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是如何看待战争的

作者：刘怀岗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二月初四日戊午

          耶稣2022年3月6日

讲授春秋

春秋经的战争观，总结起来就三点：

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二、修文德以来之；

三、如果兴师，以服人为主，对方服则当引兵而去，不可进一步推向战争。如果必欲一战，则善偏战，恶诈战。

先说一下春秋经中关于“中正”、“正”、“义”这三个重要法则。中正，就是既中且正，是春秋经的最高法则。中，指符合先王之道。正，指合乎礼义。义，指凡是维护“中正”与“正”两个原则的一切事功。

对于中正，春秋衹在一处明确提到，就是反对鲁国实施“初税亩”。

宣公十有五年，经：初税亩。传：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这段传文，两次提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意在强调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才符合先王之生生道，才是中正之道。

此外，未明确讲的，但也是属于中正的经文，比如“元年春王正月”，是大中至正。

关于正、义，传文各有数处提到，分别从不同方面体现义理，兹不具举，下文论及关于战争原则时会讲到。

下面说春秋战争观。

第一方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这一条重在强调正，就是师出必正。尊王是春秋经的基本义理，所以，凡不是发自天子、或未受命于天子的战争，均为不正。春秋经所记，虽有周天子，然而已经是“有而无益于治”，不能行征伐。但经中所记载由周天子发动的战争，即以正书之。

桓公五年，经：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传：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

蔡、卫、陈三国能从周桓王行征伐，合乎礼义，为正。其余非出自天子之命的战争行为，皆为不正。

另外，春秋把二王后当作副王看待。就是说，当真正名义上的王不能行使职权时，副王可以行王事。

僖公二十有八年，经：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传：畀者何？与也。其言畀宋人何？与使听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恶也。其甚恶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曹国数侵他国土地，晋文公以伯讨，把曹国非法侵占的土地还给各国。因为当时的周天子出居于郑，不能行使天子职权，所以就把曹国国君交给宋国进行审判。正是因为宋国是二王之后，法度所存。

又比如，诸侯娶女，则二国往媵之。至于宋伯姬，则三国往媵之，这是天子之礼。

既然视作为二王后的宋国为副王，那么，当宋国能行道时，便视之如同天子征伐。

僖公二十有二年，经：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传：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春秋经中，楚为重要的夷狄之国，不仅僭称王，而且数犯中国，屡为不义。春秋所讲的“夷夏之辨”，主要对象就是楚国。齐桓公去世以后，楚国趁机图中国。宋襄公以礼会之，楚反而无礼执之。于是宋襄公与楚相约而战于泓。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宋襄公均能行王师之战礼，故春秋认为这是一场正战。并且在春秋无数次的战争中，唯一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除了由天子发动的战争外，春秋对于非天子之战，然而具有王道义理的战争，也是给予肯定的。主要体现在齐襄公大复雠与齐桓公服楚两次战争中。

庄公四年，经：纪侯大去其国。传：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雠也。何雠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雠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今纪无罪，此非怒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则纪侯必诛，必无纪者。纪侯之不诛，至今有纪者，犹无明天子也。古者诸侯必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然则齐、纪无说焉，不可以并立乎天下。故将去纪侯者，不得不去纪也。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

这本来是齐襄公灭纪国的战争，但因为齐襄公讨伐纪国，是以大复雠的名义，义正辞严，春秋以为“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所以对于这场战争，春秋给以肯定，在经文的断辞记载中，看不出任何战争的痕迹。

僖公四年，经：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

传：溃者何？下叛上也。国曰溃，邑曰叛。

经：遂伐楚，次于陉。

传：其言次于陉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经：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传：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也。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与桓公为主？序绩也。

这三段经文，记载了齐桓公服楚的过程。虽然经文有侵、伐字眼，但强调的并不是战，而是“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春秋经以正战给予肯定。

