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中华孝道与爱的教育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23-02-20 16:15:45
标签:中华孝道、爱的教育
刘强

作者简介: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笔名留白,西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阳人。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诗》主编。兼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世说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陶渊明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写作学会副会长、台湾东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儒学与古典诗学、文言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及书评随笔200余篇,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曾胡治兵语录导读》《古诗写意》《世说三昧》《魏晋风流》《穿越古典》《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四书通讲》《世说新语新评》等二十余种。

中华孝道与爱的教育

作者:刘强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5期

 

 

 

刘强教授作《中华孝道与爱的教育》演讲

 

一、传统文化的古今中西之辨

 

近百年以来,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和研究,一般有以下三个视角和方法:

 

第一个视角叫作“古今之辨”。所谓古今之辨,显然是站在一个时间的维度,有点像是进化论的一种视角,就是认为我们今天一定胜过古代,今天一定比古代进步,这好像已经成了大家都比较接受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视角叫作“中西之辨”。很显然,这是一种基于空间的视角。也就是说,将中国跟西方进行对比,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所以近代以来我们在中西对比中一直处于劣势。

 

从这两种视角来看待中华传统文化,难免就会出现很多误区(这个我下面会讲到)。这样一来,第三个视角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人禽之辨”。什么叫人禽之辨呢?简单说,就是人和禽兽的差别和分辨。只有用这样一个视角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创生、发展,以及存在的困境等问题,才更为根本和有效,也更能解决一些似是而非的误判和根本性的分歧。

 

我们先看一看按照前面两个视角来看传统文化问题,会出现哪些观点。例如,蔡元培先生在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相当于国家教育部部长)时,颁布了一个条例,叫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上小学的孩子就再也不读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经典了。在我看来,这就是基于“古今之辨”而形成的一个误区。这是整个国运处在比较艰难的时候,一批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做出的一个判断,他们认为古代的经典已经不适合当下,不值得再让孩子们学习了。这个判断在当时也许不无道理,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大有偏颇的,百年以后我们又在提倡重新读经典,甚至倡行“传统文化进校园”,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无独有偶。陈独秀在其主编的《青年杂志》发刊词中说:“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敬告青年》)言下之意,我们中国传统中所形成的文化遗产,都是封建的遗存,这些所谓的国粹,宁可让它们全部消亡,也不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到最后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是忧国忧民,其心可感。但是仔细想想,难道我们的文化就这么一无是处吗?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古今之辨”得出的一个结论。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再看我们比较熟悉的鲁迅先生。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我们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显然是矫枉过正的。这就是基于“中西之辨”而形成的一个误区:认为我们现在不如西方,都是老祖宗惹的祸,我们的文化从根儿上就是落后文化,所以老祖宗的书尽量别看。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缺乏逻辑的,也是经不起反驳的。试问:鲁迅先生当年少看“中国书”了吗?他在“三味书屋”里读的不都是“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吗?要说中国书“有毒”,他们“五四”那一辈应该是“中毒”最深的,但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大师。他们所以成为大师,不是也拜传统文化修养较高、国学(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指同)基础较为扎实所赐吗?

 

还有一位钱玄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急先锋,他说过的一句话更离谱:“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他还发出一个倡议,要“废灭汉文”,要把我们汉民族的文字、把我们的母语全部打倒。鲁迅也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头话。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会觉得非常刺耳,至少我觉得他们说错了。这就是基于古今之辨、中西之辨的视角得出来的一些结论,看似尖锐和深刻,其实非常偏颇和乖戾;虽有一时的宣传鼓动效应,却谈不上是严谨、科学的判断。

 

其实,平情而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在我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一种自给、自足且自洽的文化。她不一定完美,但相比世界上的众多文化形态而言,她足够独特和厚重,足够博大和悠久,也足够智慧和伟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如果把我们的汉字全部废掉,那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还“存在”吗?我想肯定是不复存在了。

 

所以,无论是基于“中西之辨”的“西方中心论”,还是基于“古今之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庸俗进化论”,这两种思维方式交互作用,终于导致了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自卑症”。当时一大批有志之士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面临西方列强的强势侵入、西方学术不断向东方渗透(所谓“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疑和质疑,甚至是彻底的否定——这就是我说的“文化自卑症”。自卑带来焦虑。焦虑之下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度和过分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提倡文化自信,一个很大的前提和背景就是,近百年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严重不自信。我觉得,文化自信不应该是一句华而不实的口号,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如果你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没有任何情感,没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和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试问又何来“文化自信”呢?

