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儒学现代转换的必由之路

 ——从证严法师的思想结构及佛教慈济基金会说起

作者：刘  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原道》总第2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内容摘要】1966年诞生于台湾花莲的佛教慈济基金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民间慈善团体。其创始人证严法师不仅是一位大德高僧，更是一位儒学信徒，他秉持“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之理念，将慈善与大爱的种子洒遍世界各地。深入研讨证严法师的著作《静思语》，可以梳理出一条儒佛互补，即佛学为体、儒学为用的思想脉络，其宗旨实与儒家思想传统中的“知行合一”之教若合符节。慈济之志业对于儒学现代转换之路具有如下启示：首先，应从经典教育入手，培养民族文化正信。其次，应将儒学核心价值与人类普适价值对接，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第三，儒学应从学院走向民间，从义理走向实践，从心动走向行动，将“良知”转化为“良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知行合一、躬行践履，才能真正使“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儒学深入人心，光大复兴。

【关键词】知行合一；儒学；慈济；证严法师；《静思语》；思想结构

一、缘起  

2011年上半年，我到台湾东华大学讲学访问期间，因缘际会，得以了解在世界慈善界享有盛誉的佛教慈济基金会，并有幸拜见了慈济基金会的缔造者证严法师，所见所闻，获益匪浅。

证严法师，1937年出生于台湾台中的清水镇。1963年，依印顺导师为亲教师出家，师训“为佛教，为众生”，是年二十六岁。1966年，在花莲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年二十九岁。1966年以来的45年间，慈济世界在证严法师慈悲呵护之下，秉持“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之理念，在“内修诚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精神指导下，不断精进，坚实成长，渐次开展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以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小区志工之“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目前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慈济分部，会员和志工人数近千万，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慈善团体。2006年，慈济基金会获得“中华慈善奖”。2008年，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专程拜访证严法师，并对慈济基金会近二十年来在大陆的各项慈善行为，做出了高度评价。2010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江苏省苏州市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大陆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由境外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全国性基金会。2011年4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证严法师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台湾人。而相比之下，证严法师无疑是百位人物中最具正面人文价值、最具民间亲和力、也是最受公众爱戴的一位。

这次台湾之行带给我很多思考。诸如：未来两岸如何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更进一步？政治上的“统一”尚未达成之前，能否率先开展经济、教育、文化、民生诸方面的“统合”？两岸学术文化乃至宗教团体能否展开良性互动，以期取长补短，共同精进？特别是，为什么在台湾，能够出现慈济以及证严法师这样的慈善团体和精神导师，而大陆却付诸阙如？如果说慈济的志业算得上是佛学的一次“现代转换”，那么，为什么源远流长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儒学精神，却未能真正走出学院和书斋，做到兼济天下，造福当世？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对证严法师的著作《静思语》（三卷）深入研读，并对慈济事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之后，我发现，证严法师的思想体系中，佛学和儒学其实是水乳交融、互相补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佛学为体，儒学为用”，佛教的慈悲和智慧与儒学的伦理道德和淑世理想共同构成了证严法师思想的两翼。尤其是儒家经典《四书》，几乎是其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指引着慈济宗门的修行及慈善志业，缔造了让人叹为观止的人间奇迹。窃以为，能将儒学精神与佛法弘扬结合得如此紧密而卓有成效，在近世佛教人物中并不多见，证严法师的思想体系及实践精神实有研究之价值和廓清之必要。

二、儒佛互补：证严法师的思想结构  

研究证严法师的思想脉络，她的口述历史《从“为什么”到“坚定不移”》一文不可不读。这篇文献详细交代了证严法师一生的思想演变之轨迹，其中有困惑，有疑问，有反思，有苦修，有对佛经和儒家经典孜孜不倦研习探寻的每一个脚印。证严法师说过：“我是‘从人事上用心，从经典生信心’。”[1]尽管这里的经典，主要是指对她影响甚深的《法华经》《无量义经》等佛教经典，但又何尝没有儒家经典的熏陶滋润？

证严法师回忆她出家前，由困惑进而开始探讨人生归宿、寻找宇宙人生真理问题时，曾展读《新旧约》和《四书》。她说：“且非全然专注在宗教或佛经的钻研，同时亦很有心地去研读《四书》，动机是‘希望从《四书》之人间教育观点，进而探讨佛法出世间的道理’。”[2]这一席话交代了儒家经典《四书》在证严法师的思想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其后来提倡“佛法人间化”的理论源泉之一。

