氏诸帝，虽尊父为皇，其实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比之於帝，得不谓之轻乎！魏因汉礼，名号无改。孝献之崩，岂得远考古义？肃之所云，盖就汉制而为言耳。谓之为谬，乃是讥汉，非难肃也。”

《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中提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诗著'大车惟尘'之诫。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慎之至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夫岂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悔耳。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朕感诗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义，亦缘诏文曰'若有诏得诣京都'，故命诸王以朝聘之礼。而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赵宗、戴捷咸伏其辜。近东平王复使属官殴寿张吏，有司举奏，朕裁削县。”这里又提到“受命创业”。

（六）《晋书》的创业与创基

《晋书》：“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这里就是晋明帝与王导的对话，说司马懿杀曹魏宗室。王导用了“创业之始”的话语。

《晋书》还用到：“朕闻创业之君，必须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赖匡佐之辅。是故文武以吕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兴之业。”曹芳被废之后，高贵乡公曹髦继位，改元正元，继续维持司马氏的权势。曹髦关心“少康失国”的问题，对创业之君、守文之主有所分辨。

西晋以司马师、司马昭为世宗、太祖。《晋书》评价说：“世宗以睿略创基，太祖以雄才成务。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三分天下，功业在焉。及逾剑销氛，浮淮静乱，桐宫胥怨，或所不堪。若乃体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连于此岁，魏武得意于兹日。轩悬之乐，大启南阳，师挚之图，于焉北面。壮矣哉，包举天人者也！为帝之主，不亦难乎。”使用了“创基”这个说法。

《晋书》还说：“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仕，值魏太祖创基之初。”创基成为创业垂统的另一说法。

（七）《新唐书》

《礼乐志》提到：“盖自汉、魏以来，创业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无功德以备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庙。”依然使用了创业之君。”还提到：“礼，禘、祫，太祖位于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已毁庙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后，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这里又有了创国之君。

《房杜列传》记载：

帝尝问：“创业、守文孰难？”玄龄曰：“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魏徵曰：“王者之兴，必乘衰乱，覆昏暴，殆天授人与者。既得天下，则安于骄逸。人欲静，徭役毒之；世方敝，裒刻穷之。国繇此衰，则守文为难。”帝曰：“玄龄从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见创业之难。徵与我安天下，畏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见守文之不为易。然创业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难，方与公等慎之。”

唐太宗明显区分了创业与守文的区别。可见，“创业”是一个正式概念。但“创业”已经是一个现代概念，主要是指社会层面的开创某一种事业，开班企业。而在古代则意味着“创大业”“创立新王朝”

唐太宗的侍中马周提到：“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尧之茅茨土阶，禹之恶衣菲食，臣知不可复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而罢露台，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后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治，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

马周还说：“里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大圣创业，岂唯处置见子弟而已，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奉行。”依然使用了创业的说法。

李纲也说：“今新造天下，开太平之基，功臣赏未及遍，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位五品，趋丹地，殆非创业垂统、贻子孙之道也。”帝不纳。这里依然是“创业垂统”

张玄素也说：“唐家创业，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并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储，岂宜复对群臣使辞穷负耻，欲责其伏节死义，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虽广坐，陈说往事，无少隐焉。

陈子昂也说：“迨周文、武创业，诚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余年，天人方和。而幽、厉乱常，苛慝暴虐，诟黩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诗》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后，为虐为瘵，顾不哀哉！近隋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河，自伊、洛属之扬州，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中国之难起，故身死人手，宗庙为墟。逆元气之理也。臣观祸乱之动，天人之际，先师之说，昭然著明，不可欺也。”

（八）《新五代史》

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伪造诏书——：“朕艰难创业，逾三十年。托于人上，忽焉六载，中外协力，期于小康。岂意友文阴畜异图，将行大逆。”然后以此矫诏杀朱友文。

郭崇韬劝谏唐庄宗李存勖不可做高楼，说：“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

张全义是后梁的重臣，为朱温所猜忌，其妻子就说：“宗奭，种田叟尔！守河南三十年，开荒斫土，捃拾财赋，助陛下创业，今年齿衰朽，已无能为，而陛下疑之，何也？”可见创业是特定的开创帝业。

南吴的君主杨隆演被推举继位，有赖于杨承天之母史氏说：“言杨氏创业艰难，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当立，告诸将以无负杨氏而善事之。”

（九）《宋史》

宋史对宋太祖赞颂到：“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宋高宗，在绍兴元年下诏：“太祖创业垂统，德被万世。神宗诏封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世世勿绝。自宣和末至今未举。有司其上应袭封人名，依故事举行。”

《宋史·明堂》针对明堂，认为：“御史赵鼎请递迁真宗配雩祭，太宗配祈谷、神州，用唐故事。学士王珪等以为：「天地大祭有七，皆以始封受命创业之君配神作主，明堂用古严父之道配以近考，故在真宗时以太宗配，在仁宗时以真宗配，今则以仁宗配。仁宗始罢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已配雩祀、祈谷及神州之祭，本非递迁。今明堂既用严父之道，则真宗配天之祭于礼当罢，不当复分雩祭之配也。」治平四年九月，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只有“受命创业之君配神作主”。

《宋史》接着说：“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其德业非不美也，然而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有宋肇基创业之君，太祖是已。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祭者，万世不迁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当时盖拘于严父，故配帝并及于真宗。今主上绍膺大统，自真宗至于神宗均为祖庙，独跻则患在于无名，并配则几同于袷享。今参酌皇祐诏书，请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惟礼专而事简，庶几可以致力于神，万世行之可也。”

《禘祫志》提到：“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始受天命，祫享宜居东向之位。」宰相赵鼎等奏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载在《礼经》，无可疑者。」

太祖皇帝位酌献，《彰安》御制就说：“于赫皇祖，创业立极。肃肃灵命，荡荡休德。”

元符祀感生帝五首就有：“皇朝创业，盛德致平。为民祈福，洁此精诚。”

（十）《辽史》

西辽的创立者耶律大石，下诏书说：“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於难者乎？”

（十一）《金史》

海陵本纪上记载：“七年五月，召为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拜尚书左丞，务揽持权柄，用其腹心为省台要职，引萧裕为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对，语及太祖创业艰难，亮因呜咽流涕，熙宗以为忠。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

（十二）《元史》

仁宗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之谋言于太后曰：“太祖、世祖创业艰难，今大行晏驾，德寿已薨，诸王皆疏属，而怀宁王在朔方，此辈潜有异图，变在朝夕，俟怀宁王至，恐乱生不测，不若先事而发。”（《武宗一》）

（十三）《明史》

《明史·志第二十六·历代帝王陵庙》提到：“六年，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为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东一室五帝，西一室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汉高祖、唐太祖、宋太祖、元世祖。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终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七年，令帝王庙皆塑衮冕坐像，惟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不必加冕服。八月，帝躬祀于新庙。已而罢隋高祖之祀。”明太祖造历代帝王庙，尤其提到了“创业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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