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游塞：儒家复兴与想象力——借助保罗·利科哲学的一些思考

来源：清华大学哲学系

时间：西元2024年10月31日

主讲人：毕游塞（Sébastien Billioud）

单位：Université Paris Cité,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时间：2024年10月17日

地点：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B102

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八届儒学讲坛，法国巴黎七大毕游塞（Sébastien BILLIOUD）教授作了题为《儒家复兴与想象力》的主旨演讲，毕教授以保罗·利科的想象力、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论分析了当代民间儒学的复兴现象。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主持本次讲座，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范瑞平教授、北京大学的卢云峰教授、清华大学的陈壁生教授、高海波副教授、袁艾副教授作为与谈嘉宾共同参与了本次讲座。毕游塞教授演讲完毕，现场听众与毕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最终本次活动在一片掌声中圆满结束。

一、 讲座开幕与主题介绍

会议伊始，主持人唐文明教授代表清华师生与在座嘉宾对毕游塞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他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毕教授是法国大学学院院士和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专注于儒学与现代性的跨学科研究，曾获法兰西文学院2015年宗教历史大奖。毕教授的研究致力于从哲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出发，探讨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旨在理解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复兴与影响力，今天的讲座即与此相关。由此，毕教授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内容。

二、讲座内容

1. 引言

毕游塞教授首先介绍了其对民间儒学复兴现象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旨趣，儒家传统在现当代的命运始终是他最关心的主题。但他的研究逐渐从纯粹的哲学领域转向了实证调查，尤其是关注儒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意义和影响。他试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自称儒家，以及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因此他提出了从哲学研究到田野调查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视角，他强调反思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尝试以此深入分析儒家在当代社会中被不同群体接受和发展的过程，从哲学思考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探讨儒家复兴与社会、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关联。他使用“梦想中的传统”、“发明的传统”和“想象出来的传统”等概念形容当下的儒学复兴现象，他指出儒学传统在经历皇朝时期的去制度化后，儒家传统逐渐失去了整体性，成为了一个包含哲学、教育、宗教、政治等不同领域的碎片集合。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儒家传统表现得像是一个正在重新萌芽与创造的传统，或者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传统。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涉及到了文化生产与想象力。

毕教授强调此次讲座的目的不是单纯分析儒家复兴的原因，而是描述其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力。在此过程中，他特别强调了想象力的重要性，并介绍了相关的理论资源，如萨特、曼海姆、泰勒、卡斯托里亚迪斯、利科等人关于想象力的观点。毕游塞教授认为“想象力”是一个关键概念，它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当前发生的事情，强调想象力在文化生产中的重要性，并用它来描述儒家复兴的过程。想象力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再现，它还涉及到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现有秩序的再生产。毕教授尤其倚重保罗·利科有关想象力的理论体系，资以研究儒家传统如何通过想象力与文化生产的过程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复兴和创新。

2. 中国的民间儒家复兴：行为的象征性媒介与文化生产

随后，毕游塞教授开始运用“象征性”理论分析中国民间儒学复兴的现象。在探讨中国的民间儒家复兴时，毕教授指出，儒家复兴最初是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现象，它起始于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草根阶层。他们开始对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表现出兴趣，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阶层也开始加入到儒家复兴的行列中，包括学术精英、商务精英和政治精英。儒家复兴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包括了各种教育项目和修身活动，如教育、教化、修身、礼仪及宗教等多个方面，显示了它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

他还讨论了“新”的儒家传统机构的建立，如私塾、书院和祠堂，并分析了这些现象与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儒家复兴对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它让我们思考如何与过去建立联系，以及我们对过去持有何种态度。尽管最后几十年社会中对“过去”的兴趣可能增加了，但这种兴趣不一定是对历史的兴趣。譬如，很多“儒家复兴”民间项目的参与者不一定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这种对过去（儒家传统）的情怀也不一定跟记忆有任何明显的关系，因为记忆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断了。毕教授强调，同过去的基础关联来自于对象征的吸收：儒家传统是提供行为指导而可用的各种象征的资源库（比如，人物和理想，经典文献，礼仪，文物，各种实践，传统机构等）。

