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二年（2）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廿二日壬戌

          耶稣2024年6月27日

[春秋]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夏季，《春秋》唯一记录是“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郜大鼎，说明这个鼎本来是郜国的宝物。鲁隐公十年夏天，鲁郑联军攻打宋国，攻取了郜，意味着郜国在那之前已经被宋国所攻占，所以此鼎随之归于宋。鼎，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礼器，和璧一样，都是祭祀神灵的宝物。鲁国将其纳于太庙，就是献给祖先神灵。宋国行贿鲁桓公的赃物，鲁桓公转眼拿过来献给祖宗，这是又来行贿自己的老祖宗的意思吗？难道认为鲁国的老祖宗也是贪财纳贿之辈吗？所以，这件事，有人看不惯了，《左传》夏季的记录，就是有人对此提出批评：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zī）食不凿，昭其俭也。衮（gǔn）、冕、黻（fú）、珽（tǐng），带、裳、幅、舄（xì），衡、紞（dǎn）、紘（hóng）、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lǜ）、鞞（bǐng）、鞛（běng）、鞶（pán）、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qí）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zhì）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第一段史称臧哀伯谏纳郜鼎。臧哀伯，是臧僖伯之子，名达，谥哀，也称臧孙达。他说的这段话里，昭，是光大意思。塞，是堵塞、杜绝。违，即违背法律和道义的行为。大路，是祭祀用的一种车。越席，杜预注释说，“越席，结草。”所谓“大路越席”即结草为席铺在车里。“大羹不致”，指简单煮一下而不加调味品的肉汁。粢，是古代祭祀用的粗糙谷物。衮，指君主祭祀先王时所穿的礼服；冕，是帽子；黻，本意指代古礼服上黑与青相间的花纹，杜预注解此处为“韦韠（bì）”，即为一种遮蔽膝盖的皮质衣服；珽，即玉笏；带，即衣服上的带子；裳，是下衣，所谓衣下曰裳；幅，是绑腿布；舄，是鞋子；衡，是古代把帽子固定在头发上的簪；紞，是古时冠冕上用来系瑱（tiàn）的带子；紘, 指冕冠上的系绳，天子冕冠用朱色，诸侯青色，大夫和士用黑色；綖，是帽子上的一种装饰物。藻率，是皮革做的放置玉的容器。鞞、鞛，都是佩刀刀鞘上的装饰，杜预注释说：“鞞，佩刀削上饰，鞛，下饰。”鞶、厉、游、缨，都是带子的意思，但又有细微差别，杜预注释说：“鞶，绅带也，一名大带；厉，大带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缨，在马膺前，如所帬（qún）。”火、龙、黼、黻，指旗子上画的火、龙、黼（注：本意是古代礼服上绣的黑白条纹）、黻。五色，即青、黄、红、白、黑。锡、鸾、和、铃，都是马和马车上的铃铛一类饰品，杜预注释说：“锡，在马额；鸾，在镳（注：指马口中所衔铁具露出在外的两头部分）；和，在衡（注：应该是在车身的横木）；铃，在旂（qí）（注：指带有铃铛的旗子）。”三辰，即日、月、星。三辰旂旗指绘有日、月、星的旗帜。登降有数，登为增加，降即减少。寘，通置，即安置的意思。“宠赂章也”的章，即光明正大行事意。

第一段意思说，夏季，鲁国从宋国取得了郜鼎，戊申，安放在了太庙，这不合乎礼制。因此臧哀伯劝谏鲁桓公说：“做国君的，要带头宣扬德行而杜绝违背道义的事情，这样才能给百官做出表率，即使这样尚且担心有什么失误疏忽没做到位，因此要彰显德行以给后世子孙垂范。所以肃然清净的太庙用茅草覆盖，大路用草做垫席，肉汁里不用五味调和，祭祀用的粮食不会是精细谷物，以此来昭示祖先的节俭。祭祀的时候，穿戴的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紘、綖，这些东西都是为昭示尊卑各有其度；藻率、鞞、鞛、鞶、厉、游、缨，都是为了表明礼数；衣服上绣有火、龙、黼、黻，是为了昭示纹彩；（车马服饰具备）五种颜色来绘出各种形象，是为了表示器物都具备了；锡、鸾、和、铃，是为了表示声音；旗帜上绘有日月星，是为了表示光明。美好的品德，就是节俭而遵守法度，增减都要符合一定的数量。用纹彩、物色来记载事物，用声音和光亮来宣扬事物，从而表现给百官。百官才会有警戒和畏惧，于是就不敢违背法律和制度。而今（宋国弑君却不被惩罚就是）毁灭道德却树立邪恶为榜样，还把他们用来贿赂的器物安置于太庙，并公然向百官炫耀。如果以后官员都这样做了，怎么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败亡，就是因为官员走上了邪路。官员失德，就会宠幸和贿赂大行其道。（把受贿得来的）郜鼎安置在太庙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过分的？当年周武王灭商，把九鼎迁到雒邑，尚且被正义的人批评认为做的不对，何况如今公然将这种违反礼制的贿赂品安放在太庙，这比起（周武王迁九鼎）来，又怎么说呢？”但是鲁桓公并没听他的劝谏。

