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当代启示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走进孔子》2024年第5期

一

在20世纪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传统书院的发展一波三折，迭经磨难，式微之叹，不绝于耳。时值传统文化“灵根倒悬”“花果飘零”之秋，如何守先待后，与时俱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会通、中学与西学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摆在有志于传经弘道的儒者面前的一大严峻课题。

同为近世大儒，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与复性书院创办人马一浮一样，都以“文化托命者”自期，都是孔子的信仰者和追随者，都有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续命”的宏图大志，只不过相比之下，马先生乃是一传统的理学家和学问家，先生则是一位更具现代精神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有些巧合的是，复性书院于1948年秋在杭州宣告结束，历时凡十年；而第二年秋，也即1949年10月，新亚书院在香港宣布成立[①]。加上钱穆曾是马一浮复性书院的见证者和特邀“讲友”之一，这就为我们观察两家书院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契机。关于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的始末及得失，笔者已有专文述论[②]，本文仅就钱先生新亚书院的成功经验略作分析。

如所周知，钱穆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历任多所大学教授，著述等身，弟子遍及海内外。钱先生一生学问，有其皇皇1700万字的近百部著作可以为证，而其一生事功，不妨说尽在新亚书院。欲了解新亚书院的历史，有两本书可供参考，一是《新亚遗铎》，一是《师友杂忆》。通过这两本书，可以窥见钱先生如何殚精竭虑，终于在战乱后的香港撑起一片现代私立教育的天空。

令人备受感动的是，马、钱二先生在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上颇多相通相似之处。比如，钱先生虽未以“复性”论学，却对“养性”尤为注重。他在《略论中国教育学》中说：

天地生人，大同而小异。异者在其身，同者在其心。异者在其欲，同者在其性。色声嗅味食衣住行在身，为欲。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在心，为性。欲偏对物，性偏对人。……性不从己一人有，亦不在己一人成，必求通于人而见。故纵欲则为小人，以其分别专在一身上，其范围小。养性则为大人，以其必在与人和合相处中，可扩至国，扩至天下，扩至后世千万年，其规模大。故中国人以下流为小人，上流为君子大人，乃有人之流品观。[③]

又说：“故中国人之教育宗旨教育精神，主要乃为一全人教育，首在培养其内心之德。苟有其德，则其对人群自必有其贡献与作用。天地生人，本不为供他人之用。供人之用者当为物。但人之为用与物之为用大不同。物之为用，在其机能。人之为用，则在其德性。”[④]

再比如，和马一浮一样，钱穆也对现代教育深致不满。他在《事业与性情》的演讲中说：“今天的教育只讲普及化、大众化，论量不论质。只问事业所需，不问性情所宜。只求成才，不求‘尽性’。把人生只当作一种工具，专为外面需要，不问内部生命之真实所在。若是我们要讲品种、讲性格、讲后天培养，则以前像英国牛津、剑桥的教育方式，倒有些地方可以借镜。它的教育方法，确有些近乎中国宋、明时代的书院。它分了许多学院，各自隔别，日常人生，照顾周到。不像今天的教育，都已社会化，不容特立独行之士。只讲多数，只要随从众势，这在陶铸人才上，是有大问题的。”[⑤]而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又说：“盖今世之教，则亦仅为谋生之一职业耳。不知中国古人惟有学业，无教业，终其身惟有一大事业斯曰学，而谋生有所不顾。故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⑥]似此，皆与马一浮复性书院的主张并无二致。

二

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新亚书院的创办正好处于古今、新旧、中西的交汇点上，而其最终能作为一所中西兼通的书院进入现代大学体制，则与钱穆对传统私学和私立教育的长期关注大有关系。钱穆在《论私立教育》一文中说：“西方学校亦由私立者在先，惟不属之地方，而属之教会，此则双方文化不同之故。然学校教育重在私办，则大致无异。”又说：“惟论中国历史，远溯之先秦，孔孟讲学，岂不皆由私人。汉武帝时，已有国立大学，各郡亦有公立学校。然自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私家讲学尤为社会所重视。宋代书院兴起，私家讲学之地位声势均在国立公立学校之上。盖因西方政教分，中国则道统尤在政统之上，故教育权当操自社会下层，不当操自政府上层，此为东西双方所同。……若论中国，则家塾党庠自汉代已遍国皆是，所教皆以修身为本，知修身即知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此可称为乃是一种人文教育，于今效西化之所谓国民教育又微有辨。果论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心理积习，实皆自私塾奠其基。此层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⑦]“果使民国以来，中央政府知此深义，于私家兴学善加诱导，多予褒扬，则闻风兴起，全国慕效，诚指顾间事。乃不此之图，学校必国家公立，无锡如俟实、东林两校，毁后重建，皆改为公立。而私立学校地位又必屈抑在公立之下。更有甚者，外国教会来内地办学，其地位亦必在本国社会私立之上。……”[⑧]

