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观念体现了部分当代学者对中国哲学“底本”的一种更切近的把握。然而,“生生”哲学主要侧重于古今问题,由近代“名学”发展所彰显的中西问题同样重要。进而言之,不管从中西两种哲学形态的比较,中国古代哲人对“底本”的体贴,亦或从“形名相耦”的汉语言哲学思维特点来看,“生生”都无法脱离“名名”问题。
“坎陷的外王指向”内含“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三个要素。“让开一步”意指让开身段,以发展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这项工作必须在“摄智归仁”的前提下展开,不是嫌弃“道德无力”,更不是主张“道德无用”。“让开一步”之后的发展方向是“向下”的,此即为“下降凝聚”,这一义理可以借助“多重三分法”得到合理说明。
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
中国人常以华夏民族自居,又常常以“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作为信条。究竟何谓“华夏”?华夏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又如何演进和上升为超越族际的更高层次的认同?华夏认同的不断升华,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怎样的启示?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就此独家专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刘正寅,从解析华夏认同中探寻历史的价值。
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性应用却贯穿了“经学现代化”之历程:“五四”时期的“实证主义”颠覆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经学被视为一种研究注疏的技艺科学;另一方面,经学被判定为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文化伪装。
赵文本身也存在着“模仿复制”疑案,不免减损了质疑中国哲学身份的力量。在哲学主导之下的理学研究,正是各种思想派别或方法的演练场,虽不无启发,却往往失大于得。对哲学抱有的任何预期,都可能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与经学或理学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若转换为理学何以为理学的问题,避免受任何哲学的预期形态干扰,才有可能摆脱身份的困扰。
要克服社会之道德分歧,达至普遍之道德共识,不能依恩氏所言之讲理说服,只能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而儒家之普遍性社会教化、自发性礼治秩序、伦理性法律体系与夫道德性政治权力,正是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以达成社会道德共识之中国途径也!
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政治哲学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和较量。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攥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昭公之失是他在任期间始终没能名副其实地履行国君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文化自信的底蕴所在,也奠定了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中国外交实践也不断吸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这与其根性特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今天的中国则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尚书》记载的上古微言,勾勒出中国贤能政治传统的框架,深深融入中国的制度血脉、社会理念与民族精神。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特别提到“自强不息”这一精神品格。这四个字被不少中国高校写入校训,也被很多人视为人生座右铭。中国人为何如此看重自强不息精神?它与从未断绝的中华文明有哪些内在联系?如今有哪些新的时代内涵?
傅斯年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他说:“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万恶之原》)鲁迅也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些话听起来很深刻,其实流弊很大。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作为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执政者的治国理政实践。
晚清“春秋国际法”范式可按思想文本和历史实践予以区划,宋育仁是罕见地对国际法原理及其理想世界方案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反对伦理与政治的“脱嵌”,提倡家国天下一体的礼法秩序,并主张不同于“世界主权”构想的以民本—治理权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宋育仁春秋公法学所体现的“古典的现代性”方案至今仍有其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
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处理的三大重要关系之一。梁漱溟曾论及关于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但现代生态危机暴发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当代教育需要适应此快捷的、技术化的时代,但教育的根本乃是育人,育人的根本在于育心,育心的根本在于文化的传承,亦即以文化人。今日教育在适应时代特征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时代,以人的整全发展来引领时代。这意味着经典研读在今天,甚至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对普遍者(恒转—本心)和最高者(一元实体)的阐明以及二者如何共属一“体”构成了熊十力形而上学建构的核心,前者指向了“摄用归体”,后者指向了“摄体归用”,而起始处在于以“用”或者“行”言“相”,并经由“用”的不同样态而获得对两种“体”的把握。“摄用归体”和“摄体归用”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前者提出了最高者和普遍者的问题,后者则表明···
与熊十力,徐复观强调孔孟孝道与《孝经》所陈孝道绝然不同,孔孟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家都不是所谓孝治派,历史上所谓的孝治派实由《孝经》开其端。《孝经》“中于事君”的观念,混同了事亲与事君,从而造成了对孝道思想的歪曲。徐复观回应了“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潮,肯定了孝道和家庭在现代生活中的伦理和政治意义。
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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