以上所述，是春秋关于战争的第一原则：正。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春秋是制度之经，不是纯义理之经。如果单纯讲义理，具体到现实中，是很难落实的，即便落实了也难以服人。这就是现实中各国谁也不服谁的主要原因。然而春秋不空说，讲义理必落实在制度上，就是说必须让义理有所着落。具体到正这一条，就是把正这一义理落实到具体的天子身上，这才可以服人。所以最终的裁判在天子之朝，就是这个道理。后世以春秋为裁判依据，也是这个道理。

正战以外，还有义战。诸侯之间有相救之道，所以，当诸夏被夷狄侵犯时，诸侯之间有相救之义；当一个国家有绝世之忧时，诸侯有相正之道。

庄公二十有八年，经：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邾娄人救郑。

此条所记，属于义兵。

僖公十有八年，经：春，王正月，宋公会曹伯、卫人、邾娄人伐齐。

齐桓公去世，竖刀、易牙作乱，致齐桓公久不能下葬，齐有绝世之忧，所以宋襄公兴义兵伐之，属于义战。

春秋经战争观的第二方面：修文德以来之。

这一条强调以德服人，反对一切以武力威胁的行为。对于列国之间的战争行为，春秋极度厌恶。特别是灭人之国，春秋经在一开始就定了调，以大恶之罪论之。

隐公二年，经：无骇帅师入极。

传：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鲁国的展无骇帅师灭了极国，这是大恶之罪。春秋给予展无骇最严厉的处罚：贬去其氏，也就是褫夺其世族。这一条断辞，是整个春秋对战争特别是灭国定下的基调。

隐公五年，经：宋人伐郑，围长葛。

传：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彊也。

隐公六年，经：冬，宋人取长葛。

传：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久也。

宋国无道，恃己之彊，围困郑国的长葛长达一年之久，最终取之。不仅是对郑国的不义，而且是对其本国人民的不仁。一个国家政治最主要的方面，就是生民。所以先王之道，必须要求使民以时，不可耽误人民生计。实在不得以需要兴师动众，也不能超过三个月。宋国把本国的人民充军在外长达一年之久，显然是有违生生之仁的。对此，董子有深刻的论述：

“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春秋之所善也。”（「春秋繁露·竹林」）

庄公三十年，经：秋，七月，齐人降鄣。

传：鄣者何？纪之遗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尽也。

齐国灭纪以后，原属纪国的一些城邑不服齐国，没有归顺。齐国因此通过武力收服。这段经文记载了齐国收服原纪国最后一个遗邑的事。因为事情发生在齐桓公身上，就采用为贤者讳的手法，认为以桓公之贤，应该是以德服人，对方心甘情愿地来降，所以在辞文上改“取”为“降”。传文更以“尽也”来表达对纪国遗邑被武力征服的同情之心。

昭公元年，经：三月，取运。

传：“运者何？内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听也。

运本来是鲁国自己的城邑，因为叛乱而鲁国兴兵平乱。何邵公对这件事的评价是：「不先以文德来之，而便以兵取之，当与外取邑同罪，故书取。」就是说对于叛乱，也应该先施以文德，而不是动辄以武力。所以在经文的断辞上，用了“取”这一罪名。

总之，春秋的基本态度，必须是以文德服人。毕竟战为凶事，一旦启动战争，必然造成人民的伤亡，属于不仁的行为。所以孔子对于战争持非常慎重的态度。论语说：“子之所慎：齐，战，疾。”又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与春秋是一贯的。

春秋经战争观的第三方面：如果兴师，以服人为主，对方服则当引兵而去，不可进一步推向战争。如果必欲一战，则善偏战，恶诈战。

这就是说，必须要能随时止战，以尽可能避免有所伤亡。即使要开战，也必须以符合礼义的方式开战。

庄公二十有八年，经：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

传：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故使卫主之也。曷为使卫主之？卫未有罪尔。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未得乎师也。