所以，钱穆无论治学还是办学，念兹在兹的都是“发扬中国文化”。1949年10月10日，钱穆在亚洲文商学院开学典礼的致辞中说：“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的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⑨]1959年双十节暨校庆日，钱穆反复强调：“我们在此大波澜中，创办此一学校，也有许多同学一意欲赴外国，而且去了不思再返。有如此意图之同学，大可不必进此学校。不信仰中国，不愿做中国人者，不必进新亚。”[⑩]

可见，在坚持私学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地位，以及坚守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价值本位上，钱先生与马先生可谓“同道中人”。

不过，在对西学的态度上，旧学出身且未入过新式学堂、更无留学经历的钱穆，却比马一浮更为开放和包容。其所撰《招生简章》即明确指出：“本院……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1]钱穆深知，“香港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皆为东西两大文化世界之重要接触点，亦为从事于沟通中外文化，促进中西了解之理想的教育地点”，本着史家特有的敏感和睿智，其考虑问题就更具全局意识和世界眼光。新亚书院不仅有校训、学规，还有校徽和校歌。钱穆写于1953年的24条《新亚学规》如下：

一、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三、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点。对人类文化有了解，对社会事业有贡献，为求学做人之向往目标。

四、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专为谋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之浅薄观念。

五、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

六、先有伟大的学业，才能有伟大的事业。

七、完成伟大学业与伟大事业之最高心情，在敬爱自然、敬爱社会、敬爱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敬爱对此一切的智识，敬爱传授我此一切智识之师友，敬爱我此立志担当继续此诸学业与事业者之自身人格。

八、要求参与人类历史相传各种伟大学业、伟大事业之行列，必先具备坚定的志趣与广博的智识。

九、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做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

十、人类文化之整体，为一切学业事业之广大对象；自己的天才与个性，为一切学业事业之最后根源。

十一、从人类文化的广大对象中，明了你的义务与责任；从自己个性的禀赋中，发现你的兴趣与才能。

十二、理想的通材，必有他自己的专长；只想学得一专长的，必不能具备有通识的希望。

十三、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仅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

十四、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

十五、每一理想的人物，其自身即代表一门完整的学问。每一门理想的学问，其内容即形成一理想的人格。

十六、一个活的完整的人，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智识，但多方面的智识，不能成为一个活的完整的人。你须在寻求智识中来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来专为智识而求智识。

十七、你须透过师长，来接触人类文化史上许多伟大的学者，你须透过每一学程来接触人类文化史上许多伟大的学业与事业。

十八、你须在寻求伟大的学业与事业中来完成你自己的人格。

十九、健全的生活应该包括劳作的兴趣与艺术的修养。

二十、你须使日常生活与课业打成一片，内心修养与学业打成一片。

二十一、在学校里的日常生活，将会创造你将来伟大的事业。在学校时的内心修养，将会完成你将来伟大的人格。

二十二、起居作息的磨炼是事业，喜怒哀乐的反省是学业。

二十三、以磨炼来坚定你的意志，以反省来修养你的性情，你的意志与性情将会决定你将来学业与事业之一切。

二十四、学校的规则是你们意志的表现，学校的风气是你们性情之流露，学校的全部生活与一切精神是你们学业与事业之开始。敬爱你的学校，敬爱你的师长，敬爱你的学业，敬爱你的人格。凭你的学业与人格来贡献于你敬爱的国家与民族，来贡献于你敬爱的人类与文化。[12]

看着这样与时偕行、平易近人的“学规”，不禁感叹，“新亚”之所以为“新亚”，端赖有此一种“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新亚校歌》）的“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还创办了一份刊物，即《生活周刊》（后改为《生活双周刊》，又改为《生活月刊》）。《新亚生活双周刊》四卷一期《本刊进入第四年》一文中说：“这一份刊物，我们创办时的用意不外两点：一是逐期报告学校师生们生活的实况，一是预备作将来校史之一份重要参考材料用。”[13]钱先生是历史学家，故记录历史的习惯一直伴随其终生。

新亚之“新”，还表现在对现代学科建制的全方位吸纳上。阅读钱先生写于1952年的《新亚书院沿革旨趣与概况》即可知道，草创不到三年的书院在学制、院系及课程安排上已经是“体大思精”，气象雍容。不仅设有三院（文哲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六系（文史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系、商学系、农学系、新闻社会系）、四年学制的基本框架，且开设有研究所、文化讲座、新亚夜校、附属中小学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三

