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绿树婆娑的北京大学校园,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专门就“价值观”同青年学子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用“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来形容青年养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青···
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奠基于他的“心即理”的哲学观,以及六经乃“吾心之记籍”的经学观,其解经学反对像朱子那样在解释“文义”上用功,而代之以在“心体”上体当,认为凡“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可以随心所欲地被重新解释,毋宁说王阳明的解经学旨在“求是”,他用“求是非”的内在理解标准来代替曾经十分流行的“论异同”的外在标准。
中国文化“重智”的一面在先秦名家有突出的表现,其主要标志在于“物”观念的独立及与之相应的“名”的独立发展道路的开辟。因此,儒学中“知性”要素的发展有赖于扬弃“人贵于物”的传统立场,进而正视“物”的观念,而这一设想在儒学的根柢层面是可以找到根据的。
「智」德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独特,智不仅是连接仁、义、礼的纽带,而且正是它把仁、义、礼都藏在自己之中,这就是朱子著名的「智藏说」。在朱子看来,「知」与「智」是有区分的,认知是起点,智德是归宿,「智」是一种「知人之智」,是一种比知识更高的实践智慧,是一切行为的指南,可以贯通上下、沟通天人。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可接受性,《论语》无疑是最佳选择。将《论语》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能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而且《论语》所折射出来的古人智慧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
齐鲁大地,孔孟之乡,这是山东人最自豪的文化光荣和历史光荣。如果你思考这个地方历史上为什么能够产生那么多的圣贤,为什么它成为儒家的福地和龙兴之地,为什么孔孟之乡的人民多耿直豪爽,那么,这好像需要一种发生学的思维来理解一个地方的传统。
现有材料来看,春秋时期对于人性的讨论大多是在政治视野下进行的,即从君民关系的角度予以探讨。因此,春秋时期的人性论并非着眼于“性”本身,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视野下的“民性”论有其局限性,这既是孔子之前人性论的主流,也是孔子人性论思想形成的前提与基础。
在上一篇中,韩建业教授指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6000前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这与人们所熟知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何关系?“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对中华文明有何影响?
祖籍江西婺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的朱熹,是中国宋朝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儒学集大成者,世人尊称为朱子。朱熹及其门人后学创立的朱子学,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还跨越民族和地域,传播至许多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影响力和时代价值。
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项重要全球倡议。
2023年3月24-26日,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办、中国文化书院作为学术支持、三智书院承办、晨星项目特别资助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七届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心理学高峰论坛成功举办。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宗教学教授,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三智书院院长徐小跃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主旨演讲,今天,小编与您分享其中第一部···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三代”以来所传递的“均平”理想值得我们关切思考,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结合,中国理应发展出新时代的“义利之辨”,由此形成中国之于现代化的道德尺度,以提醒我们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团结奋斗,迈向新的阶段。
2015年,安徽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早中期楚简(简称“安大简”),数量较多、保存良好,是先秦文献的又一重大发现,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具重要价值。
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现在对强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和毁灭人类的担心,可能带有西方文化的偏见。但是以孟子对人之为人的理解来养育类人之存在,也有其问题。在应对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挑战上,我们应该加强的,恰恰不是创造性教育,而是死记硬背和应试教育。
《汉书·艺文志》绝不只是一篇目录学著述,而是一部典型的儒家思想文本,对于秦汉以来的帝制儒学的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当时正处在帝制儒学的形成过程之中,而《汉志》的儒学正是典型的帝制儒学。
2023年4月3日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办的“历史与真理”——人文博雅高端讲座青年学者系列第一讲,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现场做了题为“以沃格林的视角看早期中国文明的生成与转型”的学术讲座,文史部全体教员以及部分研究生、在校学员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交流深入。
在沃格林看来,中国思想从未完成对宇宙论的突破,即“神性根基”未在超越与开端两个方向显示自身。与之相反,在牟宗三的哲学史书写中,宇宙本体论恰恰指向了对宇宙的超越。然而,在宋明理学中,作为对紧凑宇宙论的突破,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导向对开端的探问,也没有对超越之创造者的寻求。道之体用所表达的“实在之过程”与以终末论为标志···
要将实践哲学视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真正彻底地重新理解和解释“实践”,即真正彻底地回到“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观念视域;这同样适用于儒家的“功夫”观念,即“功夫”被理解和解释为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事情。
在牟宗三研究已大规模开展数十年的情况下,无人可以否认牟宗三思想的价值,但切不可将其视为哲学的“顶峰”,否则无异于杀死了哲学,从事的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神学崇拜了。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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