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所说的改制指什么

作者：刘怀岗

来源：作者投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二月廿四日戊寅

          耶稣2022年3月26日

改制，是春秋经所提出的恢复王道、重建王道的思想。春秋经是王道之书，同时也是改制之书。所谓的道，指的是顺天应人的常道、恒道，是百王不易之道，如“大一统”继天奉元以养成万物，就是常道，仁义礼智信也是常道，不可以因爲改朝换代而有所改变。而制，指的是每一朝代爲了贯彻落实王道而制定的成法。具体地说，是新的王朝在前代乱世的基础上，爲了革除乱世之弊所制定的成法，如殷承夏弊，就必须改制作新法，以保证王道得到更新；周承殷弊，也必须改制作新法，诗经所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指的就是周承殷弊而改制立法。至于夏之法度，是禹继承尧舜之典，并非承乱世而兴，便无需改制。论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就是说尧舜二帝之道尽善尽美，而夏商周三王之道尽美而不尽善，各有其弊，因此，新王兴起，就必须通过改制来革除旧弊，从而建立新法。由此观之，改制与行王道并不矛盾，改制是爲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建立王道，以更好地行王道。

三代之道，各有其特点。董子说：“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然而，法久必弊，产生弊端就得进行改制，以革去其弊端。太史公指出：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救之以敬；殷政尚敬，敬之弊鬼，故周救之以文；周政尚文，而文之弊薄，故春秋救之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这是三代改制的大概。所谓的忠之弊野，野就是鄙野不知礼义，缺乏文明；敬之弊鬼，鬼就是专事鬼神而怠弃人事；文之弊薄，薄就是寡恩薄情，好以巧诈施人，巧诈不行则加以战伐。野、鬼、薄这三类弊端，基本上概括了历史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必要革新的现象。而革新弊端，就需要通过改制来达致。

春秋经当一王之法，继周之乱世而兴，因此，也必须经由改制，才能建立新的王道。然而，春秋经的改制与三代改制有所不同，三代改制均是针对前代之弊而治，以作新王之法，而春秋经的改制，则是直通尧舜之道，以爲万世立法。

哀公十有四年，经：春，西狩获麟。

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获麟大之也。曷爲爲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来哉？孰爲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爲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爲，亦有乐乎此也。

孔子获麟受命，乃作春秋。此条经传是春秋经的最后一条记录，也是孔子作春秋改制思想的集中体现。“君子曷爲爲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爲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爲，亦有乐乎此也。”“拨乱世，反诸正”，就是改制。然而何者爲“正”？这在春秋经中是个重要的问题。经传指出，孔子作春秋，并不仅仅是效法三代的方式进行拨乱反正，而是“乐尧舜之道”，跳过三代直接上承尧舜，以图恢复尧舜之治，从而将尧舜之道传给后世，“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如此说来，孔子作春秋，所要恢复的就不止是王道（三王之道）了，更是帝道（二帝之道）了。

子曰：“大哉，尧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子曰：“无爲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在论语中，孔子对尧给予了至高的评价。尧之道则天，爲大（至尊）。舜继尧之道，又从而光大之，所需做的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因此可以做到无爲而治。而禹变尧之道，开启三代世袭之治，所以孔子说“吾无间然矣”。由此可见孔子对帝道的向往之情，而将变三王之道以归二帝之道。

然而，礼以时爲大，孔子之道，志在尧舜，亦博取三代之精华。

颜渊问爲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孔子回答颜渊问爲邦，就是博采尧舜及三代之道。这个回答，详细阐述了孔子的改制思想：制礼的原则应该因袭，所以博取三代之长，此卽改制；作乐的原则应当致虞舜之功，恢复、成就尧舜之民；同时在制度上需要有限制“郑声”与“佞人”的机制，避免王道被人爲破坏（文中凡提到“王道”一词，如果不是与“帝道”对举，均是包含“帝道”之意，卽“王道”与“帝道”统称“王道”）。

