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从南宋的现实状况出发,将财政管理升华为“治理手段”,强调其服务于民生与发展的终极目标;将经济治理的重心从“分配”转向“生产”,注重通过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财富增长;突破了传统儒家“讳言财利”的传统,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视为共生关系,主张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实现民富国强的双赢。永嘉之学的根本是“经世致用”,提倡“讲实事···
君子言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比比皆是。践行君子文化,需要在日常着手。人生平凡的日常,的的确确平凡无奇,可是日久则从平凡趋向非凡的境界,孕育和体现了君子人格理想。
君子言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比比皆是。践行君子文化,需要在日常着手。人生平凡的日常,的的确确平凡无奇,可是日久则从平凡趋向非凡的境界,孕育和体现了君子人格理想。
山东曲阜明故城内有一座颜庙,是祭祀孔子弟子颜回的庙宇。颜庙内有一座亭子,名曰“乐亭”,乐亭不远处立有“陋巷故址碑”,“陋巷”便是当年颜回居住的地方。这里的“乐亭”和“陋巷故址碑”都是为了纪念颜回而修建的。奇妙的是,“陋”与“乐”这两个反差极大的字,却都用在了颜回一人身上。
山东曲阜明故城内有一座颜庙,是祭祀孔子弟子颜回的庙宇。颜庙内有一座亭子,名曰“乐亭”,乐亭不远处立有“陋巷故址碑”,“陋巷”便是当年颜回居住的地方。这里的“乐亭”和“陋巷故址碑”都是为了纪念颜回而修建的。奇妙的是,“陋”与“乐”这两个反差极大的字,却都用在了颜回一人身上。
周永西,独立作者,从事中国哲学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研究兴趣亦包括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之沟通。
如果将先秦诸子的思想看作是指点未来的道路,荀子之道无疑是其中无法绕过的那条。若不经过它,中国思想史又怎么能从先秦走到秦汉呢?
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相遇不是新现象,但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知识构建则是新的时代性学术任务,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部分,更是中国心理学一百多年来的梦想。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无不源自文化和科学的巧妙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宝贵滋养,更蕴藏着调和矛盾对立的深刻智慧。
《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在孔子博物馆开展中,展览向观众们系统讲述儒家文化的形成历史脉络,阐述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礼记》一书中,除了《大学》《中庸》外,在宋明理学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乐记》篇。因为《礼记》的其他篇章多记述孔门的德行论和君子论,如《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而《乐记》重视人心和性情,与宋明理学重视心性论的需要正好相合,于是《乐记》的一些思想、观念便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基础。
王阳明的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朱熹相比较,王阳明的思想方法更多的是浑融的、综合的、不断有新的进境的。
宋明儒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高峰,由于要回应佛道的冲击,所以对于“性”与“天道”这些曾经“子不语”的议题,有十分“哲学化”的表述,因而成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最为受人重视的部分。
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将做哲学方式归结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照着讲”,另一种是“接着讲”。并自称其《新理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其所谓“接着讲”实际上是把“新实在论”思想引入中国哲学,以“真际”与“实际”一类思维范式建立一套新理学架构。
阅读黄庭坚的《山谷集》,我们会发现从元祐后期到南迁黔南、戎州期间,山谷诗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以经典为诗料进行说理的倾向。
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一文系统提出了关于诗歌的见解,历来学者多认为这是黄庭坚“温柔敦厚”诗学观的阐述,如章培恒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趋于内敛的心态”。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校园教学和社会实践,让大中小学生更好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帮助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延续文化血脉、建立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船山学社党支部以船山学为学科建设主要方向与特色,持续擦亮船山思想文化名片,建立起大中小学一体化协同育人、···
《论语》记载了一则趣事,孔门弟子言偃任武城宰,孔子携众弟子前去探望,刚入城便听到弦歌之声,孔子笑说:“杀鸡何必用牛刀。”言偃回答道:“我曾听老师您说过,‘君子学道则爱护百姓,百姓学道则易于管理。’”孔子马上正色说:“同学们,言偃说得对。我刚才是和他开玩笑。”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一场著名的思想辩论事件,时间发生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地点在江西铅山鹅湖寺,今年适逢“鹅湖之会”850周年。
明清时期的气学思想产生于质疑、反对朱子学,主张回到古典儒学,取证经典。他们的方式便是反对朱子学理气论建构的经典诠释方法,认为朱子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经典命题的解释中存在越出经典本身的添字错误,朱子在“一阴一阳”与“道”之间加上“所以”二字,以符合区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基本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