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及相关材料来看,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人性的先天情感和后天学习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人一出生就处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之下。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家庭关系,这说明人天生就具有孝悌等情感,这也是实现仁的前提和基础;但仅仅具有这种先天情感还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成就···
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
炎帝神农文化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为何能成为两岸同胞的重要情感纽带?近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朱建军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位于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为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世称“中华第一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祭祀黄帝陵已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一年一度清明节将至,寻根问祖、慎终追远,以“同根同祖、中华共祭”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成为乡愁的寄托。台湾民众跨越海峡前来伏羲诞生地甘肃天水,甘肃天水亦组织伏羲文化交流团赴台参祭,已是有来有往。
理性止步的地方,爱还能清醒。所以关键就是说爱怎么理解,它只是一种原发的情感,还是说情感里面已经包含了终极的真理,就刚才我们说的神秘体验,往往就说你感到你达到了一个终极。这是一点感受。
作为第一代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在受造感中感受到了人的有限性,而与神圣者的无限性区以别,故主天人相分;但人又正是在受造感中觉悟到永恒的神圣者,进而依赖神圣者,故又主天人合一。通过开发人之心、性大能,人可通达于天,且使天成为了道德性存在,而不使天物化或虚化;同时,亦使心、性具有神圣性,而不是一种心理学之物质存在。心···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先后完成《汉语大字典》(徐中舒主编,与湖北学人合作)、《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儒藏》(舒大刚总主编)、《儒学文献通论》(舒大刚主编)、《中国儒学通案》(舒大刚、杨世文主编)、《朱熹文集编年评注》(郭齐、尹波编注)等大中型成果
黄宗羲尤其坚定气一元论的立场,重新理解“理”“性”“心”等概念,认为理为气之理,性为心之性,心为气之灵处,又从气之灵处即恻隐羞恶等心言性善,以习解释恶之来源;反对程(程颐)朱理学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四端孝悌为用的看法,认为仁义礼智因四端孝悌而后有。
透过美德伦理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互动诠释,作者形成了一套有体系的儒家美德论,即从伦理上的“以直报怨”“正曲为直”,到法律哲学中的“康复论”,再到正义论中的“关于美德之正义”,再到政治哲学中“儒家国家完善论”。
2023年2月三年大疫去,重拾此書,想以一個編輯的严苛視角,校正正文與集釋,以字字斟酌不放過之原則讀第二遍,因書體厚重近七百頁,加之要復核《集释》所引文獻,故此次重讀,恰似跋山涉水、翻山越嶺,至4月初方讀畢。
作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蒙培元先生一直关注于儒家宗教性问题。他既继承了其师冯友兰先生以“天”为宇宙大全及对于以“天地境界”为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追求,也继承了港台新儒家亦人文亦宗教的讲法,由此推陈出新,提出独特的儒学自然宗教说,在现代儒学的发展中独树一帜。
张载言“太虚即气”,针对当时思想界对太虚的普遍理解,亦针对前代经学与佛老思想,特别是认为佛老的思想模式会陷入“体用殊 绝”的状况,张载认为太虚就是气,但其特征是“至虚之实”“至静之动”,因为至虚之中含有至动,太虚必然会转为有形之物,有形之物也必 然会复归太虚,而万物复归太虚之后,也就具有了全新的、无限的可能性,体和用密···
从勉斋先生黄榦诠释《中庸》所用的哲学范畴“体用”入手,比较勉斋与朱子解《中庸》方法论之异同,考察勉斋中庸学学术见解,进而帮助今人理解中庸之道,可以进一步认识勉斋在传承、弘扬朱子理学方面的贡献。
我把儒家思想的“天地君亲师”概括为四重共同体:“天地”是“自然共同体”,“君”是“政治社会共同体”,“亲”是“血缘人伦共同体”,“师”是“文化教养共同体”。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四重共同体来生活,儒家重视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恰当互动关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首提全球文明倡议,他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十分重要。
与“精神人文主义”相对的,是这样两种既有的人文主义:一种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一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即“科学主义”,实质上是指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换言之,精神人文主义具有这样两个思考维度:一是精神的内在性与物质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性的凡俗性。
在三分法视域下,完整的道德学说既有智性,又有仁性,由仁性提供动力,其学说才能有活动性,这就是“道德动力学”。朱子学理的问题正在于此,由于对仁性体悟不透,仁性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致使整个学说缺少动能。虽然有此缺陷,但朱子所言格物致知蕴含着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的内容,又有很强的合理性,在儒学“一源两流”的总体格局中有···
许多学者根据孔子“不隐于亲”的评价,认为儒家主张只有攘羊这样的小罪可以容隐,而受贿枉法这样的重罪不可以容隐,并把后世法律中谋反等重罪不可容隐制度的渊源追溯至此。然而此观点所依据的是两个独立案件结合成的孤证,忽视了先秦儒家在解决道德两难困局时思维的复杂性。
在孔子的逻辑次序中,就算作为道德内核的“仁学”,构成了他念兹在兹的重点,然而,相对于构成了出发点的“认识”而言,它仍不具备学理上的优先性,仍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仍要被限定在认识边界之内,所以无论如何,它本身也都并不足以构成“本体”。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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