她还说：“我认为，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维系社会长治久安必定要遵循的自然法则。自然界的顺序或人伦次序，就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就是伦理道德的思想；伦理道德的根本精神，在于‘安分守己’。人假如合于自然的顺序，守住伦理道德，能够安分守己，就会过得非常安定和乐。”[3]可见，证严法师对儒家伦理道德拳拳服膺，以为是人间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后来其带领几位弟子，在花莲普明寺旁的小木屋开始漫长而艰苦的修行生涯时，不外乎“白天劳作，晚上教授弟子《四书》与佛典”。[4]

这一非常富有象征意义的感人场景表明，儒学的伦理道德和淑世理想一开始就融合在证严法师学佛济世的慈怀悲心之中。《四书》与证严法师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她“从人间教育之观点探讨佛法出世间之道理”的精神源泉。[5]“乃至于慈济成立三十几年来，法师开示时，也每以《四书》文句，教导做人做事的方法”。[6]尤可注意的是，在讲《大学》经一章时，证严法师以为，从“大学之道”中可以看出“儒家和佛教思想在义理上的关连性，二者能互相印证”，并进一步诠释《大学》“三纲”之义云：

透过教育来达到个人修道的成就，也透过教育来促进、完成世界的和平。“在明明德”是一个起点，“在亲民”就是佛教所讲的菩萨道，一定要透过走入人群，才有可能来完成自己的道德，这是一个过程；“在止于至善”是一个目标。……佛陀的教育不也就在这三句吗？佛陀来人间，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净化自己的心，进而去影响别人；一定要透过导正别人，帮助别人行走菩萨道，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佛道。[7]

这样融合儒佛的诠释方法论，堪称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证严法师的思想，生动、鲜活地保存在她的《静思语》[8]中。《静思语》是一部语录体的心灵著作，文字朴实无华，道理深邃耐寻，堪称当代心灵教育和人格教育的最佳读本。展读《静思语》，时常让我想起《论语》。可以说，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等理念和价值，无不贯彻于证严法师的言谈举止和立身处世之中。以下简要胪述证严法师思想中的儒学根脉，限于篇幅，只粗陈梗概，不做申论。

（一）谈仁爱。仁爱乃儒家思想之核心价值。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9]对此，证严法师也予以发挥阐扬，并以“大爱”为旗引领慈济宗门及遍及全球的慈善事业。她在《静思语》中说：“生活中如果没有爱，就是生活在罪里。”“内心常存仁德，至诚待人，自然得人心。”“爱心的力量，比什么都有用。”“爱人自爱，自爱爱人，就是有佛心、菩萨心。”“怨憎，是丑化自己的人生。”不仅如此，她还以宗教家的悲悯情怀看待芸芸众生，对孔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之理念，有继承，也有超越，具体说，就是继承了“好人”，扬弃了“恶人”。她坚信“人生最丑陋的是私爱与仇恨，最美的是大爱与温情。”何谓“大爱”？答案是：“大爱无贵贱，众生皆平等。不分你我他，心善即气和。”惟其如此，证严法师才说出与耶稣、佛陀同样的“普天三无”：

“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正因有此博爱精神，1991年华东水灾时，证严法师才能力排众难，坚持无偿援助大陆灾区。当时两岸关系正处于低谷，面对“大陆是敌方，为什么要救敌人？”的质问，法师说：“爱你的朋友不稀奇，爱你的敌人才伟大。……我们与大陆是同文同种同文化的同胞。两岸人民要安和乐利，就必须化小爱为大爱，以爱铺着路走过来，子子孙孙才能永享太平。”[10]这种“大爱”精神，其实也是一种宗教精神，非宅心仁厚、悲天悯人者难以真正体悟并践履。

（二）谈礼仪。与仁学一样，礼学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多次谈到“礼”与“仁”的关系，诸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说，仁与礼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故孔门有“诗教”，亦有“礼教”、“乐教”。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还说：“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甚至认为，人的一切优点如果没有“约之以礼”，都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孔子为何如此看重“礼”？无他，盖因“不学礼，无以立”！

证严法师对此亦融会贯通，并能以现代语言加以精彩阐发与申说，她的格言如“有礼的人，人见人欢喜；讲理的人，人见人尊敬。”“礼者理也，先知礼，才能识理、懂理。”“礼仪，是在举手投足的方寸中。”“道德是本分事，礼仪是做人的规则。”“教之以礼，育之以德；传之以道，导之以政。”……在在可见儒家思想的投影。在慈济的四大志业之人文志业中，也贯彻着“礼乐之教”，慈济的音乐手语剧在教育弟子、净化心灵方面就是一大“方便法门”。