 

 

 

陈寅恪塑像

 

说到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文化观,就四句话。

 

第一句,“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就是人的不断地优化、雅化、良化和深化——我称作人的“四个现代化”。我们一般都认为,文化是一个名词,但在中国的语言系统里面,文化恰恰是一个动词。《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是“人文化成”说,也是“文化”一词的最早出处。也就是说,只有“被文所化”,并且能够“以文化人”的人,才能叫作“文化人”。“文化”的定义全世界有一百几十种之多,但我觉得都不如“文化就是人化”来得斩截痛快、一语中的。也就是说,文化不是纸上的东西,不是你的文凭和学历就能体现出来的东西,而是落实在你的身、心、灵和行为上的所有东西的总和。过去,我们的教育偏重于应试教育,以至于我们学习文化较为功利,对文化与我们自己身心的关系认识不足,导致很多人虽然学历很高,却不一定有真正的文化和学养。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第二句,“国学的核心是人学”。国学有很多的概念定义,有的说国学就是儒、释、道三家之学,或者说国学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还有的说国学就是六经之学。这些说法当然也都不错,但是我有一个方便的说法——“国学就是人学”。做一天人要学一天,活到老可以学到老。所以有人问我,老师我跟你学国学,请问几年能毕业啊?我说对不起,我还没毕业呢,我还在学着呢!因为在我看来,国学不是高头讲章,国学是落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学问,一点都含糊不得。

 

第三句,“教育的功能是化人”。教育不是培养多少大学生,不是提高升学和就业的数据,教育应该是像春风雨露一样润物细无声的教化过程。教育的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就是要让人成其为人啊!让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大写的“人”,懂得成人、立人、达人、爱人之道,这才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四句,“化人的关键在化心”。古人读书,有一个很高的追求,就是“变化气质”。苏东坡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文化,其实是体现在你整个人的气质上的,而你的气质从哪里来?当然是从你的心灵中来。我们都有一张脸,这张脸就是我们心灵的屏幕,它随时都在变化,因为我们的心灵瞬息万变。佛家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也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其实最终是落实在人上的,所以须臾不离一个“人”字,我们看中华传统文化,如果仅仅看它的衣冠文物这些外在的东西,恐怕不能落到实处。这就引出了观察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三种视角——“人禽之辨”。

 

二、人禽之辨与传统孝道

 

傅斯年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他说:“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万恶之原》)鲁迅也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些话听起来很深刻,其实流弊很大。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它把父子、母子之间的这种亲情完全给斩断了。

 

那么,我们跟父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靠社会学、政治学的知识恐怕远远不够,还必须诉诸人类学和伦理学。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来自父母,但如果从更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恐怕还应该有更多的答案。首先,我们的生命来自天地,是阴阳乾坤之气的交感和合,所谓阴阳交感。其次,我们的生命也来自祖先,每个人都不是“来自星星的你”。我们都有一个来处,也都有一个去向。再次,就是来自父母的孕育,所谓“父精母血”。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原子结构,都是祖先血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都是民族文化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如果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你会发现,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无远弗届的“生命共同体”,天地万物都跟你有着基因的联系。我们的生命太宝贵,我们的存在太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我们能得为人身,真的不容易。每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即人除了物性人性,还有慧性聪智。所以,《孝经》里才会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才会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禽之辨”。

 

《孝经》中,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是以父母为中心,而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是让我们每个人都珍爱自己的生命,是在提醒和告诫我们:你的生命不仅属于你,你不仅是个体的存在,你还是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诞生的——你有责任珍惜你的身体和生命。这样一理解,你就会觉得很感动。《礼记·祭义》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生命都是父母基因的存储和延续,有朝一日,父母离开我们了,我们身上还存有父母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文化。它会特别强调血缘这根纽带,让你活一天就有一天的责任和担当。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特别关注个体生命如何安顿的文化。西方哲学说,“认识你自己”;而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不仅要认识你自己,还要发现你自己,珍惜你自己,成就你自己!

