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将康德的“先验对象=X”误解为“普遍性相”,否认了知性通过先验统觉创造自己对象的可能,从而将理性实现的道德法则和行为的创造视为真正的创造性活动。进一步,他将道德法则能够在情感中真实呈现视为智的直觉之可能的证明,指出了智的直觉是存有论的创造原则,即创造作为行为物的物自身,而此原则同时就是万物的创造之根据,这就是···
荀子的“情性建构主义”,并不是理性化的“道德建构主义”,而是同样注重感性化之“情理合一”的社会建构主义,但的确与“道德实在论”殊途。荀子“情性建构主义”的基本思路,是以从外而内的方式来翻转“性恶”,这种道德转变的目的就在于“道善”,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性恶道善说”。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其历史地位在二千多年中不断累积而奠定,其形象、思想既通过《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典籍来展现,又经由其他先秦诸子著作得以印证。为更全面认识孔子,特探寻《吕氏春秋》中的孔子观。
通过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性自命出》所表达的“天—命—性—心—物”的认识论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层层深入的递归结构,即物的确定性可以递归到心的无限性,心的无限性可以递归到语言的确定性,语言之心的确定性又可以进一步递归到性的无限性,而性的无限性又可以递归到命的确定性,最终,命之确定性可以递归到终极的天的绝对···
在朱子学遭受阳明学冲击的背景下,高攀龙力主尊朱辟王,维护程朱为孔孟道统之传;继承李材、崔铣等说,持《大学》“古本”错简论,肯定《大学》的核心地位;以“知本”“格物”作为《大学》中心范畴,强调心理与物理的同一,以回应阳明对朱子的批评;反对阳明无善无恶之说,捍卫儒家性善论,突出复性的重要意义。
邵雍认为,只有圣人能够洞悉自然生生与历史生生的逻辑与原则,自然生生按照“加一倍法”的数理框架经历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三个阶段,遵循“体以四分”的底层逻辑,展现了万物生、长、收、藏的循环过程。历史生生同样遵循“体以四分”的底层逻辑,元、会、运、世是时间性存在的基本单位。
专业汉学与西方古典学在学科属性和学术方法等方面存在渊源,又在研究领域及学术方法等方面兼具中国古典学的学科性质。当代中国古典学不但要达成现代性转化的学科使命,还要摆脱西方古典学范式主导世界古典学发展的旧有模式。
本文在中国哲学尤其宋明理学的思想脉络中,解析王岱舆的代表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所蕴涵的中华一统、以人为贵、以民为本、天人和谐及文化会通思想,阐明王岱舆对伊儒佛道进行辨异与会通的路径方法及其伊儒会通思想的当代价值。
本文系统梳理了儒家文化与制度的核心内涵、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通过追溯儒家思想从先秦到明清的演变轨迹,分析其与宗族制度、科举制度、国家治理等关键领域的互动关系,本文探讨了儒家传统在“大分流”、社会价值观塑造、性别规范等议题中的作用。研究强调,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多维的文化体系,其影响并非单向的,···
万物所具有的天地之心本来只有主宰义,庆元四年朱子又延伸出“枯槁有心”的命题,赋予了枯槁以“知觉”。“知觉”不只是动物的运动知觉、植物的荣悴好恶的倾向性,还成为了天命之性在万物中感通实现的倾向性。
在现代化发展中,源于宗族文化的祠堂被认为是传统的、乡土的,但这难以解释城市中“高楼之下立宗祠”的现象。本文以广州市猎德村的宗祠为研究对象,把祠堂作为媒介,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探究了祠堂重建和文化传承的关系,以及城市祠堂何以继续发挥实际功能。研究发现,城市祠堂的物质性再造离不开宗族文化的影响,但祠堂及宗族活动仍不···
熊十力在共同性思想上有一个出佛入儒、融通中西的思想演进,他通过批评佛教唯识学的集聚论而回归儒家一体论,同时系统阐发儒家一体论的生命整体性、精神创造性。
在“格物穷理”的诠释过程中,明道将“格物”引入对“穷理”的解释,强调“穷理”就是将理推至于物。伊川则反之以“穷理”训“格物”,突出察识具体事物之理的重要性。伊川诠释中遗留的一理与具体事物之理的关系问题,最终被朱子以“理一分殊”的架构解决。朱子的“即物穷理”意味着要穷物之性理与分理,最终上达天理。
中国文化书院应发挥积极凝聚作用,汇聚各方学者、文化爱好者,共同深入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探索如何在平等主体间实现相互责任,为个人面对这一时代课题提供思想资源与交流平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清初理学官僚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始重新认识程朱陆王诸学说,重建儒家道统脉络,注重发挥理学的经世功能,推动理学官学化,试图修正和革新理学。他们因阐发理学而研究经学,复由研究经学而反思理学,融传统经学于理学教化之中,以经学弥补理学之不足,促使理学向着经学化的方向转变。
所谓“超越”,实有宗教的超越与哲学的超越两类,而两类又可分为三层。在两类三层当中,牟宗三所谓“内在超越”实乃哲学的超越,为内在的、境界的超越,而非外在的、实体的超越;在内在的、境界的超越当中,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达到了理论高峰。两类三层超越论,既可以维护高扬理论之价值,亦可以对理性施以限制。
所谓“超越”,实有宗教的超越与哲学的超越两类,而两类又可分为三层。在两类三层当中,牟宗三所谓“内在超越”实乃哲学的超越,为内在的、境界的超越,而非外在的、实体的超越;在内在的、境界的超越当中,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达到了理论高峰。两类三层超越论,既可以维护高扬理论之价值,亦可以对理性施以限制。
2004年,顾涛以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为锁钥打开了礼学研究之门,这之后他先是专注于清代朴学细胞式、专而深的研究路数,后由小学至经学、史学,全面梳理制度史,最后收束于“‘礼’这个包罗万象的混合体,亟须纳入到现代学术体系中进行研究”。
朱子在性的运作问题上的根本主张是性气既可合言也可分言,而重心在分言。这是因为他终究认为性与气是不杂的关系。证明性善有两条道路,首先是因为性即是理,理若善则性也善,而证明理善则有三个途径;其次是因为情善而性善,亦即由四端之心和圣人境界可以反推性善。
民间流传久远的“天地君亲师”信仰,在清朝经由雍正颁行天下后,对社会教化、国家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民国,帝制退场,“君”遂被代之以“国”。虽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但并未给出有深度的论证分析。本文拟从宗教学角度,根据“天地君亲师”信仰之理论体系与儒教义理逻辑,指出以“国”代“君”虽适应了时代的政治变化,但同时也对儒教信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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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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