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自由与自由意志色彩。弟子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
从个体生命养护的角度看,孟子的学说可以视为一种养生哲学,其宗旨是“事天俟命”,即养生以事天和修身以俟死。由此,养生获得了终极信仰的意义。就此而论,孟子的“心学”就是一套养生心法。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
说到魏晋风度,当然离不开药与酒[1]。有意味的是,药与酒,虽都是诉诸口腹之欲的身外之物,最终却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一方面,这当然与魏晋特殊的政治社会生态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视为思想领域中诸如“形神”“内外”“情礼”“名教自然”等的紧张关系,在士人心态和行为方式上的折射和投影。
熊十力在其体用哲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思想转变,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体现在他对众生是否同源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在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认为有情众生各有自己的本源和宇宙。然而,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却一改之前的看法,坚称众生同源、万物一体。
每年高考成绩出榜,各地频频曝出高分喜讯,惹得吃瓜群众一阵羡慕,又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你见过400多年前的科举考卷吗?被称为海内外孤本的明代状元试卷又长啥样?古代学霸如何回答帝王之问?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山东青州博物馆图书资料中心主任朱伯霞。
儒家的“天信仰”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历代王朝的“祭天”大典,是儒家“天信仰”的制度化表达。儒家的“天信仰”也深深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民间的“拜天”“敬天”,可谓儒家“天信仰”的生活化体现。儒家的“天信仰”,实为尊崇上天、循守天道之“权利”的行使和表达。
孟子志在兴王道仁政,他要自别于挟术自重游士的“妾妇之道”,另立道统,以道导政,担任君师,引领君心通达圣王。与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贤相辅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于自身达成圣境,而是能够将国家托付给贤相与王者师的指导。
在传统社会,“道德”或“仁义道德”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孝悌到为政、从情感到礼法、从需要到权利、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治理和民生疾苦等无不与之相关,并涉及儒道墨等各家“仁”说。得“仁道”者生,但“不仁”之道也有自身的价值。从仁义到“生生”,都在不断充实着“道德”的内涵并为其实现提供最重要的生机活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面是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的深层危机;一面是科技飞跃性突破带来的难题。对此,需要人类智慧全力以赴,东西文化深入交流、整合,乃至发生新的跃迁,这是时代的呼唤。
本文以张、程对天文现象的关注程度和解释方式的不同为核心,揭示出张载的形上学建构中引入“鼓天下之动”的“神”在思理上的必要性。张载之所以措意于天体运行和天文现象的理论阐释,根本上还是由其对风俗教化中复原古代礼乐的切要性的信念决定的。
1-4章是学之总纲,即一个人如要学儒学,学什么、怎么学。第5章讲为学与为政的关系,偏于仁政的总纲。第6-8章讲为学的要目。第9-11章也是讲为学与为政关系,偏于仁政的要目。第12-13章讲礼,第14-15章又回到好学,侧重于学礼,第16章则是对首章末句的一个呼应,首尾完整,条理清楚。
古代中国的“王教”是政教一体的古代中国的制度、组织、教化体系,即国家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者是为国家宗教服务的人士。六经原先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反映王教的文献。汉兴,因应一体性的国家治理与宗教建设的需要,武帝在“缙绅先生”建议封禅的推动下,重视宗教建设,遂表彰六经。由于孔子整理经典并以全部经典教学,诸子中唯有儒家掌···
从儒家思想体系讲,湖湘传承的易传-春秋体系,乃是儒门正宗,湖湘只是在特定时间处境中守护传承之地,今天应该回馈这个民族复兴、文明自觉的时代,前提则是澄清它与理学的关系,超越那种理学分支说、湖湘地方文化说。
我为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辩护与捍卫,我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阐发和坚持,从不回避作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代表发声。我分析自己这样的心态,有点像冯友兰《新原人》写的序的那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一种儒家文化的表现。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门人的典型代表。赵鼎所倚重的“伊川学”主要是道学流寓故家群体,尹焞正是其中的学术代表和领袖。因此他受范冲举荐登场成为了不二之选。尹焞南渡后的门人也以流寓故家群体为主体。绍兴末年他们在贺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场,并且在隆兴和议中表达了与湖湘、闽北道学不一样的观点。
朱子将道统上溯至三皇。三皇所传之道是为解决民众生存问题、满足民众感性欲望的“生养之道”。“生养之道”是行道之事。朱子基于对人心问题的思考,反对以事为理,批判“生养之道”,并以“中庸之道”超越之。“生养之道”与“中庸之道”是“事”与“理”的关系。通过格物致知方法,治理者可以从三皇行道之事中发现“中庸之道”,实现有效治理。上溯三皇表···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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