 

 

 

《古文孝经》书影

 

那么,人禽之辨跟孝道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礼记·曲礼上》的一段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以前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经常说“礼教吃人”“礼教杀人”之类的话,这是针对礼教的禁锢和教条化来说的,也道出了专制社会的一部分事实。但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一端,不能因为看到礼教后来对人的束缚和压抑,就彻底否定了礼的人学价值和进步意义。我们要追问:为什么动物界是不讲“礼”的,而只有我们人类发明了“礼”?这样一追问,就会发现,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礼,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礼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和禽兽拉开距离,所谓“人猿相揖别”,只有这样,人才真正走出了丛林,进入到文明社会。

 

《礼记》接下来又说:“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麀”,就是雌鹿、母鹿,“父子聚麀”其实就是杂交乱伦。这不就是禽兽世界的常态吗?“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这句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礼的创造最初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自别于禽兽”,知道自己是“人”,而不是禽兽!我们中国人骂人,骂得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是人”,或者“禽兽不如”!这就等于把你开除人籍了!所以,礼的创制,绝不是为了压抑“人性”的,而恰恰是为了压抑人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兽性”的!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文化中“礼”的创制,会觉得它真的是伟大的发明。

 

 

 

《礼记·曲礼上》论“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跟孝道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我说,关系太大了!比如《本草纲目·禽部》记载“慈乌”说:“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说母乌鸦哺育小乌鸦六十天,后来小乌鸦长大了,老乌鸦老了,它也知道反哺它的母亲六十天。再比如山羊在吃奶的时候,前蹄是跪下的,这叫“山羊跪乳”,也是可以和我们人类产生“共情”的行为。但是我估计山羊跪乳,是为了吃奶方便,并没有良知的自觉——所以,“反哺”也好,“跪乳”也好,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自觉的活动,而是出自一种习性和本能。

 

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刁钻”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母系氏族社会后来被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落后?女性朋友们可能会说,当然是落后的,本来我们女性是当家的,结果你们男性把我们的权利夺走了,这怎么是进步呢?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人禽之辨”的立场而不是狭隘的性别立场来看问题,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那么,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到底进步在哪里呢?这就需要一个参照系——动物世界。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到动物园,看到猴山上有很多猴子在那儿爬来爬去,如果你去问那个小猴子:“谁是你妈妈呀?”假设这小猴子听得懂人话,它可能会跟你指一指,说那个就是我妈妈。接下来你再问:“请问谁是你爹呀?”小猴子肯定会一脸懵懂:我还有爹呀?以它的动物性认知,它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还有爹,或者说谁是它爹。这就是动物世界,所谓“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母系氏族社会相比动物世界,尽管有了进步,但是以母系为中心、父系成为边缘甚至被取消的话,就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动物世界的基本结构。《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说的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大概的情景。说得通俗一点,母系氏族社会的男性是只管生、不管养的,母亲虽然当家做主,但身上的担子很重,因为“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想想看,当这个“不回家”的人“回家”了,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和父亲的义务了,也就是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了,那么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演进而言,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继续追问:“五伦”关系的第一伦就是父子,所谓“父子有亲”,为什么不说“母子有亲”呢?因为母子有亲,根本不需要强调,但谁是父亲?父亲和孩子的亲子关系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可见,父子这一伦关系被确定、被强调,对于人类摆脱动物世界进入到文明社会,可以说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说“母爱如海”“父爱如山”,一个人有了母爱,又有了父爱,人生才是完整的。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为了适应世系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化,在婚姻形态上开始实行单偶制(一夫一妻制)的对偶婚姻。“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历史的领域,同时也进入那比较法学能给我们以很大帮助的领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影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特别强调孝道呢?因为说到底,孝也是一种爱——是相对于父爱、母爱的一种作为儿女的爱。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一个人必须要有爱,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类跟禽兽很大的差别之一。《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所以夫妇的关系,不是一个基于生物的本能性和自然性的关系,而是一个社会性和伦理性的关系。从价值层级上讲,“夫妇”的伦理地位显然要高于“男女”。

 