关于制礼作乐的原则，董子述之甚详：“制爲应天改之，乐爲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这就是说，制礼与作乐是有所不同的：制礼是爲了顺应天命，革除旧命卽可着手制礼；而作乐则必须在王功告成以后，也就是人民经过新王之化，普遍接受新王之治，又重新回归王道生活，从而内心乐于新的王道，这时才可以作乐。

在孔子回答颜渊问爲邦的思想中，“行夏之时”，是继天之道。夏时以寅月爲正月，在子、丑、寅三正中最爲天地之正，符合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与帝尧“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宗旨最合，所以孔子改制，将“行夏之时”作爲对天道的继承。“乘殷之辂”，是利用之道。殷人善用辂车，以往来交通，使天下互通有无，因此说“乘殷之辂”。易经系辞说：“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圣人作舟车的目的，便是引重致远，以济不通，以利天下，这正是利用之道。利用以厚民生，因此，孔子改制，以“乘殷之辂”作爲对地道的延续。“服周之冕”，是教化之道。冕是周代大夫以上所服之冠，也就是指爲政者的礼服制度。爲政者，具体指春秋经中所责备的君与大夫，承担政教使命者。周代的礼服制度，最能体现礼义之道，服之爲礼行事，则从容中道，从仪礼经中所载的各种礼便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孔子改制，取周礼之“郁郁乎文”者，以“服周之冕”作爲对人道的发扬。“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就是孔子作春秋当新王，监于三代之礼，所改之新制。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改制的思想，无论是用“行夏之时”以体现合乎天道运行规律之天道，还是用“乘殷之辂”以体现利用厚生之地道，以及用“服周之冕”以体现教化襄赞之人道，其实就是春秋经大一统“继天奉元，养成万物”之道。

至于作乐之道，则是要求新王所致之功应当如舜所致之功，回归帝道，再造尧舜“无爲而治”之民，因此说“乐则韶舞”。董子说：“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也就是说，乐不可以人爲而作，也不是用于自我歌颂，而是王功治理有成效，真正回到王道上来，才可以作乐。“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舜之功能昭大尧之业，而民乐之，才有韶乐。乐是应人而作，那么，“乐则韶舞”，不仅意味着新王应当致舜之功，而且要求新王之道能恢复尧舜之民。这样的圣世之治，大体如董子所描写的，在上者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藉；教民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民家给人足，民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民修德而美好，耻恶不犯，囹圄空虚；王者端冕盛服，郊天祀地，奉事先祖，率民以报德，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

“放郑声，远佞人”，是预防王道之制被人爲破坏的机制。郑声，指乱世的倾向及相关行爲。佞人，指以非先王之道惑乱君心之人。之所以说郑声是乱世之声，是因爲郑国是周代诸侯中第一个背叛王室者。在西周的时候，本来并无郑国，郑衹是西周畿内的封邑。当周幽王的时候，郑眼见王室无望，不思匡正王室，而是思考自己如何趁机立国以图生存。于是往东方消灭了十个小国，占领其地盘，建立了郑国。郑以非天子命自立爲诸侯，开启了诸侯自封的恶劣先河，因此，孔子以郑声指代乱世之声。正是因爲郑以非义立于不正，后之郑国亦始终左右于中国与强楚之间，以爲“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至于佞人，则指一切不学之人。依礼，君衹可与大夫爲礼，非大夫则不得近君。衹所以如此，是因爲大夫的责任是大扶正君，不具备此资格者便不得近君。大夫的资格，在孝经对卿大夫之孝的要求中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也就是说，卿大夫承担守护先王之道的重任，必须深明于先王之道，必须“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必须“存天理而灭人欲”，无私奉行。衹有符合此严格条件者，才可以近君身，爲君谋。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爲？”就是对不合格大夫的批评。倘若君不自重，近非其人，则虽见弒而春秋不恤，“阍弒吴子余祭”是也。

制礼、作乐、远恶，是孔子改制思想的三个方面。制礼因袭于三代，择其善者而从之。作乐直绍虞舜，再造尧舜之民。远恶以乐贤，永葆先王之道。在春秋经中，“西狩获麟”寓含了孔子作新王改制的思想，而对改制的具体落实，正是从“大一统”开始的。