事实证明，钱先生不仅是一博通古今的大儒，更是一行政能力极强的帅才，尤其是在与港府的交涉中，他既能恪守原则，又能灵活变通，不是一味自坚城垒，而是善于斡旋，期在必成。作为一位人文学者，他欣然同意创建新亚理学院，而且“主张第一年先设数学系，第二年增设生物系，至于物理、化学两系，先筹建实验室，在第三年后，在络续成立”。不仅如此，还在新亚“一文不名”时，强烈主张创办艺术科，最终成为新亚艺术系，这是对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精神的身体力行。惟其如此，新亚书院才能在早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出学费，学校的校舍和设备，也永远如是般简陋”[14]的条件下，独立潮头，乘风破浪，脚踏实地，稳健航行。

新亚书院草创伊始，经费紧缺，步履维艰。不得已，钱穆乃于1950年冬赴台北，向国民政府申请救助，蒋介石亲自接见，终获总统府办公经费专项拨款。“余此行为新亚前途乃得一大解决。归而告诸师生，皆欣慰万状”[15]。1953年，新亚书院又获得美国雅礼协会的长年资助，得以扩容校舍，使办学规模上一大台阶。其中，卢鼎教授帮助最力，而钱先生与其谈合作诸事，在坚持原则——“决不轻向雅礼作经济上之任何请乞”——的基础上亦能善为妥协，从善如流。另有一位罗维德先生在新亚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事宜中亦不遗余力，多有襄助。钱先生回忆：“我尝告罗维德先生：雅礼与新亚合作，其事易，因雅礼先承认了新亚之独立地位。而港政府与新亚之合作，其事难，因港政府似乎只想办一独立大学，而把彼所欲网罗的那几个学府之独立地位，事先在港政府之意想中，并未明白先加以肯定。我不想出卖新亚之独立，来争取港政府之经济援助。此曾蒙罗维德先生深切同情。”[16]可见，在捍卫书院之独立自主、绝不依附于财团和官方一面，钱先生与马一浮并无二致。所不同者，是钱先生更能因势利导，从容斡旋，好谋而成。

1955年，香港大学授予钱穆荣誉博士学位。时任港大教授的刘百闵发表感言说：“钱先生这次获授港大学位，对钱先生自己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会感到‘尊之不足加荣’，但是对我们说，却是同感光宠，尤其是站在中国的学术文化的立场来看，其意义却是重大的。”[17]要知道，刘百闵乃马一浮弟子，曾任复性书院总干事，是马先生当年的左膀右臂。他发表这一通感言时，应该会回想起马一浮当年所办的复性书院吧。

1965年，因新亚书院并入新组建的香港中文大学，钱穆遂辞去院长一职，移居台湾。其所撰《新亚书院创办简史》写道：

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大学既成半年，乃商之赵冰董事长，得其同意，辞去新亚院长之职。……自创校以来，前后十六年，连前亚洲文商学院夜校一年，则为十七年。亦为余平生最忙碌之十七年。惟董事会允余一九六五年为正式辞职之年，此一年则为余之休假年。时余年七十一。余旅居香港之办学生涯遂告终结。[18]

可见，钱先生始终想保持新亚书院的独立地位，及至大势已去，即所谓“参加大学”，则又能急流勇退，来去自如。所幸，其所坚持的校名“中文”二字终得保留，新亚之精神也得以在现代大学中赓续不绝。正如郭齐勇先生所说：“钱先生有时也要迁就现实，那是在理想还有实现的可能时，一旦理想成为泡影，他便不惜决裂，重回到自己现实中找生活。无论做什么事，他能拿得起放得下，洒脱自在，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限，心境永远是和平宁静的。”[19]相比马一浮先生，钱先生的书院实践无疑走出了一条新路，算得上“功成身退”。

四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回顾复性书院和新亚书院的办学历史，可以得到以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其一，立足传统，面向现代。作为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传统，书院教育首先应立足中国文化之发扬，否则便不足以称书院，也不必称书院。在这一点上，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和钱穆先生的新亚书院，皆可为楷模。不过，世上并无一成不变的传统，立足传统并非抱残守缺，一味复古。换言之，只有因应时代发展，跟上时代步伐，传统才能真正成其为传统。因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面向现代，才能真正守护好传统，真正使传统落地生根，绵绵不绝。其次，弘扬“中学”之外，亦不必排斥“西学”。这一点，钱穆先生的新亚书院显然比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做得更好，更值得借鉴。目前不少大学都在校内设立书院，尽管初衷复杂，良莠不齐，但毕竟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有益尝试，而这方面，新亚书院可以说早就“道夫先路”。

