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五年（2）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七日丁卯

          耶稣2024年7月2日

[春秋]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大雩。

螽。

冬，州公如曹。

秋季，《春秋》一共记载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这件事就是上一节已经详细说过的繻葛之战，此处不再赘述。《公羊传》也只是简单释读了一下：

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

《春秋》为何记录的是这几个国家“从王伐郑”？因为追随周王讨伐（对王室不敬）的郑国是正义且正确的。

《榖梁传》解释的稍微多一些：

举从者之辞也。其举从者之辞何也？为天王讳伐郑也。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为天子病矣。

“其举从者之辞何也？为天王讳伐郑也”，是解释《春秋》这条记录的文辞奥秘。如果不是出于“为天王讳伐郑”的缘故，这条记录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秋，王帅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我也同意之所以《春秋》没有这样记录，有为周桓王避讳的缘故，但我认为避讳出发点，更多是由于此次战争的尴尬结果。如果写作“王帅蔡人、卫人、陈人伐郑”，则王在前，结合战争结局，一对比尴尬程度更甚。

《榖梁传》在这里提到郑国的时候说了句“在乎冀州”，我们今天熟悉的冀州，往往指的是河北一带，而非郑国所在地河南。《榖梁传》之所以有此一说，一者是因为先秦时期的冀州涵盖的地理范围和今天的“冀”范围不同。虽然后世对于当时冀州具体范围区域细节上多有争议，但大体主要包括今天的山西全部、河北西部以及河南北部一带。无论是郑国初封地郑（今天的陕西华县一带）还是此时的管辖范围，按当时说法都属于冀州。二者，顾炎武先生有一个解释，他认为：“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郑近王畿，故举冀州以为说。”意思说，过去，冀州是天下的中心之州，唐尧、虞舜、夏禹、商汤的都城都在冀州（注：相传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汤都毫）境内。《榖梁传》在这里之所以说郑国“在乎冀州”，是因为郑国就在王室跟前，所以拿冀州举个例子——因为几位上古圣王都于冀州，所以此处也有用冀州代指周王统治的的核心政治区域的意思。

《榖梁传》这段解读意思说，《春秋》特意把随同天子讨伐郑国的这几个国家放在前面，是为了避讳提到是天子伐郑。之所以避讳，是因为郑国是王室的同姓，当初分封到了冀州一带，但此时不服王室管理，已经成为周天子的心病了——“为天子病”，即天子以之为病。

秋季，《春秋》记载的第二件事是“大雩（yú）。”

大雩，是一种祭祀仪式，主要目的是求雨。当时对于祭祀一事相当重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就两件，祭祀和对外战争。所以史书中对于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往往记录在案。对于这条记录，《榖梁传》没有关注，《公羊传》说法如下：

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

大雩就是旱祭。之所以《春秋》在这里没有直接记录为“秋，旱（或大旱）”，是因为记录了“雩”则意味着发生旱灾，并且举行了大雩之祭。如果只记录为“秋，旱（或大旱）”，只能说明确实发生了旱灾，但是旱灾发生之后，国家是否举行祭祀等仪式则未知。之所以这次记录祭祀被记录下来，是记录灾情。

秋季，《春秋》记载的第三件事，“螽（zhōng）。”螽，一般认为指的是蝗虫，或者蝗类的总称。能记录在《春秋》里，说明这次虫灾还有点严重。《公羊传》解释了一下被记录在案的原因：

何以书？记灾也。

《榖梁传》则解释了一下为何记时不记月：

虫灾。甚则月，不甚则时。

说明虫灾谈不上太大。“甚则月，不甚则时”，上次《榖梁传》解释隐公五年九月那个“螟”也是这几个字。

《左传》秋季的记录如下：

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zhēng）。过则书。

启蛰，即蛰伏的生物开始启动，也就是今天说的惊蛰，此处指代春季。龙，是东方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的总称，“龙见”，指黄昏时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能看到角、亢两星，这时候是夏季四月，所以此处“龙见”代指夏季。万物在秋天开始有肃杀之气，始杀即代指秋天。尝，是一种祭祀仪式，据说是秋天谷物收获后先奉献宗庙供神灵品尝的意思。闭蛰，与前面的启蛰对应，即蛰伏的意思，冬季天冷生物开始蛰伏，此处代指冬天。烝，是冬天祭祀的仪式名。

《左传》认为这次祭祀之所以被记录下来是因为“不时也”。然后就解释了一下为何这样说的缘故：正常情况下，凡是祭祀，惊蛰的时候举行郊祭，苍龙星出现的时候举行雩祭，天气开始肃杀的时候举行尝祭，万物蛰伏的时候举行烝祭。这次祭祀是过了雩祭的常规时间，所以《春秋》记录了下来。

冬季，《春秋》只有一条记录，“冬，州公如曹。”州公，背后对应着一个小国州国。州国是姜姓，大致在今天的山东安丘一带，由于都城在淳于，因此也称淳于国——所以后面《左传》对这位州公的称呼就是“淳于公”，类似此前曲沃代翼时“翼侯”的称呼。州国的北边和西边是纪国，南边是杞国，东边是莱国。当时因为国小，被杞国不断侵蚀。曹国，是姬姓，始封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叔振铎，封地大致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一带，这个地方后来曾一度叫曹州，来源就是曹国。对照《史记·管蔡世家》可知此时的曹国国君是曹桓公，这一年是曹桓公五十年。

从地图上看，州国和曹国并不相邻，州公这次西去曹国，路线要么是州国-纪国-鲁国-曹国，要么是州国-杞国-鲁国-曹国，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州国国君这次去曹国，都是要经过鲁国。所以《公羊传》对这条记录的解释如下：

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过我也。

这次虽然是州、曹二国国君的会面记录，但因为州国国君此次行程经过我国，所以《春秋》记录了一下。

《榖梁传》基本可以说就是原封不动用了《公羊传》的说法：

外相如不书，此其书何也？过我也。

《左传》冬季的记录如下：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

原来，此时淳于国面临危险，所以国君才有这次出国记录——说白了就是出国避难。而且从结局来看，他感觉回去以后更危险，于是就留在了曹国并没有返回自己的国家——成了流亡君主了。

州国到底遇到什么危险，《春秋》和《左传》都没说，大概率就是被杞国屡次侵犯甚至当时就面临要被杞国吞并而无力反抗的危险吧。

看完《春秋》这条记录后，我一开始有两个疑惑在心头：第一，正常情况下他国国君从鲁国经过，是不是应该跟鲁国国君见一下呢？奇怪的是，《春秋》包括解读的三传，在这里没有提到过这位州公和鲁桓公有会面的记录——但这个疑惑很快来年就看到了答案。

第二个疑惑是这条记录里，称州国国君为“州公”。我看资料有说州国是公爵，从这个国家史料的匮乏程度看，我觉得不大可能。我看有人解释说这个“公”是“寓公”之“公”，如果按照这位州公后来流亡他国的结局看，倒也符合“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中对寓公的说法。但是若说是因此称其为“公”，我怎么也觉得有点牵强——读书至此，算给自己留个疑点，期待有朝一日能有人为我答疑解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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