臧哀伯这番劝谏，举了那么多例子，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举办重要仪式的时候，不同身份要穿不同的礼服，不同的物品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要传达的核心意思就一点：宗庙里的任何事情和器物，都是有规矩有讲究的，不能乱来。“郜鼎在庙，章孰甚焉？”这就是委婉地表示，这样做不是明摆着宣扬行贿受贿吗？这属于对整个鲁国的价值取向有重大负作用的举动。

第二段借他人之口，对臧哀伯谏纳郜鼎一事做了评论。内史，是周王朝的大夫，就是史官。周王室的内史听说这件事后，说：“臧孙达在鲁国一定会后继有人啊！国君做了错事，但他依然不忘记用道义来进行劝谏。”

之所以这位内史夸赞臧哀伯，是因为在面对国君做的不对的时候，他敢于站出来直言劝谏，尽到了臣子的本分。

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郜鼎，看得出他确实遗传了乃父臧僖伯的风范，讲道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而且出发点也是大义所在，可以说义正辞严，并推而广之认为这样下去有可能助长歪风邪气导致国将不国。只可惜遇到鲁桓公，说了也没用。所以杜预在注释在《左传》到此的时候，说：“僖伯谏隐观鱼，其子哀伯谏桓纳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故曰其有后于鲁。”

《榖梁传》对鲁桓公纳郜于太庙一事，评论如下：

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

鲁桓公于鲁国内部而言，弑杀国君，于外而言又成就了宋国华父督的乱行，收受贿赂以后回来，拿贿品来祭祀祖先，这不合礼法。其行为违背了周公制定的行为规则。郜鼎，是郜国铸造的。之说以这里说“宋”，是因为从宋国取过来的，以（这个鼎）作为讨伐宋国（弑君的赎罪品）。孔夫子说了：（鼎的）名字随主人，实物则取自中原诸侯国家（注：中国，即中原的诸侯国），因此称呼这个鼎为“郜大鼎”。

《公羊传》的关注重点也在这个鼎的称谓上：

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器从名，地从主人。器何以从名？地何以从主人？器之与人非有即尔。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至乎地之与人则不然。俄而可以为其有矣。然则为取可以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wèi），无时焉可也。戊申，纳于太庙。何以书？讥。何讥尔？遂乱受赂纳于太庙，非礼也。

这段记录举楚王的例子，提到的“媦”，是妹妹的意思，妻媦，即以妹妹为妻，不过具体是哪位楚王的案例，我还真孤陋寡闻了。这个鼎是从宋国取得的，为何称为“郜鼎”？因为器物是使用（原来就有）的名字，土地是根据（占有它的）主人（来命名）。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器物对于人而言，并不是人去占有了它所以才这样的。宋国当初取得这个鼎就是不道义的行为，因此（即使被宋国取得了），依然称为“郜鼎”。对于土地而言就不同了，须臾之间就可能被别人占有。那是不是说（土地）被谁取得了就是被谁占有了呢？不是。为何这样说？例如楚王以妹妹为妻，这种事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的。为何记录戊申将郜鼎纳于太庙？是表示讥讽的意思。讥讽鲁桓公让宋国的乱臣贼子遂了心愿而将受贿所得祭献在太庙，这不合礼法。

“器从名，地从主人”，对器物与土地的态度，感觉有点类似今天动产与不动产的概念。至于说“楚王之妻媦，无时焉可也”，足见我泱泱中华自古就对乱伦持否定态度，不像欧洲，直到中世纪还近亲繁衍。

鲁桓公二年，以这场闹剧开始。为何当时的人如此看重鼎，尤其是臧哀伯还拿九鼎来比喻，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九鼎。先说一个论断：如果九鼎今天能被找到，那么毫无疑问会成为我们国家至高无上的宝物，什么传国玉玺和氏璧之类的，也得甘拜下风。为何这样说呢？是因为这九鼎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重要了。《史记·封禅书》记载说：

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shāng）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听说很久以前泰帝（注：传说中的远古圣王，就是太昊伏羲）铸造了一座神鼎，一就是一统的意思，是天地万物归于一统的象征。此后黄帝制作了三座宝鼎，象征着天、地、人。后来大禹收集了九州出产的金属，铸成了九个鼎。这九个鼎都曾经用来烹煮祭礼而祭祀上帝鬼神（注：亨，是祭祀。鬺，烹煮牲肉以祭祀）。九鼎遇到圣明的君主就会出现，一直传到了夏代、商代。周朝末年的时候，周王室德行衰败，宋国的社庙覆亡（注：代指宋国灭亡），鼎就沉没在水中，再没有出现。

