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与“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道出乎一、体常尽变的天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上,荀子以知通统类进行归纳与把握,认为礼归大一,对人道论进行了理论说明。在“一”与“壹”(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并一不二、虚壹而静,实现了认识论的突破。在“一”与“微”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执一行微、积微而圣的工夫论。荀子“一”论大义涵摄了天道···
价值观念往往由主体意识而生成,亦因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落实与表现而成为人生世界的灵魂。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观念就与主体意识同步而生,而是必然要表现为此前价值观念的某种继承与发展;只有在主体精神真正确立之后,新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生成。
康有为经常引述《谷梁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来阐述孔教的特点与优越性。人由天而生,决定了人要敬天、祭天,修心养性、净化灵魂是“事天”的重要工夫。上天有好生之德、仁爱之心,决定了人要有博爱精神。由阴阳而生,即人由父母而生,决定了人要孝敬父母,要祭祀祖先。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涉及“利”与“命”、“利”与“仁”的关系,即利是否可求、对行“仁”该秉持什么样态度的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涉及“性”与“天道”或“天命”的关系,即性的来源问题及修身养性与其人生遭遇之间的张力问题,其核心均是对命运的关切。
宋代儒学是宋学的主流,程朱理学又是宋代儒学的主流。作为宋代新儒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及其王道论不仅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儒家王道思想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
王夫之在此问题上更认同天文历法之士的说法,强调对天象观测的合理性,这实际上为理学框架下实证的天文科学研究之合理性保留了余地,揭示了儒家思想并不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抵牾。经过对张载、朱熹二者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王夫之的“浑天说”已经成为了关于天道运化的学说。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孔颜之乐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禄,故能收拾人心。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的前进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这一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乐广的“名教中自有乐地”还是范仲淹的“瓢思颜子心还乐”皆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并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士人。宋明理学的···
“中国诠释学”建立在中国文化独特而自成体系之“一本性”之上,有其自成一格之“中国性”,见之于经世致用之精神、政治之取向以及生命增上之愿景,不能简单视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中国诠释学至少有“实践诠释学”“生命诠释学”“政治诠释学”三种类型,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实学”。
虽然图书学的观点、论据和符号的推演、论证存有不合理因素,其解释未必符合《周易》文本的意义,但它是经学解释方法的创新。从符号学角度理解图书之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突显中国易学和中华文化的内涵,有益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推动世界符号学的发展。
邵雍体用思想中还有“因用生体”的一面,这种朝向思辨之维转型的面向才构成邵雍体用论的真正创见。就后者而言,邵雍体用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形体体用论,也与佛学、理学的性体体用论有所区别,它以先天心法为用、后天形迹为体,是一种以“用”为本原的藏显义的“用体论”。这是邵雍体用思想的特色,也是早期理学形成中的过渡形态与重要环节。
以丧祭礼为重点的儒教礼仪是韩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熏染下,韩国儒教丧祭礼开启了内容与形式上的革变,主要体现于祭祀对象的缩减、行祭时间的转替及礼仪空间的变动,以此来适应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虽然儒教丧祭礼产生了一定的形变,但其本质特性依然维持其中,并对其他宗教礼仪产生了···
“生成”说更倾向于存在一个本源作为宇宙之开端,宇宙、社会人生、均由此本源而生,故其理论之核心在于追寻那个“什么”即讲清楚宇宙是什么、它的本源是什么、社会秩序的根本是什么等问题。而“生生”说之重心不在于追寻“什么”,而是更注重“怎么”,其关注的重心不在于讲清楚那个本源是什么,而是直面运动与事情本身,让人真正地融入到这个世···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
由于孔子弟子各有所记,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汇编本,其中多数在流传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论语》的早期传本源于“孔子语录”汇编本,并在汉代武、昭、宣时期逐渐经典化,形成多种抄本。汉代后期,张禹所传“张侯《论》”逐渐淘汰其他抄本,成为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
《孟子》关于舜孝的叙事所包含的哲学问题比较丰富,涉及亲情、正义和超越三原则的考量。孟子肯定了亲情原则的价值并对此有着自己的坚守。在亲情和公义两难问题上,孟子认为公义的原则对亲情之爱的限制是有限的。在孟子心目中,政治义务是有界限和限制的,自我“终身欣然”的价值高于政治义务的价值。孟子承认人承载天命,具有超越政治性···
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目标,具有相近的社会治理价值追求,其特点是强调统治者减少行政干预,最终实现“垂拱而治”的治理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儒家期待以“德政-德教-德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实现“化成天下”的治理成效,最终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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