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在《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一书中说:“人类从母群外选择配偶,而且通常至少一个配偶移居。”说明人类早期还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过兄妹婚,也就是同族同宗的男女有可能结婚,后来发现近亲繁殖对孩子的健康不利,才提倡族外婚。现在婚姻法里也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规定,是经过我们的祖先多少年的经验积累才得出的一个结论。康拉德接着说:“但是,人类与儿子和女儿保持终身的联系。保护这些联系的亲属制度和婚姻体现了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之间的主要区别。”这句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其他的动物未必知道亲情的伦理,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孝!孝的文化,几乎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凝结着人类学的智慧。《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必须从遵从夫妇之道开始,如果夫妇之道错乱,父子之位也就跟着错乱,最后就有可能造成乱伦的关系。

 

《礼记·郊特牲》说:“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为什么男女要有别?这里的男女有别相当于夫妇有别,夫妇有了分别,就不太会像早期的人类那样群居杂交,父子这一伦确立了,家庭伦理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确立。这是从遗传学和优生学的角度去考虑夫妇有别、男女有别。这就是一种“乱伦禁忌”。张祥龙教授在《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一书中指出:“从现实的生成顺序看,有夫妇才有亲子;但是从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或人类形成史的发生结构上看,有亲子才有夫妇。”就是说,亲子关系即父子关系确立以后,夫妇一伦的关系才能得到更好的巩固。

 

 

 

《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书影

 

《礼记·大学》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这里的“慈”,不就是爱吗?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叫“慈”,反过来,孩子对父母的爱就叫“孝”。但是,为什么天下只有《孝经》而没有“慈经”呢?恰恰是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慈爱根本不需要教,它几乎是一种生物本能,而孝尽管也是人天性中具有的“良知良能”,但因为人本身是从丛林中走出来的,天然携带着某种动物性的基因,所以“孝”就需要后天的教化,才能最终成为一种基于人性自觉的人文修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发现,一只母猩猩带着孩子长大,等孩子们长大了以后,母猩猩老了,孩子就忘了它了,甚至见了面,也不知道它是谁了。为什么?因为动物的记忆是有时间限制的,而我们人类对时间有一种非常漫长的感知能力,我们有历史感、时间感和生命感,所以我们对父母才会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牵挂。不过,对父母的这份牵挂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可能会出现变化。生活中我们发现,人小的时候,特别依赖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这时候他还知道对自己的父母好。但有一天父母容颜老去,身体也老迈了,俗话说“不中用了”,他对父母的爱可能就不那么强烈甚至开始嫌弃老人了。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祖先和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要强调孝道,就是为了遏制我们可能会随时萌生的“动物性”的东西。孝道的提倡,就是为了阻碍我们人类动物性本能中潜藏的那种“爱的惰性”,直到把它变成一种“爱的惯性”。

 

所以,孝其实就是爱。慈是爱,孝更是爱。孝悌是什么?就是在自爱的基础上去爱亲,并且由此获得一种“泛爱众而亲仁”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孝道发生在亲子之间,所以可谓“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从这个角度去解读我们的孝道文化,你恐怕就不会像中西之辨、古今之辨那样来得苦大仇深、咬牙切齿了吧?因为“人禽之辨”更根本,它一下子就把文化的问题挖到根上了!

 

我们中华文化,它是用孝慢慢地遏制兽性,启发人性,从家庭的伦理教化开始,慢慢地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文明、有修养、有礼乐的人,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爱的“涟漪效应”。所以“溥爱”这个词也不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古代就有这个词。如董仲舒就说过“溥爱而亡私”,韩愈也说“博爱之谓仁”。今天有一种思潮,认为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有的人就去吸毒,去败坏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当他那样去伤害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扭曲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他一定是忘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忘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所以,传统的孝道其实是一种基于“自爱”和“爱人”的文化,爱自己就是爱父母,爱父母首先要爱自己。今天批判传统文化的人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切实体会到这一层含义。

 

三、儒家伦理中的孝与爱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四书通讲》。在这本书里,我对儒家之道做了一个梳理。我把它分成十三个道,分别是: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中庸、治平、齐家、为师、交友。其中,孝悌之道是很基础、很关键的一个道。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孝和悌各有内涵,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孝悌之道是什么?其实就是对儿童的早期教育。让弟子——也就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明白,你在享受父兄的爱之后,你也要能回报以孝悌之爱。所以,孝悌其实也是一种爱的教育。我认为,孝道有三个内涵:

 

 

 

《四书通讲》书影

 

