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经之路

作者：刘怀岗

来源：作者赐稿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初六日己丑

          耶稣2022年4月6日

算下来，我学经前后有十五年时间了。不过至今我也不清楚我为什么是对经学感兴趣，事实上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衹是在十八年前从地摊上买的一套四书五经上读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一句，深感中国文化如此高深，为何却无人传承，由此纔从一个营销人员走上了儒学的道路。

我学经，往往不能浏览式阅读，一定要一句句甚至一字字过，所以有时候一天衹能读一两句。在前些年网络不发达的时候，一本康熙字典就是必备工具书。而这种方式，也使得我形成了边读边记录所得的习惯，所以我的笔记往往是类似注经的形式。

最先我是以这种方式读论语，然后及四书。后来进入五经，诗、书、易都下过这样的工夫，春秋是后来才敢读。至于礼，则基本上没下过工夫（注：本文写于两年前。目前我正在学仪礼经）。

四五年前，由于考虑到蒋老师所编的经典诵本不能出版，遂思考以白话文的方式将十二册经典诵本疏解一遍，以便可以重新出版。不料当面对第一本第一篇的孝经，便令我越思考越不敢下笔。虽然我以前没研读过孝经，但是孔子有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由此我知道孝经是至高至重的经典，所以当时我便不敢下笔，此事便搁置下来。此后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便一直在思考孝经的大义所在，渐有所得。春秋是拨乱反正的大法书，孝经则是经纬天下的大法书。按今天的话来讲，孝经便相当于最高宪法。而孝经的法理，完全来自于春秋义理。可以说没有孝经，春秋之道便不完备。可惜自古以来儒者对孝经不甚重视，以至于今天人们都仅仅是把孝经当作儿童蒙书来看。孝经是如此重要，我计划把孝经放在最后来注。

三年前，我依据前面读经的记录，整理成大学学记、中庸学记。在整理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将春秋的思路运用在对大学、中庸的解释上。大学学记、中庸学记是以注的方式写成，不过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在注经，因为也不敢当注经。到了诗经的时候，我从邶风开始动笔，完成邶风草稿后再回头从周南开始，才有了注经的想法。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诗经注，我今后的方向也明确了，便是注经，我有这个信心。复兴儒教，复兴经学是重要且基础的环节，所以注经的意义应该会很大。

注诗经，对于我来说，是经学学习的一次质的变化。因为我从注诗经的过程中，发现了以前不曾思考过的问题，明白了曾经思考过但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理清了经学上的许多条理。如果不下工夫注诗经，我是不可能对文王之道有亲临其境的体会，也不可能明白周公的制礼作乐是怎么回事，更不可能对天道、庙制的重要性及结构性有所了解。

「关雎」，文王得太姒也。「鹿鸣」，文王敬贤也（文王得众贤也）。「文王」，复古更化，昭明天命也。「清庙」，祀文王之歌也。学「关雎」，可以知文王所以圣。学「鹿鸣」，可以知文王所以王。学「文王」、「清庙」，可以知周公所以制礼作乐，天下以平。同时，「关雎」又是夫妇之道，「鹿鸣」又是君臣之道，「文王」又是更化之道，「清庙」又是宗天下之道。没有「关雎」之关关，则不可能有「鹿鸣」之呦呦。而没有周公，周室也不可能实现由家天下向公天下的转变，也不可能建立损益二代的儒教体系——前者是更化，后者是教化。周公以文王配天，实现了复古更化；以建立文王之庙以及四国助祭制度，实现了宗天下的儒教教化。至于后世礼乐如何崩坏，诗经也是条理清晰。由此可见，诗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孟子将诗与春秋并列为异世治世之经，良有以也。

继诗经之后，我原计划注易经。由于我在深圳想办一个读经小组，同道说先读春秋，因此我现在在注春秋。对于春秋，我是坚持不读他传，以免影响对公羊义理的理解。与以前不同的是，说文等字书对春秋经基本没什么帮助。对春秋的理解，各条义理需要紧扣王道这一大义来展开。并且对春秋经的理解，基本上衹能以何注与春秋繁露来作参考，对比下来，在义理上春秋繁露要优于何注。对于二百四十二年历年的事件一一梳理下来，春秋的义理会非常清晰。一一梳理，就是经学的格物功夫。

春秋经的读书会没能坚持下来，这段时间我在另一个小组讲大学（注：在读经小组上已讲完大学、中庸，至今一直在讲春秋）。无论是大学，还是诗经，春秋义理都是我的解经依据。最近由于我在注经功夫上的深入，对于经的理解也更加深入了。

现将我读经、注经的主要思路总结如下：

一、蒋先生的王道说、三才说，是读经、解经的最根本依据；而历史文化说则是指明了经学的行进所在。王道三才说、历史文化说，构成了我的经学的基本家法框架。

二、孔子身后的先秦诸儒，所传之道不离春秋之道，所以我用春秋义理作为注经的主线是自然而然并且应然的理路。孔子思想，尽在六经，而六经皆孔子周游不遇后，晚年回到鲁国之作。所以在六经中，并不存在孔子早年思想与晚年思想的区别，六经均是夫子在同一时期删述而成，区别在于春秋孝经是受命后作，而诗、书、礼、乐、易是在受命前作。所以，夫子在整理诗书礼乐的过程中，实际上已贯穿了其春秋经的思想，特未受命不敢作春秋而已；既受命而作春秋，则六经思想是一贯的。由此可知，孔子身后的先秦诸儒之书，其思想皆不离春秋之道，比如大学、中庸，就是对春秋义理的落实之道。

三、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子不空言，所以解经也不能空言，需要依托于具体历史架构来解。蒋先生的“历史文化说”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延续。所以，先儒书写，都会有一个在当时来说不言自明的历史架构背景，这就是宗族架构，由此纔有尊尊、贤贤、亲亲之义。所谓的王道依于此，大学的修齐治平也是依于此。脱离了这种具体的历史架构来理解经，就容易流于空虚，也就做不到经世致用。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蒋先生的思想为什么一定要有太学监国、虚君、三院制等具体架构的安排，因为这是孔子精神、春秋精神。

古代的儒教，是依托于庙制的；而儒学则是从庙制礼义展开的。由庙制而有大宗、小宗系统，而有君臣上下架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礼记中所记载的，为什么夫子与弟子不厌其烦地探讨礼制了，因为庙制、祭祀制度，才是政教现实架构的根本，也才是儒教的基础建筑，也才是儒教的根本道场。不了解这些，恐怕也就很难真正理解经学。至于结合到当今，宗族架构荡然无存，儒教当何为，恐怕答案还在六经。

我原来并没有打算用心学习礼经，明白了这一点，礼经是必须学的。

今天因米湾兄与广毅兄提出大学相关问题的讨论，而思及此，遂草成文字。

刘怀岗 于深圳

庚子岁（西暦2020年）十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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