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西汉儒学着力建构政治合法性思想,“河洛”亦获得了新的内涵:司马迁发挥“河洛”的地理文化意义,主张超越“形胜”而追求“德胜”的治道思想,以三代礼治所体现的中道原则建构其政治合法性思想;刘歆通过八卦、《洪范》赋予“河洛”以“经”的内涵,建构他的正统思想,藉此解决西汉的德运问题。
在《大清通礼》中补充士庶礼仪的相关内容,并突出《通礼》简明易守的规范性格成为清朝统治者伸张皇权、推行教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形式上趋于完备的《大清通礼》在各地的颁行情况并不理想。随着道光朝续纂《通礼》及依据《会典》《通礼》制作的“简明规条”的刊布,《大清通礼》的相关内容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与普及,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构···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存在着怎样的人权理念?官箴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劝谏君主、督促官吏履行职责的重要文体,其中蕴含了怎样的人权思想?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轼的官箴法律文化中又有何“人权”因子?
“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形成有何影响?“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观念蕴含怎样的人权精神?近日,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便有了人权认···
18日至20日,“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外专家依托古代经典文献阐发中国人权发展理念。中国传统哲学蕴含何种人权思想?相较于中国传统的人权观念,现代西方的“人权”思想有何不同?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11月18日至20日,“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海内外相关领域专家“智汇”岳麓山,依托古代经典文献挖掘和阐发中国人权理念,在沟通、对话与互鉴中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此次研讨会旨在依托古代经典文献阐发中国人权发展理念。
“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传统,蕴含哪些人权观念及实践?中国哲人哪些人权思想,促进人类的权利理念发展?近些年出土的简帛文献,又贡献了哪些人权思想资源?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中江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古典学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古代文明,也为现代社会提供理解自身的历史视角,更是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在古今中西交汇的节点上,中国古典学呈现出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
后人对孔子形成了创新与守旧的不同认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维世界:“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分别针对文献整理和口头诠释展开。。汉代文本系统产生的古文经和口传系统产生的今文经的争端,可归因于孔子“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的命题,以及周代“文”与“献”之间的辩证矛盾。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2024年7月在曲阜尼山举行。值此契机,《走进孔子(中英文)》编辑部采访了此次论坛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方教授曾因提出“分析的儒学”而在哲学界独树一帜。采访中,方教授详细介绍了其“分析的儒学”之缘起与主要特点,并对经典的诠释、当下的“经学热”,以及儒学与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发表了独到···
大约从1985年开始,我陆续在《求索》《孔子研究》《福建论坛》《中国文化月刊》(台)等刊物发表了十多篇研究湖湘学派的论文,后来又相继出版了《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1991年)、《湖湘学派源流》(1992年)等著作。我有几位朋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向世陵、四川师范大学的蔡方鹿等也在作相关研究,但是我们各有自己的特点。
“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1月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此次研讨会旨在依托古代经典文献阐发中国人权发展理念。
儒家讲的超越是现实世界之中的超越,是由自我趋向他人,在空间上指向前后左右,在时间上指向过去和未来。通过趋向他人,尤其是子孙后代,赋予当前的所作所为以价值,从而让自我在与无限他人的关系中摆脱自身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无限的关系中让自我“立”起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地位。
潘光旦发现儒家思想蕴含着社会生物学的影响因子,且早已达到相当的学理高度,双方在义理上实现初步会通。以《中庸》“位育”之道为核心,他对被误读的“进化论”予以厘清与延展,削弱了“进化论”中的竞争存亡色彩,增加了“和合共生”的理念。在看到儒家思想的弊窦浸润家庭的同时,试图保留其“推爱”的可取之处,倡导折中大小家制,避免其被粗···
:远古时代,诗与歌,或者说文学与音乐本就是一体的,《诗经》作为一种诗、乐、舞三合一的“混合艺术”,最早揭示了诗与歌离合与正变的内在规律。而作为“阅读文本”的现代新诗则不同。尽管其也以“诗歌”标目,本质上却与“歌”毫无关系,加上其失去了礼乐和伦理的约束,在“以义为用”和泛个人化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只能走向“曲高和寡”与“曲低···
朱熹反对将“继善成性”等同于孟子言性善,并由此批评程颢的“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的表述,既本于他对“继善成性”的解读,也与他重新解读孟子言性善而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有密切关系。
王利器那一代学者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之后,从中领悟出保身之道:“宁左勿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王利器对颜之推缺乏了解之同情,更谈不上对先贤的礼敬。21世纪的今天,有的学者仍然坚持王利器对颜之推的批评,故对这一误读、误判有重新厘定之必要。
中国伦理学建设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性文化建设要素。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尤其是西方主流伦理学理论的输入,中国伦理学面临新挑战。
“献诗以谏”在周王室衰败的两周之际走向兴盛。纳言、谏诤制度的兴衰与《诗》的采集、编纂密切相关。“纳言”这一话语表述在周代的一以贯之与诗的谏诤目的是先秦史书不存“采诗观风”之说的根本原因。儒家根据学派传《诗》、习《诗》目的,将《尧典》的“敷言以奏”具体化至《诗》的采集,形成“采诗观风”话语。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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