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年,春,王二月,葬陈庄公。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儒家文化怎样“出海”,一直是儒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作为中国的近邻,韩国与中国渊源颇深,其文化发展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礼俗文化尤其明显。近日,在山东曲阜举办的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曰美就儒学对韩国礼俗文化的影响议题,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孟夏之末,我们坐在安化梅城镇的文庙泮池边,浓稠的绿意从四周裹过来。大树的枝叶严丝合缝地挡住天光,长势蓬勃的青苔为地砖围出毛绒样的边。泮池,一汪浅绿色的半月形的水潭,倒映着草木之影。几尾橘红的鲤鱼在影中游动,间或发出极轻微的“嚯”的跃水声。
主父偃只是纵横家,要想获得帝王的青睐,不惜倒行逆施,企图通过“推恩令”在短时间内建立奇功,因此只计较眼前的得失,而董子“大一统”的秩序哲学早已超越一时之功效。公孙弘的功业只能在当下实现,故不惜曲学阿世,极尽所能逢迎汉武帝,董子固然期望得君行道,其哲学理论却能超越一世之功业。经师传承固然功不可没,对于经学的运用却往···
以西方哲学看中国哲学,这是很多研究者都做过的工作;而以中国哲学看西方哲学,这种工作做得相对少些。两种哲学互看对方而开展对话、交流,可使双方都有触动。英国著名汉学家、哲学家葛瑞汉经常做此“互看对方”的工作,成就斐然。
梁漱溟伦理思想之哲学立场依然是心性哲学。无论是“关系”根植于“生活相续”的本体论、“情谊”根植于“三量说”的认识论,还是伦理组织功能根植于“直觉”的价值论,其理论根基则是以性善论为核心、以“尚情”“无我”为特征的心性论。
传统儒学从来都支持普遍主义,这是它与“轴心期”世界其他主要思想体系并立的根本理由。实质上是处在“现代之外”的“新”儒学,因应于中国处境展现出来的特殊主义知识倾向,需要矫正:基于差异性认知的这种新儒学,刷新的只是儒家知识的表述方式,而不是儒家知识的实质内容。
鲁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
春季,《春秋》有两条记录,一是“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黄,杜预注释说“齐地”,杨伯峻先生认为在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一带。不过这条记录,《榖梁传》也没关注。
《春秋》本年春、夏、秋三个季度各有一条记录,基本都是围绕郑国展开。春季的记录是“十有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春季,正月,鲁桓公和宋庄公、蔡桓侯、卫惠公在曹会面。这次会面具体谈了什么事情,没有交代。这条记录《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未关注。
春季,《春秋》记录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二月,周桓王派了一位大夫家父来鲁国,来的目的是希望鲁国能给王室提供车辆。
春季,《春秋》有两条记录。第一条是“十有四年,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曹,指曹国。这是去年并肩战斗大败齐、宋、卫、南燕联军后,鲁、郑进一步巩固关系之会,不过《公羊传》和《榖梁传》没关注此事。
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儒家将“富民”作为政治的第一要务,认为国家干预对于矫正自由竞争的缺陷和弥补私人生产能力的不足是必要的,如为劳动者分配必要的生产资料,指导生产活动,提供资本支持,维护经济秩序,应对经济危机,建设基础设施,救助弱势群体等。但基于“富民”的唯一目的,国家干预必须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为基本原则,···
“内圣外王”的观念产生的前提是“三代以上”的“治出于一”到“三代以下”的“治出于二”的结构性转型,权力与精神分离,治教两统获得了自主性的分化。但如何基于分化而重新连接两者,这才构成“内圣外王”这一术语原初的问题意识,其实质内核是以内外架构教化和统治两大系统,使之在分离基础上保持平衡、协调和连续,其畸变形态则是“内治外教”的···
[春秋]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神”字之偏旁“示”的生存史本义是用以指导人生的显示和指示,而通常认为的本义,如对过世先人或四方之主的泛称以及供桌、牌位之义,在生存史上反而是派生出来的。“神”之原形字“申”的生存史本义不是作为存在者的神或人格神,而是发生于本真生存中的万物之“玄妙显示”。“申”字加“示”部而构成“神”,是为了进一步强化“玄妙显示”这种生存史本···
[春秋]十有二年,春,正月。
[春秋]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本文系郭齐勇先生于7月3日上午,在湖北经心书院“经心 · 浦江学堂”一字级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上图为郭齐勇先生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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