其二，保持独立，坚持开放。作为传统私学教育或者说民间教育，书院应当保持相对于官学或者说体制内公办教育的独立性，应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诸方面，建构自己的体系，养成自己的性格，形成自己的特色。至少，应该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少儿教育，都应以立足经典、守望纯粹、培养通识、养成君子为目标，而非如一般教培机构那样，以学科教学为诉求，急功近利，成绩挂帅，从而造成“内卷”。但话又说回来，独立并不等于封闭，马一浮先生“以佛氏丛林制施之儒家”、“禁不谈政治”、与大学与大众“绝缘”的“丛林寺院式”书院，恐怕在今天就显得不合时宜，也不值得提倡。我曾经提出过读经教育的“三不主张”：“不主张强制的运动式读经”、“不主张封闭的绝缘式读经”、“不主张迷狂的宗教式读经”（《读经三问》）。当时是有感于那种脱离体制教育、全天候封闭式读经的私塾和书院的现状而言的，现在看来，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似乎是更早的“前车之鉴”。

其三，以人为本，有教无类。书院教育既然是教育，就应该人为本，有教无类。“义理”之学固然重要，但“做人”之学同样不可轻忽。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一个人自小至老，时时在学，最快乐的就是学‘做人’。”[20]如果动辄以“学为圣贤”相要求，以“义理之学”相苛责，或者因为学生“根器太劣”就弃之不顾，甚至连“不屑之教”都懒得施予，那么，即使培养出一两个“圣贤”来，又于道何补、于众生何益呢？就此一点而言，钱先生又比马先生更有教育家的情怀与担荷，其办学理念及对待学生之态度，更显亲切而温润，其教化之功亦更为深沉而长久。

其四，守正创新，智慧经营。无论我们对传统书院寄予多么高的敬意，有一个事实恐怕不可否认，即在中西文化不断合流的当代，书院只能作为体制内教育的一个补充和辅助，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书院教育可以、也应该争“独立”，但不可、也不必争“正统”，成“主流”。对于今天的书院同仁而言，一方面应该守住传统文化这一根本，不做趋时媚俗之想，更不能追名逐利，但另一方面，书院除了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道场”，同样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职场”，无论在都市、社区，还是在乡间、山林，书院都应该是一个学术、文化、教育的“小共同体”，是一个书院人的“心灵之家”。既然是“家”，就要有“人气”，不仅要“聚人”，还要能“养人”。既然是“家”，就要“顾家”“养家”，甚至是“齐家”“旺家”，就要善加经营，妥善管理。尤其是，在当下管理机制和营商环境中，作为一种新生的“业态”，即使书院并非盈利机构，也会被要求遵守各种法律法规，遵循各种经营规则，要想遗世独立，“非不欲也，实不能也”。所以，马一浮先生的“清高”和“傲骨”我们恐怕学不来，更多的要向在不违背良知底线和道德底线的基础上善于斡旋、懂得妥协的钱穆先生学习。与此同时，还应学习现代管理及经营之道，汇聚各种科技人才和公益人士，广结善缘，集思广益，因势利导，从长计议，如此，方可引进活水，灌溉学田，开物成务，立己达人。

2023年10月13日写于守中斋

[①] 按：前身为亚洲文商夜校，1950年秋季改为新亚书院。
 
[②] 参见拙文《马一浮复性书院的始末与得失》，《走进孔子》2024年第1期。
 
[③]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1页。
 
[④]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71页。
 
[⑤] 钱穆：《新亚遗铎》，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533-534页。
 
[⑥]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67页。
 
[⑦]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57页。
 
[⑧]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58页。
 
[⑨] 钱穆：《新亚遗铎》，第1页。
 
[⑩] 钱穆：《新亚遗铎》，第212-213页。
 
[11] 钱穆：《新亚遗铎》，第1-3页。
 
[12] 钱穆：《新亚遗铎》，第9-12页。
 
[13] 钱穆：《新亚遗铎》，第310页。
 
[14] 钱穆：《告新亚同学书》，《新亚遗铎》，第20页。
 
[15] 钱穆：《告新亚同学书》，《新亚遗铎》，第576页。
 
[16] 钱穆：《新亚遗铎》，第519页。
 
[17] 钱穆：《新亚遗铎》，第78页。
 
[18] 钱穆：《新亚遗铎》，第592页。
 
[19] 郭齐勇、汪国群著：《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20] 钱穆：《为学与做人——香港苏浙公学讲演辞》，《新亚遗铎》，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