通过利科的“行为的象征性媒介”观念，毕教授强调象征在人的行为中的重要性，象征是行为的意义表达途径，它们属于有结构的体系，在体系内部的象征都是互相的，它们产生一个文化的象征网络。此外，象征也有规范化的意义并且为社会或群体生活提供形式、秩序和方向。换而言之，这些象征激发了参与者的想象力和动力，参与者吸纳象征以指导他们的行为。毕教授以儒商为例说明了他的观念：儒商在自己的企业推动儒家文化，田野调查表明，他们行为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比如培养员工的道德素质和团队凝聚力，实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对他人的教化以修自身，改善企业的管理与效率等）。每次行为的意义是通过象征这一媒介而传达（比如企业里的读经班，各种礼仪活动，孔子像和其它文物的安放等）。在企业里被推动的象征体系是一种文化生产的过程。

3. 想象力的再生产与生产功能：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然后，毕教授在讲座中根据利科的著作详细讨论了想象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功能。再生产功能的核心是肯定和延续现有的秩序，其表现即是意识形态，它通过三个维度确认和延续现有的社会秩序：作为扭曲和掩盖现实的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合法性的工具、以及作为社会一体化和维系群体认同的工具。第一维度的意识形态是年轻马克思所指在现实生活一旁“反映现实生活的想象”，是⼀种伪造的过程,即⼀种现实⽣活通过想象⽽伪造出来的过程。第二个维度的意识形态是韦伯所谓的支配权合法性，工具，哪⾥有权⼒，哪⾥就有对权⼒合法性的诉求，就需要为了说服⽽进⾏的修辞努⼒。意识形态的第三维度则具有正面、积极的作用，通过一些象征性实践（如纪念活动）掌握社会（或某个群体的）记忆，肯定⼀种共同的认同感,能够维系群体的持久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利科也提出，意识形态在不同维度间具有连续性，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可能逐渐空虚化而失去力量，导致群体认同的空洞化，从第三维度过渡到第二维度的支配权合法性工具。这种风险也同样存在于从第二个维度过渡到第一个维度。

另一方面，想象力的生产功能则指向新的可能性和境界，亦即乌托邦。乌托邦同样具有三个维度，分别是：作为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对现有秩序的批评与挑战、以及作为探索社会或群体的新可能性的想象。跟意识形态一样，乌托邦的第三个维度（探索群体的其它生命的可能性）也可以起到正面的作用。

随后毕教授指出，在它们的第三个维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存在互补性和紧张的关系。紧张关系是因为一极强调连续性（想象力的的再生产功能）和另外一极强调新的可能性（想象力的生产功能）。互补性的关系是因为想象力有一种构建群体认同的功能，而群体认同肯定需要这两个要素的共同参与：意识形态是肯定当下的、现有的秩序；而乌托邦表示一种对未来的期待视域。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或群体一体化的工具，有助于维护现有的秩序，而乌托邦则开启新的可能性。

4. 中国民间儒家项目中的想象力

然后，毕教授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中国民间儒家复兴现象如何在现有秩序的再生产和新可能性的探索之间寻找平衡。他介绍了一些民间儒学复兴的项目，如儒商及其企业，儒家教育项目，修身、教化和儒教项目，农村建设项目等等，所有这些项目中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现有秩序的再生产）与乌托邦（对未来的期待）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田野调查，教授展示了不同案例中的具体实践，如企业中的儒家文化活动、农村建设项目和私塾的教育理念等。他认为民间儒学的复兴在现代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可以发挥有助于维护和强化现有的社会秩序的作用。例如，在儒商企业中，教化活动不仅认同了企业现有秩序，还通过象征性实践延续了群体的凝聚力。很多儒家教育项目和修身教化活动也强调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性，这种类似的活动和官方的道德建设政策是一致的，所以它们对现有秩序的再生产是有贡献的。在农村建设项目中，儒家思想的实践有助于解决老年人孤独感和生命力的问题，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稳定性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换而言之，这种类似的项目应该有助于改善乡村的生活条件和保持社会稳定和现有秩序。当然，在一些项目当中，控制和支配的逻辑也可能会存在。利科强调第二个和第三个意识形态维度之间的连续性，民间儒家复兴现象是复杂和多元的，参与者的动机也是如此。