证严法师说：“慈济之音乐手语剧，将正思维寄情于歌曲中，取代说教式的叮咛，一如孔子所兴倡的周礼，亦有八佾之舞乐，因此慈济并非创新，而是恢复古礼。”她还说：“欲治其病，须先探知病根，方能对症下药。当今教育治学，其病乃出于礼缺乏且教不足。”[11]谁能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证严法师在她的慈济世界竟然发出“克己复礼”的呼吁？由此可见，证严法师显然是以孔子之隔代弟子自居的。

（三）谈孝行。儒家认为“孝悌”乃“为仁之本”。程子云：“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可见为仁，也即“行仁”。故孝悌之道，在行不在知。换言之，孝首先不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而又理性的相互对待，孝是人之根本，不孝之人很难是大善、大爱之人。证严法师教育弟子，尤重孝行。尝云：“太阳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气大。”“对父母要知恩、感恩、报恩。”“行善，行孝，不能等。”“大孝之心，即是大爱之心。”“孝道走得通，善道才能毫厘不差。”“真正的孝顺，是立身而行道。”把孝行提到“立身行道”的高度，这在佛教伦理中实不多见。又如“孝敬父母，不仅物质奉养，还要服从、尊重，才是既孝且顺”之语，显然与《论语》中“子夏问孝”“子游问孝”“事父母几谏”数则一脉相承。这是证严法师将佛法与世间法有机结合的成果，也是慈济“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的最佳证明。

（四）谈修身、养心。儒家最重修身，以修身为固本。《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又云：“修身在正其心。”孔子谈君子小人之辨、义利之辨，至于三戒、三畏、三慎、九思乃至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善养浩然之气”等等，无不是修身之一部分。修身又与养心联系，所谓“正心诚意”、“尽心知性”、“求其放心”、“心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恻隐之心）等等，皆为题中之义。修身遂成为儒家内圣外王之一大功夫。至宋明，则发展为理学、心学，养心亦成为儒学之一大科目。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与李宰书》），王阳明更申其说，以为“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认为最高的道理无需外求，从本心即可获得。修身实际上便与正心、养心结合起来。此即所谓“陆王心学”。

证严法师很好地继承了儒家心学之精髓，最为关注人的“心灵教育”。面对全球自然灾害频发的现状，她非常深刻地指出：“天灾出于人祸，人祸源于人心。”“人心贪婪不息，天灾人祸不止。”所以，“人的基本使命，就是完成心灵的净化与进化”。她还说：“修行要系缘修心，借事练心，随处养心。”怎么“练心”、“养心”？答案是专心、定心、用心。法师说：“做任何事都要专心，专心就是定。”“心不专，念不一，做事难以成就；若想心念专一，就必须收摄杂念，恒持清净的一念心，这就是系缘修心。”“心平，路就平；心宽，路就宽。”“找路不如找心，问路不如问心。”“用心，才能明心见性。”“不要随心所欲，要随心教育自己。”作为一位佛教宗师，她也不忘教育弟子：“心宽就是善，念纯就是美。”“学佛三心：真心、深心、大悲心。”同时还要有“感恩心”，甚至“别人骂我、不谅解我、毁谤我，反而应生起一分感恩心，感恩对方给自己修行的境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此皆可为对儒家心性之学活学活用、儒学精神现代转换之例证。

(五)谈诚信。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孔子说君子“主忠信”，又以文、行、忠、信为“四教”，并多次谈到信的重要性，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君子……信以成之”，认为“恭、宽、信、敏、惠”为“仁”之五要素。孔子的最大理想是建立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祥和世界。又《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类似的“法语之言”，俯拾皆是。

证严法师为人处世，也以诚信为本，主张“内修诚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她说：“人性之美，莫过于诚——诚为一切善法之源；人性之贵，莫过于信——信乃人生立世之本。”“行善要诚，处事要正，做人有信，待人要实。”“建立人格的第一步是‘信’。”“待人处事诚正信实，问心无愧，就可以皆大欢喜，身心自在。”“信己无私，信人人有爱。”“金钱不能代表人格，诚信才是。”这些言近旨远的诚信格言，非深受儒家思想沾溉者岂能道哉？即便谈佛法，她也主张“正信”，反对“迷信”，这应该都是拜儒家诚信思想之所赐。