这段话大致交代了一下九鼎的来历，从泰帝的一鼎到黄帝的三鼎到大禹的九鼎，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相延续的。最终，鼎成为了传国宝器，也成了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有个词叫“问鼎中原”，就是取得天下的意思。

据说大禹作九鼎，鼎上铸刻有天下九州的地图和各地的名山大川奇珍异物，以此象征天下九州都归于统治之下。此后夏、商、周三代都将九鼎奉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以取得九鼎来象征政权继承的合法性。商汤灭夏后将九鼎迁到商都，盘庚迁都于殷九鼎随之而迁殷，周武王灭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注：即《左传》记载的臧哀伯进谏时说的“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一事。但是《史记·周本纪》的记载稍微有不同，说是“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则迁九鼎于雒邑是周成王时候的事）。《墨子》里有“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说的就是这回事。

因为拥有九鼎就是统治天下的象征，所以春秋战国时候，一些有野心的诸侯就纷纷觊觎九鼎。比较有名的就是后面会看到的楚庄王问九鼎，被王孙满怼了一顿，可见至少在当时人眼里，九鼎还是有明确下落的，就在王室。

但后来九鼎的下落就出现了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史记·封禅书》的说法，“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这个观点，后来班固在《汉书》中做了补充，说在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沉没于泗水（注：今江苏徐州一带）之下，后来秦始皇还派人下水打捞但无功而返。但这种说法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周武王灭商取得九鼎，而且周公将九鼎安置在了雒邑，怎么可能后来又归于宋国（商的后裔）且在泗水而没？

另有一种说法，出自《史记》。《史记·周本纪》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王。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憚狐。”《史记·秦本纪》里也有“（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一说。说明至少在秦灭周的时候，九鼎依然存在，且归于秦。但自秦起，后世就再也没有见过九鼎，所以说九鼎入秦，似乎概率也不大。我倒是倾向于在此之前九鼎已经失落。秦国与九鼎有关的传说还有一个“秦王举鼎”的典故，说是秦武王去洛阳，看到九鼎，指着雍州之鼎说是秦鼎，要带回咸阳（注：秦属雍州，秦的都城很长一段时间就在雍城，祖庙也多在雍城，秦始皇的登基典礼也是在雍城举行的），仗着自己力气大去举鼎，不料失手砸断胫骨，当夜气绝而亡（注：《史记·秦本纪》只记载了“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虽说秦武王是举鼎而死，但并未说举的就是九鼎之一）。

按《史记·周本纪》记载，在周武王灭商后，有“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的记录，即周武王灭纣后，命南宫括、史佚向随同伐纣的诸侯展示九鼎和宝玉（注：保，通宝）——感觉就是战胜后展示战利品。而九鼎易主，意味着王权自殷而周更替完成。九鼎再次出现的记录，就是周成王时周公迁雒邑了，此后再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过。

九鼎在周末神秘消失，成为华夏历史一大谜团，因为按照九鼎的重要性来说，不会轻易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一种说法（注：出自《战国策》）说九鼎非常巨大，要拉动一个鼎就需要数万人。如果九鼎真是九个庞然大物，更不可能轻易消失，毕竟，后来秦始皇铸的十二铜人都知道怎么消失的，较之而言九鼎重要的多了，不应该没有记录。所以后来还有一种说法，说九鼎其实是一个，名字就叫“九鼎”，而且不大，只是其象征王权所以地位尊贵而已。此外还有其他猜测，例如被周王室偷偷融化了铸钱（注：考虑到东周初年已经能“求赙”，后代儿孙日子过的更凄惶，万一遇到个败家子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我猜测，甚至王孙满时期到底九鼎还在不在也不好说了），还有人猜测被作为某位周天王的陪葬品了等等，但是周天子惯例是死后不封不树，导致历代周王陵到底在哪，到今天都是考古上的一大谜团。从心底讲，我倒是真的希望九鼎就埋藏在地下，有朝一日能重现天日。

九鼎消失后，后世有些帝王不甘心，于是重铸九鼎——用今天话来说就是赝品、仿制品。这种当然没有任何法理上的意义和价值，只是自欺欺人罢了。武则天、宋徽宗都曾干过这事。武则天能理解，毕竟得位不正，需要谶纬祥瑞这些东西来给自己造舆论。宋徽宗当皇帝不行，但玩花样挺有想法，除了造九鼎，还有过封禅泰山的举动——考虑到他的政绩实在太差，以至于从他以后，后世帝王都耻于再去搞泰山封禅的典礼了。此后也再没有听说谁去重铸九鼎来给自己造舆论——毕竟，大家都不是傻子，这样做徒增笑料。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