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兴起为何先治郑

作者：刘怀岗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八月廿九日甲辰

          耶稣2023年10月13日

凡天下之乱，国家之间相互倾轧，根本在于无王。当周幽王失去天下，平王东迁，天下实质无王，从此开始了列国争夺的局面。春秋经应运而作，当一新王，摄王道以治天下。

春秋经对天下的治理，首立“大一统”为根本，而以“张三世”渐进实现“远近大小若一”。然而尚有治列国之道，一曰矫枉，一曰进善。进善，如滕、薛能先来朝，予以褒进称侯。矫枉，则见之于对郑国的治理。而治郑为春秋经治列国之先。

春秋经为何先治郑国？先从论语说起。

论语在谈及天下治理时，提到两个国家：郑与齐。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

先不说鲁国，孔子为何对齐寄以变的厚望，而对郑却是放呢？一变一放，正是尊王之道。

王者兴起，先放郑声，正是因为郑国立国不正。

与其他诸侯国受天子之封不同，郑国是趁乱建国，首开天下失守后列国自恣不正之风。郑国的第一个国君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庶弟，被周幽王委任为司徒，大得民心。看到周室危殆，便想着找一块地方来建国存身。太史伯建议“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于是郑桓公灭了虢、郐等十国，自立郑国。这就是郑国自作主张立国的经过，显然是不忠不义之甚。

郑之立国，开了不尊王之恶端，因此春秋当新王，首治郑国。

在春秋经的第三条，就是新王对郑国的治理。

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也是据乱世之元年，当先治鲁，但是这里显然是先治郑。郑对于周室，本属于内政，而擅自立国，非忠非义。春秋既然当新王，则周之内亦鲁之内，当先治之。这时的郑伯是郑国的第三任国君郑庄公。其母弟段受母宠爱，欲争国，春秋起而治之。

郑国目中无王而自立，是其不正之恶。然而王者起而治之，非削夺其国，矫正之使合乎王法而已。依王法，诸侯国君，当由天子册立。郑伯克段，表面上是郑国内部君位之争，而自王法而言，内部君位之争虽然是乱象，君位正不正才是首要的。因此，对于郑国的治理，其君位之合法性是第一位的，而郑伯克段内部君位之争反倒是第二位的。君位之合法性，便来自于合法地接受天子册封。这是王者治郑的法理依据。

治乱，乃见王者。春秋经对郑国的治理，完成于郑国另一起君位之争。

桓公十有一年，经：九月，宋人执郑祭仲。

传：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在这次忽、突争立的郑国内乱中，春秋经借祭仲行权，实现了对郑国的治理，矫其国体以归于正。祭仲行权，首存其国，“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存国，王者之事。祭仲行权，以见王法施于郑国。至于忽、突争立，其内政而已。

春秋“大一统”为天下之本，“大居正”为一国之本。先“大一统”，而后可言“大居正”。能治郑之枉法，然后可见王者。王者之道，贵在能一之，一则天下莫能破。一以治之，其理自明。两之则惑，三之则参乱。勿谓天下无王，春秋善能变，若乎鲁一变至于道，能一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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