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节略）

春秋经以“大一统”立五始，系万端，立天下之大本，制天下之大经，便是春秋经的改制。而春秋经的作乐，则是经过二百四十二年，历三世十二公，王道大备之后，方作于“西狩获麟”。董子说：“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春秋经改制于始，作乐于终，用心之深，历时之久，自然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完成的，因此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大一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三代政教回归“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的根本，也就是书经所讲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才是政教之所以爲政教的本质。因此，春秋经更重视“文质再复”，以将三代之末，也就是春秋时期的文薄之弊恢复到尧舜之道的根本上来。而“大一统”就是“文质再复”的根本之道。董子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一，就是尧舜之道，也卽天地之道。

回归尧舜之道的本质，并非弃三代之文而不用。三代之文，尽美之处，就是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道。人文，是参赞天地化育之人道。三代之文尽美者，成于周公。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郁郁乎文”的，就是化成天下的人文，就是周公所制礼作乐，因此，孔子取“服周之冕”。然而，文久必弊，因此，孔子之道，是将“服周之冕”与“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合系于“大一统”，以求“文质彬彬”之道。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过于强调质，采取任其自然的态度，便会堕落至鄙野而少文明的状态。过于强调文，而忘记本心本质，那就会脱离实际，与经世致用之道相违。圣人之道，本是参赞化育生生之道。而周公所制礼作乐，历经数百年，爲政之君臣渐行渐远，最终脱离实际，将“爲政厚民”之道沦爲“爲政谋利”的手段，久而以至于居上者骄奢淫泆，居下者放僻邪侈。然而“人文”终究不可弃，衹有“文质彬彬”，才可以拯救“人文”。

春秋经之作，打破了人们所认爲的尧舜旣远，其道不可复的悖论。春秋经指出了复尧舜之道具体而明确的路径。因此，欲复尧舜之道，不可不尊春秋。遵春秋而恢复尧舜之道，就必须经由改制。

改制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复古更化”。复古，就是复道，就是复尧舜之道。更化，就是更改“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现状而进至于王化。衹有复古更化，才可能建立长久之道。若爲治不任德教而任刑罚，不仅非长久之计，而且会造成上下劳形终日手忙脚乱也无功的结果。最后是法愈密而民愈怨忿，整个社会就像蚕结茧一样，被繁刑芜法给包裹起来，上下皆失去自由，了无生趣，死气沉沉。关于任刑罚的弊端，董子早已指出：任刑罚之政，是“诛名而不察实，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爲了建立德教根本，春秋经之治道可谓非常绵密。何邵公说：“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卽位，以诸侯之卽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春秋“五始”相承相资，同时底定，才算是完成了王道的初步。然而“五始”的形成，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确定的，最开始衹确定了前四始，也就是元年、春、王、正月；最后一始，也就是公卽位，是经过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五世之后才确定的（前五世并不是没有君卽位，而是虽然卽位，但未合王道，所以春秋经不予认可，因此不予书写）。而“公卽位”所对应的，就是现实中的君位，也就是一个国家最高的位置。爲什么君卽位要放在五世以后，这还是要回归“大一统”的宗旨，也就是“继天奉元，养成万物”。也就是说，“大一统”不是爲了君，而是爲了安顿天下之民，乃至万物。然而现实历史之中，历朝历代的爲政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以维护旣得之君位爲第一要务。自古以来口口声声相传不息的，就是不能忘记历史，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然而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往往是如何保证不失君位，而不是回归王道。而爲了保证君位不失，便必须严刑峻法，任刑罚而轻德教，津津于“霸王道杂之”之术。这便是尧舜之道、春秋之志一直难申或申而不远的原因。须知，孔子不将春秋作爲史书，而是制爲经书，以“大一统”爲历史现实之开端，便是要明示后人如何从历史的迷途中回归正道。因此，从“载舟覆舟”的角度来借鉴历史，出发点就不正。借鉴历史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经验中回归正道，复兴王道。而兴王道，便须经由改制，便须迈出复古更化这一步。

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董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世复古更化的必要性。谨列举几段：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爲德，阴爲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爲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爲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五者脩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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