其一,“孝须合乎礼”。我们前面讲礼的创生时就已经涉及孝和礼的关系了,不过那是从理论上说的,具体的实践上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论语·为政》篇记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认为,孝和礼是息息相关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你要按照礼来侍奉父母;当父母去世之后,你要按照礼来安葬父母;逢年过节,还要按照礼来祭祀父母。曾子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就是说丧礼;追远,就是说祭礼。这些都说明,孝必须要合乎礼。

 

其二,“孝当发乎情”。《论语·为政》接着记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孔子言下之意,父母只有在你生病的时候才担心你,你不生病的时候父母完全不必担心。也就是说,你不生病的时候,言行都是合乎礼的,父母对你很放心;只有在你生病时才会为你忧心忡忡——这样的孩子就算孝子了。有的孩子一天到晚调皮捣蛋,他生病的时候父母担心,他病好了,说不定让父母更担心!因为他“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经常给父母找事闯祸。这样的孩子当然就不能叫孝子了。

 

 

 

篆书“孝”字

 

有一次,子游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也是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讨论孝。“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你对父母的赡养跟对犬马的喂养一定要有区别,对犬马可以不敬,但对父母一定要有敬爱之情。敬也是一种爱,你对父母没有爱,也就不会真正地尊敬他们。这里面强调的正是“孝当发乎情”。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却不同。这叫什么?这叫“问同答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因材施教”。

 

还有一次,子夏也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能够时时处处做到和颜悦色地奉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很难的一件事。这说明每个人都有一种潜藏的动物性,就是你不耐烦的时候,你会发脾气,摆脸色给父母看。所以和颜悦色地孝敬父母,这在古代是一种大孝,叫“色养之孝”。如果你在侍奉父母的时候,仅仅是跑前跑后,忙碌操劳,家里有好吃的酒肉菜肴,也知道先给父母长辈吃,可是你的脸上面无表情,甚至苦大仇深,做不到和颜悦色,又哪里算得上是真正的孝呢?要知道,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按理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好好地尽孝,那他为什么这么强调孝道呢?我估计是因为他看到当时太多的人,当父母老去的时候就不对父母好了,就恶言厉色了,他觉得那些老人太值得同情了,所以他才要强调孝道。

 

孔子还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一方面,我们因为父母还健在、身体还健康而感到高兴和喜悦;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终将离去,一个孝子每每想到这一点时,他心里一定是担心忧惧的。这是孔子对于我们人性的一种唤醒。孔子的教育其实就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孔子这么说,就是提醒我们,要时时处处为父母着想,“以父母之心为心”,既为父母的健康长寿而高兴,同时也为父母年迈体衰而忧惧。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了。

 

其三,“孝必本乎义”。儒家文化中的这个“义”字,有多种解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义者宜也”。也就是说,做你该做的、适宜的事就是合乎义的。孝不仅合乎礼、发乎情,还要本乎义。比如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父母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也会犯错误,作为一个孩子,看到父母犯了错误你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听之任之,而要去劝谏;但是劝谏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几谏”,就是委婉地劝谏,不要恶言厉色、穷凶极恶。按照儒家的主张,孝不是无条件地服从父母,而是“事亲有隐而无犯”(《礼记·檀弓上》)。所以,《二十四孝》里的两个故事,像王祥卧冰求鲤和郭巨埋儿奉亲,这样的故事就不合乎义,这样的孝就是“愚孝”,完全不可取。《孝经》里孔子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这说明,父子之间是有一种道义的,父亲如果做了错事,儿子应该去劝谏,而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因为这不符合孝道。孔子还说:“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孔子家语·六本》)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涵。谢幼伟先生说:“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孝与中国文化》)如果仅仅从中西之辨、古今之辨去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就很难理解到位,因为这两种观点常常是理论先行,而缺乏真正的切己切身、入情入理的体贴和把握。

 

