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夏商西周具有别样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文明从早期聚落向王朝政治转变的重大时代,同时也是美学的器物史研究向文字史研究递变的时代。
郭齐勇教授的新著《中国人的智慧》是一本启发人哲思的书。郭教授主编过教材《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哲学家,都下过功夫。在此基础上,再精选中国哲学家当中最具有原创性的、最能代表中国人智慧的那些思想家做精深发挥,所以这本书是他多年哲思的结晶,是同类书中的佼佼者,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绝大部分人所普遍认同的最基本的伦理观念,是关于道德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门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或者课程的中国哲学史则是20世纪早期的产物。
在首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余敦康先生解读的《周易》,赫然居首。此书是余先生在易学上厚积薄发的成果,也是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点睛之作。
《论语·述而》载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关于“束脩”的含义,历来说解纷歧。宋代以前,主流观点认为,束脩为束脯之义,俗称十条干肉,是拜见老师的礼物。但也有学者把束脩解释为束带修饰或年龄标志,这两种解释被认为出自孔安国、郑玄,在汉代文献中也有实际用例,故自宋代以来渐有学者信从,并在清代和近现代产生重要···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场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的。在东西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在现代性的冲击、裹挟下,现代新儒学思潮以阐释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合法性、并力求使儒家精神在当代社会固守自己思想家园为使命。
今人往往认为民国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其实此论大可商榷。在笔者看来,今人所推崇的民国“大师”们大多可疑(按:此处所说的大师,是指国学方面的大师),实在说,民国并没有几位真正的国学大师。
尝闻人言,圣人无情或忘情。《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仁自然无情。《三国志·钟会传》裴注曰:“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世说新语·伤逝》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当阳明学遭遇寒冬时,“真孤”不仅传承阳明学法脉,而且推进阳明学理论的发展,践行阳明学的真精神,甚至培养更多的阳明后学传人。方以智以真孤担当,晚年在青原山疗教救学,烹炮诸子,建药树堂,为阳明学的“核仁”提供庇护。
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包含了几次改朝换代、改造社会的革命。当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得到快速成长之际,整个社会氛围转向重新检视革命的缺失和代价。
欲彰显船山哲学的世界性意义,重点不在于将其同黑格尔这样的西方哲人作个案比较,而是将东西方思想史上关乎人类共同问题的求解同船山哲学结合起来考察,看看船山哲学究竟有哪些高妙之处。
自由意志所可以作之为之之善与恶,究竟是夐然独立于自由意志外,自由意志为之也无加于其为善恶,不为也无减于其为善恶,还是其竟取决于自由意志之为与不为,为之然后成其为善恶,不为则亦无所谓善恶、不见其有善恶?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9月28日,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祭孔大典上,数百名学子在万仞宫墙前朗读《论语》经典语句,余音袅袅,响彻古城上空。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及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孔子后裔代表在内的2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依循传···
所有的传统节日,都是经由习俗的积累缓慢形成,比如中秋节,唐朝初年已有了中秋赏月的习俗,但要到宋代时,才将农历八月十五确立为中秋节。
余寓于京华有年矣,常答远客之问学于舍下。间有饮者喟然叹息佳酿之不可常沽,而竟怅然不知黔中乃酿造酱香之大国矣。
《安乐哲儒家哲学研究》可谓由点及面,旁征博引,史哲结合,寓作于述,观点鲜明,富含启迪。该书不仅仅是对安乐哲先生生平事迹、著作文集、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学术价值的综述和客观评价,同时作者通过对安先生的采访、对话与交流,用第一手的资料信息,对以上学术综述和评价进行了进一步衡定。
阳明学在近代中、日、韩带有维新革命色彩,往往触及上述阳明“致良知”本是具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精神,但在近代东亚却成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而为国家或政治服务。不过,如果我们追溯阳明学一开始的发展,就不难发现,不论是阳明弟子的推展阳明学或官方的压抑阳明学,在政坛里早已锣鼓喧天,它从来就不只是学术问题···
自古以来,家族的长期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良好家风的引导。家学则是指家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代代相传的学业,是在家风影响下涵育子孙精神、砥砺道德品行的具体内容。
《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在教育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对此,我们应始终保持必要的温情与敬意,善于汲取其中的智慧,让教育“归于自然”,回归教育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