齐桓公行伯道，而会诸侯，当时卫侯没有出席，齐国便兴兵讨伐卫国。春秋经书写的条例，侵伐都不会写具体的日期，而此次齐人伐卫却标明甲寅这个日期，是因为齐师到达卫国的当天就开战，实属无礼。用兵之道，是兵临对方城下，要先行责让，给对方时间。对方屈服了，就应该撤兵以止战。如果对方不服，再开战。而齐人在到达的当天就开战，显然是鲁莽无礼。卫侯没有出席大会的原因，是因为新有国君之丧，新即位的国君不可以背殡参会。卫侯的行为符合礼法，齐桓公的行为实属无礼。所以，对于此战，齐是主动方，卫是被动方，但经文书写作“卫人及齐人战”，而不是“齐人及卫人战”，就是对齐国非礼发动战争的贬抑。

宣公十有二年，经：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

传：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曷为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庄王伐郑，胜乎皇门，放乎路衢。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曰：「寡人无良，边垂之臣，以干天祸，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使帅一二耋老而绥焉，请唯君王之命。」庄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庄王亲自手旌，左右撝军，退舍七里。将军子重谏曰：「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今君胜郑而不有，无乃失民臣之力乎？」庄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则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详。吾以不详道民，灾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则晋师之救郑者至，曰：「请战。」庄王许诺。将军子重谏曰：「晋，大国也，王师淹病矣，君请勿许也。」庄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令之还师而逆晋寇。庄王鼓之，晋师大败。晋众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庄王曰：「嘻，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还师而佚晋寇。

这条经文所记载的，是楚庄王伐郑，晋荀林父前往救郑。然而郑国已服，楚已引兵而去。君子的出发点是能不战就尽量不战，以免伤民害命。晋师的目的是为了救郑，而郑难已解，荀林父也应该及时止兵，引兵返回。但荀林父仍然求战，导致惨败，晋国士兵死伤无数。经文断辞，认为晋荀林父无礼，并且应该承担一切罪责。

至于偏战，指的是战争之礼，应该等双方都排兵布阵完毕，才能擂鼓开战。双方兵阵各居一偏，所以叫做偏战。偏战是符合战争礼义的，而对于不能行偏战的，都属于诈战。春秋尚正不好邪，所以对一切诈战都采取讥贬的态度。

由于偏战的方式，是双方先约好日期进行决战，所以春秋经对偏战的记录方法，就是写明具体日期，诈战则不写日期。偏战的具体例子，就是前面所举的宋襄公泓之战，其传文详细介绍了偏战的礼义。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另举偏战及诈战的例子。

春秋讥贬诈战，更是视长途奔袭为夷狄之行。

僖公三十有三年，经：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

传：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曷为夷狄之？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风雨者也，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郑商也。遇之殽，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晋人与姜戎要之殽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称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轸也。或曰襄公亲之。襄公亲之，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君在乎殡而用师，危不得葬也。诈战不日，此何以日？尽也。

秦伯轻其民而千里袭郑，过晋不行假涂之礼，反被晋人伏击，致其兵民陷于死亡。所以传称：“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

桓公七年，经：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传：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

春秋经严禁用水火作为战争攻击手段，因为水火属于“大规模杀伤武器”，一旦施用，就难以禁制，对人的伤害极其严重。凡用水火作为战争手段的，都为大恶。鲁国用火攻邾娄的咸丘，非常不仁，属于大恶。

总之，先王本着“生生之谓道”的大仁精神，一切举措皆以生人活人为准。战争必然造成对人的伤害，哪怕死一个人，也是恶。所以春秋对战争的态度相当严格。天地之间，不管他是哪国人，都是天地生民，绝对不可以轻易致任何一个人于死地。

庄公三十年，经：齐人伐山戎。

传：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齐桓公伐山戎，迫杀之太甚，所以春秋贬去其爵，只称齐人。即使是夷狄之人，那也是活生生的天地生人，不可杀之。

那么，对于别国施加的威胁应该如何对待？严加守备，敌人来犯则将其驱赶出境，如此而已。过此则于己民为不仁，于彼民为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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