西方文化是不是就没有孝道呢?众所周知,西方文化似乎并不主张孝道,它更强调的是爱。西方文化虽然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孝道文化,但是他们也强调亲子之爱,也强调家庭的伦理。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其实是相通的。这些都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中西文化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是因为两种文化产生的文化根基和价值原点不同。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所以比较强调“人禽之辨”。只有区分好人禽之辨,才能够提升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道德品位,包括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一般而言,西方文化——当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以神为本的文化,更加强调的是“人神之辨”。中国文化有“神人以和”“和实生物”的说法,而西方文化则强调“神人二分”,神的价值是绝对的,人的价值则是相对的。这样一种文化,跟我们文化的价值原点就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强调人性恶,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你只有通过对“神”或“上帝”的信仰才能获得救赎。而我们的文化则认为人性是善的,人相比于禽兽,是有着智性慧根和良知良能的,所以人是可以成贤成圣的,是有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一种对人本身有“自信”的文化,只有相信自己是善的,由“自信”产生“他信”,你才能“泛爱众而亲仁”,才能不断地获得人生的圆满。因为中国文化强调“人禽之辨”,所以非人的行为,比如不孝非礼,便会被主流价值所贬抑。西方文化因为强调“人神之辨”,所以渎神便是一项大罪,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常常会对渎神的罪加以严厉制裁。据学者统计,从1481年到1808年的327年中,欧洲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就处罚了犯有渎神罪的34万人,其中用火烧死的大约3.2万人。(参见黄启祥:《孝的哲学基础——评〈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

 

尽管中西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起点,但都能获得提升人类自身价值的动力和源泉:在中国,是尽力摆脱禽兽状态,敬天法祖,戒慎恐惧,起敬起孝,希圣希贤,从而完成作为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超越”;在西方,则是尽力摆脱人类的“原罪”,通过信仰无限向神靠近,忏悔告解,痛改前非,希望获得救赎,从而实现外在超越。两种文化,各有千秋,各有理据,应该取长补短,不能厚此薄彼。

 

四、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我觉得应该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徐复观先生说:“五四时代的彻底反传统文化,多激于一时爱国之情,在今日无条件地反中国传统文化,我怀疑是由于不知不觉之中,中了殖民主义的毒。时代的悲剧,岂是偶然?”(《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印光法师也说:“近来欧风渐至,一班新学派,厌故喜新,趋之若鹜。凡欧人为国为众之好处,皆所不学。其蔑礼乱伦处,则变本加厉。竟至废经废伦仇孝等,无所不至,直欲人与禽兽,了无有异而后已。”(《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唐孝子祠校发隐》)这些议论我认为是深刻的。尤其是两位前贤都注意到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始基的“人禽之辨”。

 

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讲座的话,我想说的是:孝悌就是爱。因为儒学是人学,所以为学就是修身,修身就是为学,两者是一体的。所以,以孝悌为中心的早期教育,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爱的教育。孝悌之道是教人不仅能享受被爱,还要主动爱人。儒家的身体观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集体主义的,不是生物意义的而是生命意义的,是一种蕴含人文价值和道德生命的身体观。其核心精神不是别的,正是爱。自爱便是爱亲,反过来,爱亲也就是爱己啊。无论父母是否健康,是否长寿,总有一天他们会先行到站,他们会离开我们,从此天人永隔。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差不多十年了,现在自己生活条件也好一点了,也很想尽孝,可是没有机会了,有时候想想真是非常的无奈和伤感。所以孝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是你作为人发自内心愿意去承担的,孝的教育归根结底就是爱的教育。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学习“爱”——

 

学会爱身:爱自己的身体发肤,不要轻易毁伤,否则就对不起天地和父母。

 

学会爱亲: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子女,没有他们,我们的生命残缺不全。

 

学会爱家:爱自己的祖先、家族和亲朋。无家可归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怜悯的人。

 

学会爱书:一个喜爱读书和学习的人,不仅可以避免空虚堕落,而且更容易忘却痛苦,感受幸福。

 

学会爱岗敬业:不尊重自己职业和劳动的人,也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和敬爱。

 

最后,让我们用一首诗来结束今天这个关于孝道的讲座。这首诗题为《见或不见》: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人生只有一次。今生今世,我们跟父母,无论你爱或不爱,都不会再见。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应该会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动,升起一种朴素的自豪吧。

 

(本文根据作者2021年3月22日在厦门朱子书院“两岸国学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

 

 

 

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兼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世说学”研究会(筹)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渊明研究会(筹)理事、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守中书院创始山长、明伦书院名誉山长、台湾东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先秦诸子经典、儒学与古典诗学、笔记小说等。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论语新识》《古诗写意》《四书通讲》《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等二十余种著作。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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