(六)谈宽容。孔子虽讲“直道而行”、“以直报怨”，但其“一以贯之”的还是“忠恕”之道。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夫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讲究推己及人，反求诸己而不苛责于人。孔子多次说：“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怨天，不尤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也便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可知直、信、忠、恕之间，孔子最看重作为“底线伦理”的“恕”道。又《大学》云：“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12]可以说，恕道是处理“人我”、“群己”乃至“国际”关系的最佳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格言能够曾一度高悬于美国华盛顿联合国总部，良有以也。

与此相应，证严法师以“大道多容”的胸襟，更将“恕道”推进一步。她的很多话语真是药石之言。如：“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要批评别人时，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无缺。”“小事善解，大事包容。”“与人相处，应能成人之美，涵养容人之德。”“知足、感恩，植福音；善解、包容，消旧业。”“人和无是非，包容则圆融。”“用菩萨的智慧，看待家人；用父母的包容，关怀天下人。”“能够宽恕别人将可以化解心中的痛苦；接受别人的宽恕更可以反省自己的过错。”“不要论断别人，就不被论断。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毅然伸出爱心的手拥抱仇敌。”“多宽恕别人，慢慢的便会发现自己的优点。”等等，言浅意深，发人深省。

由此又推至人之改过问题。孔子曾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是人总要犯错，“过则勿惮改”，则可矣。至于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境界，盖非常人所能及。证严法师对此亦有高见，她说：“人生不怕错，只怕不改过。”“凡夫难免有缺点，若能勇于改过，必得完美的人生。”“犯了错应及时起忏悔心，才能清净烦恼。”“个人是非莫计较，大是大非应明辨。”这些格言可能有人会以为陈义过高，但人文价值之弘扬端赖有一高远之理境，然后方可以“化成天下”。

（七）谈天命。儒家思想强调自强不息，积极入世，更为关注现实人生，鲜有神秘论的发言，故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谈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说。似乎孔子对天命及鬼神之事，避之唯恐不及，但究其实，孔子对鬼神何尝不心存敬畏，对“天命”何尝不孜孜以求。其所谓“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非其鬼而祭之，谗也”，“丘之祷久矣”、“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即是对鬼神的虔敬；其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之未丧斯文也，桓魋其如予何？”“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知我者其天乎？”“不知天命，不可以为君子。”等等，正可见出对“天命”的探求。

证严法师作为佛教人物，却是一位强调正信、反对迷信的智者，她多次表示，自己不谈怪力乱神；还说：“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学佛不要学得奇形怪状，……看不到、摸不着的都不是正常法；正常的法就在日常生活中，……”[13]“在佛经内容里，比较不合世间法或较怪力乱神的文句，我会避开；或是太过艰涩，我会将它淡化。”[14]这是一种十分清明澄澈的理性。但她又说：“平常我不谈怪力乱神，不过，我非常重视因缘果报，因为这是人间真理，不只佛教如此说，科学也这样印证。”可见她对佛学义理和人间法则又怀有一份坚定、圆融的正信，这即是“大信不疑”。

对于生死，孔子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对生之价值和意义的一种大肯定。而对生命无限护惜的证严法师也说：“生死不可怕，怕的是对世事看不开，对己放不下。”“生死大事，能看得开，想得通，就能安然自在。”“从生到死的这段时日，重要的是立德与立行。”“自杀所犯的罪业有三：一、杀害父母所赐的身体，犯不孝罪。二、造自杀罪业。三、犯遗弃父母、先生（或太太）和孩子的罪。”“有勇气自杀，为什么不拿自杀的勇气继续活下去。”这些思考，看似简朴，实则包含宗教家的好生之德。

（八）谈勤俭。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礼，与其奢也，宁俭”，这是尚俭；同时又说“敏于事而慎于言”、“敬事而信”、“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爱之，能勿劳乎？”“先之，劳之”而“无倦”，这是谈勤。证严法师也教育弟子：“克己则安，放纵则危”。“懂得克勤，就不会堕落；懂得克俭，就是有福人生。”“简朴的人生是美德。”“凡事因贪而贫，去贪就俭，克己勤俭即能兴家。”“莫轻视小钱，积少成多能大用；勿养成挥霍，固本朴实顾元气。”“身勤则富，少欲不贫。”有证严法师的言传身教，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在慈济世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弘扬。