毕教授还说明， 田野调查还显示民间儒家活动在乌托邦方面的三个维度。由于第一个维度涉及到不太可能实现的幻想，这个维度上显然不涉及具体的活动。但就第二个维度而言，跟现有秩序保留明显紧张关系的项目是可以遇到的，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里。不过毕教授在他的演讲主要强调的是乌托邦的第三个维度。他介绍了三种引起法国和欧洲学者的兴趣的研究方向：儒商，乡村建设和私塾。毕教授着重分析了一些儒商现象，儒商作为一个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这个现象的规模之大和且在社会上具有的相当影响力，其发展速度之快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大额项目，显示了儒商的野心和影响力。他的一个博士生正在研究这个领域，并参与了一个涉及上千家公司的南方儒商论坛，其中一些公司甚至有超过上万名的雇员。这些都说明了儒商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法国学者调查过的儒商中，有一位企业家还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利润分配模式，即51+24+25模式。这个模式规定，51%的利润应用于推动儒家文化，传统文化和相关的慈善活动，25%用于员工的福利，而企业家自己只保留24%的利润。这个儒商同时关注公司，社会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他的想法和理想反映了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批判，并探索了新的经济模式的可能性。这位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践这一模式，为社会贡献，展现了乌托邦理念的可行性。儒商之外，毕教授还介绍了两个个案：“儒家化”的乡村建设项目和传统私塾的复兴。这些项目不仅是肯定并且“再生产”了现有的秩序（如上所述，它们有意识形态维度），它们还有乌托邦的维度：比如， 在乡村里推动儒家文化的人们希望重新创建一种精神家园，在为当地人提供价值观和方向指导。私塾里面的乌托邦理想旨在塑造比较全面的孩子们（道德素质高，能力多元等）而且令他们未来可为国家有所贡献。

所以，从这些民间儒学项目来看，儒家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一个跟现实无关的乌托邦的理想（一种幻想），它已经在一些项目中开始落地。尽管这些项目的影响程度可能还未达到发起人的预期，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此外，儒家文化的复兴也为中国更广泛的“文化生产过程”作出了贡献。毕教授在总结发言时还强调，在民间中可以看到对儒家象征资源的占有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对“过去”的兴趣相呼应。民间儒家的复兴也使我们能够根据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性体制”(regimes of historicity)，即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如何阐明其与时间的不同维度（过去，当下，未来）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就时间性提出新的问题。三、讨论与问答环节

毕游塞教授的讲座结束后，在座的与会嘉宾与听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范瑞平教授认为毕游塞教授将利科的概念系统运用于考察民间儒学的复兴，这一工作很有意思。随后，范教授提了两个问题：一是毕教授使用的“象征”这个概念，其内涵是否过于广泛，会使得“象征”概念意义不清，要如何区分象征和想象力？毕游塞教授回应到，当我们阅读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的著作，就会发现“象征”概念的丰富性。他一开始也对象征概念可能包含的范围感到困惑，但后来逐渐意识到象征性在生活与行为中无处不在。而就想象力而言，它显然需要通过具体象征来展开, 因而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唐文明教授也指出，象征是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发生关系的中介，所以象征可以很广泛，是过去重新复归的一种可能性。就象征和想象力的关系而言，毕教授强调象征就是想象力的产物。范教授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区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三个维度，是否有内在标准去判断和区分民间儒家复兴的行动属于哪一种维度？毕教授回应说，利科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论只是一种借以分析现象的工具，而且各个维度之间是连续的甚至是交错的，所以很难在现实中严格地区分哪些儒学复兴现象属于哪种维度，我们只能区分一些理想类型并借助其帮助我们思考。

卢云峰教授很赞赏“发明的传统”这一概念，认为传统都是被重新发明的，但在重新发明传统时，是怎么发明，选择传统中的哪些构成要素，以及是由谁来发明的？同样的传统在不同的发明主体之中，选择和运用不同的传统要素，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影响和结果。毕游塞教授肯认了这一点，认为民间儒学的复兴确实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发明主体，在复兴和发明传统的过程中也会运用各种各样的资源与要素。另外，民间儒家复兴还可以包含一种自由“拼装”（bricolage）的维度（本来“拼装”是Claude Lévi-Strauss 的概念）。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下，参与者会选择自己感兴趣并且与自己个人追求呼应的象征性资源。这个过程中包含明显的创造性，而且主体可以通过对象征的选择与运用来肯定自己。从这个角度，民间儒家复兴也是一个很现代的现象。

