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中期理学学派对峙的历史语境下,罗钦顺先后就格物、良知、儒释等问题与王阳明、欧阳德、湛若水等同时期学者展开了争论。对于王阳明,罗钦顺就格物的诠释方式与诠释逻辑提出了批评;对于欧阳德,罗钦顺就良知与知觉的关系进行了质疑;对于湛若水,罗钦顺就陈白沙是否为禅学产生了争辩。这些学术争论在时间、主题、立场、观点等方···
严复从社会政治角度提出“至仁”说,不赞同以“至仁”立人极,但称赞尊重自由且约束私欲的民主制度为“至仁之国”,开创式地从政治国家而不是个体道德层面落实仁政。严复独树旗帜地译介西方科学重塑“仁”范畴与仁学命题,建构起“新仁学”,与彼时仁人志士共同推动以仁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开启近代化进程。
古籍、考古发现和星图模拟表明,中华农耕文明自兴起之始就形成与生计、知识、道德和信仰等息息相关的天人合一论,观天者通过祀天之礼乐实现知识传授、道德教化、信仰表达等功能。天文科技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驱动华夏大地如满天星斗般的古国向多元一体王国发展,礼乐损益和器物技术发展从属于这一过程。天文学历经漫长时间···
董仲舒建言武帝采取积极的风俗治理与民众教化政策,改造人性与改造社会两不误。教化是天子的教化,而不是儒家的教化,天子是董仲舒国家教化的法定主体。天子、君王布施德教,民众则自然改变不良习惯,社会风尚都跟着好转。实行以官化民、以官为师的治理路线而上行下效,官不正则民不正。董仲舒倡导的是一种德教,而不是刑教、法教。秦···
从理论建构的意义上看,“宗教中国化”是一体两翼的:一方面从信仰视角着眼,提示了不同信仰的时代化、本土化、在地化和处境化;另一方面则是从理论建构入手,强调宗教理论的建构要回向当下最鲜活的信仰实践与社会文化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描述。
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源于后晋,兴于北宋,与当时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成就了范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书院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应天书院为何居于“四大书院”之首,又为何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近日,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讲学历史延续近千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起重要作用。宋代理学为何诞生于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何以作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近日,嵩山文化学者、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宫嵩涛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答。
坐落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已有千余年历史,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是中华教育史上的一座活态丰碑。中国朱子学会理事、江西省朱子学研究会副会长、南昌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新国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析其跨越时空的教育价值。
坐落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后经扩建形成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尽管历经朝代更迭、七毁七建,岳麓书院传承千年始终弦歌不绝,现是中国唯一延续传统书院之名的大学二级学院,拥有从本科到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林安梧是用生命践行儒家圣道的哲学家,他的《论语》解读带着饱满而充沛的儒者情怀。他的解读体贴孔子与弟子们讨论的缘发境遇,不断穿透并转化孔子师徒对话的文字深意,超出了大部分现当代注解。林安梧用他的生命经验验证孔子的哲学思想,其《论语译解》体现了一个儒家哲人对圣人之道的深切体悟和精准理解。
我的经学研究的特点,一个是以六经为本。我认为六经是经学的祖经,对六经的研究很不够。
我们不用谈论古典文明如何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而更应看到,从古至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宋代以后,“参前倚衡”成为固定的理学话语,其意义发生拓展与变迁,不仅与存诚、持敬等心上功夫相贯通,并指向“参前倚衡”之“见体”的精神体证,折射出儒学修身工夫与境界体验的深层化、细密化发展。
孔子的教育哲学及其教育实践是讨论古典教育的最佳范本。孔子教育哲学以强调“忠信”等自然美德为基础,以守护这些自然美德为旨归。以孔子教育为代表的古典教育是一种精神教养和美德塑造。
“心外无物”本应为阳明对治时人外求内溺之病的良药,但这种提法却反而遭到人们“是内非外”的质疑。阳明是否可以回应这种质疑,此问题颇值得探究。可以看到的是,阳明之所以提出“还他一‘物’字”的说法,针对的就是把物视为观念物的内化倾向。“还物”即是要归还心与物在实存中一体相连的本然样态,从而摈弃对心物关系作一种内外、主客式的考···
就中国正义论的形成来说,荀子是集大成者,也就是说,到他这里,中国正义论就基本定型了。所以,我对荀子思想高度重视。研究中国思想和儒家思想,不谈荀子是不行的,因为他是一个枢纽性的、承前启后的人物。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者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
政治哲学不是与政治史无涉的理论言说,而是可以提供重审历史变迁的重要视点,形式化、形式主义与再形式化就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政治哲学进路。形式化是要为活泼泼的质料赋形,将政治凝成为固定的制度与仪式,但其完成也意味着“流于形式”的形式主义的开始,形式被视作一个可以在内容空洞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的独立存在。要使政治保持···
湖湘学王霸观的核心创见是基于对《孟子》“五霸假之”的创造性解读而提出的变霸为王的思想。胡安国认为霸者久假仁即真有仁,即可变霸为王。胡寅将“久假”与《中庸》“勉强而行之”对应,为沟通王霸提供礼学支撑。胡宏虽否定霸者假仁不归即可成为王者,但肯定“假仁”构成了霸道的内核,并将霸道置于良好政治的序列,且为此提供坚实的理欲观基···
《尚书》中对治乱的忧患性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判断、观念型塑、理想构划等,以“原初性形态”展现了儒家政道与治道的缘起及其发展,对于理解人类治理活动的本质以及现实的人类政治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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