此外，证严法师还多次谈到“中道”、“不争”、“和”、“敬”、“戒慎”、“直”、“人能弘道”、“良知良能”、“安分守己”、“安贫乐道”、“名正言顺”以及君子小人之辨等等与儒学相关的价值理念，这里不再赘举。

总之，证严法师作为一佛教人物，不仅对于儒家经典谙熟于心，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鲜活诠释，创造了自成一家的经典言说，以儒学现代转换这一视角来看，的确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坐标，堪称一大光辉的典范。证严法师不仅是一位慈悲济世的宗教家、慈善家，更是一位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家、教育家。书写当代儒学史者，理当予以充分关注。

三、知行合一，道在行中  

然而，尤为令我震撼的还不是《静思语》和证严法师的思想本身，而是那种愚公移山般的将理论付诸实践、“良知”化为“良能”、将“心动”转为“行动”的知行合一的精神。“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这八个字，是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基金会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和坚实基础。而这一躬行践履、经世致用之精神，实与儒家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知行合一”是儒学最具普适性的精神之一，既是义理，亦是功夫，被明代大儒王阳明称为“圣门知行合一之教”（《传习录》中）。“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孔子早已言明。窃以为，《论语·学而》篇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说的就是“知行合一”。此章朱熹注称：“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程子云：“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悦）。”进而言之，此句所谈即是“知”与“行”之关系及效果问题。“学”关乎“知”，“习”关乎“行”，学者只有真正做到“习其所学”、“行其所知”也即“知行合一”，才可得到真正的喜悦。这也即是孔子提倡的“为己之学”。

查《论语》全书，“行”字凡130见，多数作动词用，概括起来，约有以下几种互相对待之关系，而每一种两两对待的关系中，孔子及其弟子最重的总是“行”。以下举例说明。

（一）文与行。儒家讲究文行出处之道。《论语·学而》篇第六章：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观此两例，可知文、行之间，行在文先，行比文重。故《述而》篇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为“四教”之一，其地位不难想见。结合《大学》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对于理解文行或知行之关系，会大有帮助。

（二）学与行。《学而》篇第七章：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同篇第十四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所举诸事，虽未直接以“行”出之，然皆为“行”之属，盖强调“行”即是“学”，“行优”即是“好学”。又《子张》篇：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夏显以“洒扫应对进退”亦“君子之道”，孰本孰末，孰先孰后，实难强分。程子云：“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进退是其然，必有其所以然。”又说：“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后来儒者提倡“经明行修”，亦是此意。行是本，学是末，正如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

（三）言与行。知行合一表现在为人处世上，就是“言行一致”。“行”与“言”的辩证关系孔子也多次谈到。《论语·为政》篇：“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明确指出，行在言先乃君子之道。又，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谨言慎行，亦是夫子之教。《里仁》篇：“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同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公冶长》篇：“宰予昼寝。……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子路》篇：“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茍而已矣！”《宪问》篇：“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又《中庸》云：“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等等。这些言论，无不表明在与“言”的对待关系中，“行”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馀如“志行”（《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思行”（《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闻行”（同篇：“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之对待，无不以行为重。即便在“德行”之“德”上，亦以“行”为重。《颜渊》篇记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回答：“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先事后得”之“事”，其实还是一个“行”字！

儒家的中庸之道，可说是身体力行的君子之道，也可说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庸》反复强调“行”的重要性。“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辩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呼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些议论无不表明，中庸之道，重在实践，“知之”是“行之”的前提，“行之”是“知之”的目的，“知”只有落实在“行”上，道才真正能够被体悟和把握。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我看来，也可以理解为，知行两端均须达到一最高境界，方可殊途同归，最终“止于至善”。

要言之，在儒家思想中，所有与“知”有关的要素（文、学、言、志、思、闻等），只要与“行”并置，大抵皆以“行”为先。此即所谓“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德行二字，并非空泛无实的理念，而是可观可触的品行。也即是说，儒学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知、孝悌忠信之道等等，都不是名词性的，不是义理的，而是动词性的，是身体力行的；都不是远离人生实际的高头讲章，而是不可须臾离也的伦常日用。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说的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正在人之行为中，唯有人的躬行实践，才是达臻大道的必由之路。

儒学历史上，“知行合一”一度引起分歧和争论。宋代程颐、朱熹先后标举“知先行后”之说，竭力反对“只说践履，不务穷理”，表现出一种重义理、轻实践的倾向。如程颐说：“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颜子所好何学论》）。又说：“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宋元学案》卷十四）朱熹亦认为“当以致知为先”，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今人多教人践履，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朱子语类》卷九）“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朱子文集》卷三十八《答詹体仁》）