陈壁生教授简单回顾了民间儒学自20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大陆逐渐复兴的历程，并回忆了早年与毕游塞教授在民间儒学复兴现象研究上的合作。陈壁生教授随后指出，大陆儒学复兴到目前为止都还只是“现象”，尚未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因此毕游塞教授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概念，对过去的民间儒学复兴现象做出一个总体性的表述，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然而现象本身是复杂的，有的现象是暂时性的，有的则可能会对未来产生长远持续的影响，如祭祀、礼仪建设等问题就对可能对未来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某些儒商文化可能就是一种暂时性的影响。因此对于现象本身，应该如何进一步区分他们的性质：区分出哪些现象是真正具有儒家精神的，哪些只是大众文化一时的表现？这样的区分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过去二十年的儒学复兴现象，进而理解未来的儒学复兴问题。毕游塞教授回应到，陈壁生教授所说的是一种对现象予以规范化的工作，但这一工作是很困难的，涉及如何界定儒家精神。而儒家传统历史悠久，内部的资源和理论都很复杂，如何规范的界定“儒家精神”和“儒家文化”都是非常困难的。规范可能来自经典文本，但这一工作有赖于儒家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只负责观察、描述与解释。所以，儒学规范化的工作也许需要儒家哲学研究者进一步推动。唐文明教授也强调，可以用意识形态的第二维度来批判一些不良现象，所以即使不站在儒家立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论思想也可以提供理论观照的可能性，按照我们正常的理智和经验也可以批判某些各种儒家文化复兴中的负面现象。

高海波教授认为，利科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论很有启发，似乎同样可以运用到历史研究上。程朱理学从在民间的兴起到逐渐官学化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最后又走向僵硬和固化，为心学所取代，似乎也适用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论的分析。高海波教授随后提了两个疑问，一是如何确认民间儒学复兴现象在整个社会中的真正代表性？某些时髦的、热潮的现象未必真的能代表儒家文化的复兴。二是很多民间儒商也不完全是孤立的、民间的，背后可能涉及各种各样的力量，比如和政策导向、政商精英等力量有关。毕游塞教授回应说，以儒商文化为例，既有历史悠久的儒商文化传统，也有一些当代的儒商文化，他们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但只要有人群认为自己属于儒家身份，这一现象就值得研究。其次，在民间儒学复兴中，精英化的趋势确实在逐渐变强，比如某些儒商中的老板自己都读王阳明，却让员工都读弟子规，其中存在着修身与教化之间的张力。

袁艾教授指出，中国人讲儒学的复兴，是希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构一个更理想、更适应现代性的儒学。就今天的讲座而言，她认为社会学观察的重点都是描述“有什么”，对民间儒学复兴的考察也聚焦在那些明显的现象上，但这是否会忽视了一些潜在的、不明显的现象，那些没有被意识到和提及的现象是否也具有重要意义？毕游塞教授从方法论上予以回应，他之所以聚焦于研究那些以儒家或孔子名义展开的行为与现象，是因为那些没有宣称自己是儒家文化但实际上属于儒家文化的现象，难以界定、标记和展开研究，这也涉及到如何给儒家文化一个规范化的标准和定义的问题。

最后，主持人唐文明教授也提了简短的问题：有没有民间儒学复兴的个案同时结合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第三维度？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张力？毕游塞教授认为有非常多的个案都同时具有这两者：由于想象力有一种“构建群体认同”的功能（instituting imagination），群体或社群认同经常同时需要肯定当下的意识形态和打开未来的乌托邦。在很多新的“儒家化”空间和机构（比如，私塾，书院，教化组织，儒商的公司等）往往是这样，不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第三维度始终处于一种辩证的关系，其中的张力难以取消。随后，毕游塞教授又回答了两位听众的现场提问，本场讲座在与会嘉宾与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