明代王守仁不同意此说，认为：“心虽主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传习录》中）他多次标举“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传习录》上）“知行如何分得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答顾东桥书》）。“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事，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亦以践履为第一，认为“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是故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故学、问、思、辨、行五者之关系，以“笃行”为“第一不容缓”、“必以践履为主”（《读四书大全说》卷六）。由此可见，古人对儒学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是儒学千百年来前仆后继、代有大师的主要原因。

从这一角度来看证严法师领导下的“静思法脉、慈济宗门”的发展道路，不难发现，儒家“知行合一”的“圣门之教”不仅是慈济精神的源头活水，更是证严法师教育、动员弟子及会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慈济志业的“不二法门”。证严法师既是一位精通佛法义理的大德高僧[15]，同时又是一位心怀天下、保持传统士大夫淑世理想的儒家思想的传人。她不主张“独善其身”，而常欲“兼济天下”。她不仅有守死善道、坚定不移的宗教精神，更有一种化浊澄清、开启愚痴的教化本领，艰深的佛法、复杂的名相、深邃的哲理，经她用浅显易懂的现代汉语诠释之后，常给人以夺胎换骨、豁然开朗之感。如她解释宗教：“所谓‘宗教’，‘宗’是人生的宗旨，‘教’是生活的教育。”这样的解释何其新鲜而又深刻！

在谈到佛法的时候，证严法师多次提到“行经”二字：

“慈济乃入世志业，是行经而非念经；经是行在脚底而不是挂在口中念诵；应在生活中力行经教，才是佛陀本怀。慈济人就是走在菩萨道上的行者，所说的新的，也就是菩萨道上的风光。”[16]

“慈济是取中道精神，希望大家以出世心做入世事，真能无所求为众生付出，慧命必得成就。所以，有志于慈济者，最重要的非坐而论谈名相，而是起而力行佛陀本怀。”[17]

“佛法不是在口头上讲讲而已，也不是在经典里执着文字，重要的是‘行经’，必须付诸行动。所谓‘深入经藏’，不是在藏经阁里埋首研读就能得到真正的智慧，而是在人世中去体会道理，事理明白才是真智慧，如此经藏自然就在心中。”[18]

“学佛，必须在生活中体会佛法，走入人群实践佛法，才能透彻领悟真理。”[19]

上述说法无一不是阐明，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方才是求道、体道、学佛的最佳门径。在《静思语》中，证严法师反复强调：“法不在深，而在能行。”“道理不在于听得多，而是能实践。”“事不做，才困难；路不走，才遥远。”“小事不做，大事难成。”“说做，想做，不如动手做。”“知道，是知而行道；能‘行道’，才是真‘知道’。”“听不如行，说不如做。”“寻找生命的答案，在于身体力行的体悟。”“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升华自我的人格。”“能干不干，不如苦干实干。”“教而学，学而做，做才说。”“行正道，走正门，以外在行动表现内心正念。”证严法师的思想源于《无量义经》，而该经大义在强调“实践”，又与儒家“知行合一”思想不谋而合，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旨在透过日常之大爱实践，以达真理之究竟。证严法师常说：“愿人心能净化，愿社会能祥和，愿天下能无灾。”如此恢弘无边的愿力，没有坚定的正信与超人的践履精神者岂敢问津？

四、结语:“对的事，做就对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证严法师及其慈济事业筚路蓝缕的发展路径与对当世的巨大贡献，实可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不少借鉴。当今之世，“文化热”“国学热”馀温犹在，孔子学院遍布全球，新世纪以来学界又有“文艺复兴”之类的呼唤，今年（2011）年初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百日亮相”，似乎在“大国崛起”之类口号的感召下，传统文化颇有复苏之象，然究其实，儒学的当代命运仍然十分微妙，暧昧莫名。本文无意也无力为当下儒学发展“开药方”，但相信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文化和儒学精神理当在当今世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传统儒学的现代转换其实早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做不做”“怎么做”的问题，是在“做中学，学中觉，觉中做”（《静思语》）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如何从“知之”到“行之”，并且“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是儒家文化现代化、儒学核心价值普世化的必由之路。窃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努力。

首先，应从经典教育入手，培养民族文化正信。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及儒学精神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但却曾经是全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一直是维系社会发展和世道人心的思想基础。当前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生态失衡，危机重重，甚至许多研究传统文化者都对儒家文化丧失信心，一些以西方学术为专业的学者对儒家精神相当隔膜，甚至存在严重误解，与民国时期一批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文化大师渐行渐远，不仅对民族优秀文化毫无认同，甚至极尽诋毁抹黑之能事。表面看来，这是所谓“现代性”思潮的必然反应，但究其实，不过是延续了近百年来激进革命论者对传统文化的一贯思路，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思维甚至连西方本位主义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文化自卑，而这种自卑感正是源于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与“正信”。仔细想想，这实在可悲。

尽管我个人对复兴儒教、政教合一式的儒学现代转换模式持保留态度，但基本认同复兴儒学、普及经典教育式的民族文化信仰重塑。我们固然不奢望当世儒学也能宗教化，或者出现一位圣人般的人物能为“天下之木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听任国人对于维系着我们民族文化命脉，提升着我们在世界文化共同体中的整体形象的传统文化经典特别是儒学核心价值，一无所知而又深恶痛绝。窃以为，经典教育的普及应该被提上日程，无论大学还是中小学，让学生阅读并掌握《四书》等儒家文化经典，建立起码的文化信仰和礼义廉耻之心，培养优雅气质和独立人格，进而对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思潮产生“抗体”，在人心的净化和道德水平的提升方面竖起一道内在屏障，这是今后的教育可以努力尝试的。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太过浪漫。说实话，如果没有见识过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我也会这么想，但现在我开始相信，事在人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进取精神，正是孔子思想和人格中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既然证严法师能“从经典生信心”，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果我们能，为什么不相信更年轻的一辈也能？证严法师说：“对的事，做就对了。”不做，怎么知道能不能？

其次，应将儒学核心价值与普适价值对接，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当前思想界，诸说并起，派别林立，颇有“战国”特色。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为各路英豪传播理念、论战争鸣提供了空前未有的平台和阵地。这种多元共生的思想图景对于推进学术的发展当然大有帮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学术体制在官僚体制影响之下，活力有馀，而自律不足。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不见，不知敬畏、肆无忌惮的政治生态已经对学院的学术生态产生“模板”效应，以至于在学术研究和探讨时，难有平情之论，温和之态，倒是越来越表现出官僚化、阵营化和江湖化倾向。那种“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争鸣很少看到，倒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越来越显明，由此形成了“因人废言”“因言废人”“睚眦必报”的霸道习气和狭隘心理。从外部看似乎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从内部看，则变成了“同而不和”“比而不周”甚至“攻乎异端”“党同伐异”。

其实，既为学者，总该相信“德不孤，必有邻”，各派虽有不同意见，但也并非水火不容，而应可以参校同异，取长补短。佛教主张“破执”，也就是去除“所知障”，秉持“中道”，儒家也认为“过犹不及”，“君子时中”。就普适价值的争论而言，西方文明贡献了民主、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等普适价值，东方文明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难道不也是普适价值？诚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那种研究西学就反对中国传统，研究国学就排斥西方民主的立场，都难免固执“理障”，不能“得其环中”，从而使本来应该可以用于“行”的“知”，变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知识乱麻，最终偏离了“知行合一”“行其所知”的“大学之道”。

反观证严法师和她领导的慈济世界，为什么在短短45年间竟然从花莲山脚下的一间小木屋，一步一步走向了世界？我以为，正是因为证严法师能够博采东西文化之长，不挟宗教门户之见，对所有民族、宗教、国家、文化的人甚至众生都能一视同仁，并且特别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活学活用的结果。慈济志工中有各种肤色、国度、学历、阶层的优秀分子，他们聚集在一起，却能求同存异，一团和气，盖因其将珍爱地球、和谐社会、净化心灵的大愿景，与慈悲喜舍、扶危济困、医疗环保等身体力行的“菩萨道”，有机结合，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心中的善念善心、良知良能，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证严法师和慈济世界是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一个光辉典范，她的人文价值和人类价值今后还会不断彰显。

第三，儒学应该从学院走向民间，从义理走向实践，从心动走向行动，将“良知”转化为“良能”。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陋》中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近思录·卷二·为学》）这是对重“知”轻“行”、重义理轻践行现象的一种批评。这种批评对于当下学院体制下的儒学研究犹具现实针对性。强调“躬行践履”的儒学其实是一种实践哲学，其义理也不过是为了指导实践。但在儒学漫长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儒学经学化之后，儒学却日益从民间走向庙堂，从日常走向书斋，从不可须臾或离的“道”，降格为寻章摘句、繁复注疏的“理”。

证严法师在论及佛教经典的流传时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

辗转流传的佛法，经由人们不断地分析与表达，遂愈显愈深，不是当初简单的样貌。就如孔子之《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来说，孔子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若是用心学习，学了后有所知，内心就很喜悦。”意义不过如此，但后人去恶大做文章，在“注”、“释”时，以更多的文字说明，遂将这些简单的话分析得非常深奥。[20]

尽管对经典的诠释本身就是弘扬儒学的一部分，并且其本身充满了“爱智慧”的快乐，但是，将儒家文化从“道”转为“理”甚至“术”的诠释过程，恰恰悖离了早期儒学重实践、重笃行的核心精神。如果说儒学思想本身包含着取之不竭的“良知”，那么，如何将“良知”化为“良能”和“良行”，这才是关键。从这一角度反观当今，不难发现，日益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对于儒学的复兴无疑是一大障碍，甚至是一种“杀伤”。当学者们对义理、概念、名相的研讨和阐发热情，远远超过躬行践履与切身实践，甚至当学人大多数沦为“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小人儒”之时，本身就是一种“道不行”或者“斯文扫地”的惨淡局面！证严法师在谈及宗教信仰时说：

对于宗教信仰采取的态度，也有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是迷信之人，被认为是愚夫愚妇；一种是只埋首研究理论，对宗教并不相信。如何能提升迷信者的信仰质量，又如何能使知识分子接受宗教的智慧，方法唯有真正脚踏实地地去做，推动人间佛法，是佛法生活化，才能普遍接引各种根机的众生。[21]

证严法师所说“只埋首研究理论，对宗教并不相信”的专家学者，其实与周敦颐所说“彼以文辞而已者”正是一类人，具体说，也就是那种知行分离、纸上谈兵、高谈阔论、丧失行动能力的“腐儒”。将儒学的复兴寄托在对儒家文化本身就缺乏“正信”和“愿力”的人身上显然是南辕北辙，章句注疏和义理辨析固然需要，但离开躬行践履的生活实践则远远不够、也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

上个世纪，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学者就是一批敢于躬行的先驱，又有证严法师和慈济志业可为榜样，现在民间力量也在不断成长，多元社会形态初步形成，机缘可谓已经成熟。既然慈济能将“佛法生活化”，儒家文化及核心价值为何不能走进民间，“仁爱之道”、“忠恕之道”为何不能广被天下？而且，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来看，今天也正是将民族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将传统文化信仰植根民间社会的最佳时机。如能因势利导，知行合一，积极推动，躬身实践，就能润物无声地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带动整个民间社会的健康发展，为改善文化生态、建设公民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句话，儒学的现代转换，关键在于能否把专注义理的“儒学”转变成百姓伦常日用的“儒道”，让芸芸众生能切身体会，并遵大道而前行。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道，其实就在脚下，关键在于能否迈步向前。

（按：此文写于2011年，十馀年转瞬即逝，今天看来，本文有些观点似乎还未过时，只是，脚下的路更难行了。抚今追昔，可发一叹！）

注释：
 
[1] 参见释德凡编撰，《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9。
 
[2]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56。
 
[3] 同上书，页57。
 
[4] 同上书，页69。
 
[5] 参见《从人间教育之观点探讨佛法出世间之道理——法师思想与<四书>之关系》，《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557-612。
 
[6] 同上书，页558。“三十几年”云者系原文如此，实则慈济至今已度过45个春秋。
 
[7] 同上书，页567。
 
[8] 按：引文本自《静思语》典藏版，慈济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9] 按，本文所引《四书》内容，均以中华书局版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具体出处不再详注。
 
[10] 参见《一粒米中藏日月，半升锅内煮山河——谈慈济大陆赈灾缘起及理念》，释德（亻凡）编撰：《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52。
 
[11]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6。
 
[12] 此则朱熹注云：“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不如是，则所令反其所好，民不从矣。”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9。
 
[13]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782。
 
[14]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891。
 
[15] 根据其弟子的介绍，证严法师做过开示讲解的大部经有：《三十七道品讲义》、《无量义经》、《法华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药师经》、《地藏经》、《八大人觉经》、《父母恩重难报经》以及《人有二十难》等等。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896。
 
[16]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18。
 
[17]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10。
 
[18]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955。
 
[19]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882。
 
[20]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889。
 
[21] 参见《证严法师思想体系探究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