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宗师戴震的治学之道

作者：高玉敏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十八日癸丑

          耶稣2020年3月11日

清代乾嘉时期，在群星璀璨的学术队伍中有一位耀眼的明星学者，他就是戴震。戴震治学广博，文字、音韵、训诂、测算、天文、地理都精通，这些学术领域分别被他的诸多弟子继承。继承其小学的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因此乾嘉时期的语言文字学被称为戴段二王之学，继承其测算之学的有孔广森，继承其典章制度之学的有任大椿，这些弟子都是乾嘉学界的一时翘楚，而戴震是他们的老师，所以戴震是当时宗师级的学者，被梁启超、胡适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戴震涉猎如此多的学术领域并且还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

学术导向远绍两汉，敦厚质朴

清初的学者反思宋明理学的偏误，认为宋明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在“空疏”中谈性说理，所以戴震主张恢复汉学传统，提倡扎实的朴学作风，从传注章句中发现经书义理才是学术正统。比如“理”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是理学、心学哲学的核心。北宋理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二程”主张“天人一理”。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王阳明认为：“物理不在吾心之外，离开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从语言的角度对“理”进行解释说：“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这种从词义引申的角度进行的分析才是落于实处的、可以把握的释义。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将戴震列为皖派宗师。章太炎将皖派的学风归纳为“分析条理，皆全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通过细密严谨的文献处理，从中提取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学术规律，再根据这条规律判断古人的正误。段玉裁校订《说文》，王念孙刊定《广雅》，处处体现了这种思想。在两汉朴学传统的指引下，清代学者往往穷几十年之功研究一部著作，解决了许多流传上千年的疑难问题。

治学思想“求理”“明道”，博学兼综

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引述戴震的观点说：“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戴震所说的“考核”我们今天叫做“考据”。他的治学思路是“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他毕生致力的文字、音韵、训诂、测算、天文、地理等专门学术都属于考核的范围，将考核的义理通过辞章表达出来，才是完整系统的学术研究。戴震并不觉得自己仅仅是语言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他更愿意承认是一位经学家，他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文字音韵训诂、测算、天文领域的精准考核都是工具、手段，是轿夫，而义理才是轿中人，轿中人又指引着轿夫的方向。虽然这种思想也被人诟病，认为在先验的义理指导下的专门性研究会影响学术的客观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科学思想指导下的研究确实也容易迷失方向。虽然随着科学的进步，出现学科分工是客观实际，社会现实需要学者进行“窄而深”的尖端研究，但是博学兼综的文化底蕴同样不可忽视。孔子提倡“和而不同”，“不同”是有分类、有分工，而所有的“不同”要统一到“和”的框架之下。戴震的这种统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综合系统研究的观点有着极其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学术研究理论先行，惠利实践

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常常被认为属于语文学，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儒家经典文献，而且重视一字一词的考证，所以又被讥笑为“原子主义”。但中国学术并非疏于理论建设，只不过这些理论探索淹没在浩繁的文献材料的整理之中，缺乏类似西方哲学、美学的集中的理论表述而已。戴震非常重视理论建设，在他的理论框架之下，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分别进行研究，都取得了重大学术进步，体现了戴震作为学术领袖的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例如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六书”理论从东汉许慎提出定义、例字，历代多有解说，戴震对其中“六书”的次序、定义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对“转注”的解释是当今学界三个主要观点之一。他对“假借”的解释直接指导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词义分析，至今仍然可以指导汉语语义研究。肇始于先秦的声训，历经东汉刘熙的《释名》、北宋王圣美的“右文说”不断发展，一直到戴震才明确提出了“义由音出”“因声而知义”“故训音声，相为表里”的原则。后来段玉裁提出的“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王念孙提出的“训诂之旨，本于声音”与之一脉相承。这些理论的提升对清代远超前代的学术成就有着直接影响。

学术作风实事求是，不枝不蔓

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归纳了清代学术的十条优秀经验，其中有一条是“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戴震作为学术领袖，亲身践行了这一经验。他是研究古韵的大家，提出九类二十五部的体系，而他的弟子段玉裁建立了十七部的系统，在古韵分布上提出“脂支之”三分的观点，戴震起初不同意，但研究了四年之后，戴震承认了段玉裁观点的正确。在这一过程中，段玉裁没有因为自己是学生就盲目遵守“师承家法”，而戴震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老师就要维护师道尊严，两人在学术上摒除了其他因素的干扰，同时选择了真理。戴震的做法也影响了他的弟子们，后来又出了一位音韵学家江有诰，王力先生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百家争鸣的精神，也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勇于辩论，勇于吸取别人优点，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优良学风，也是推动清代语言学向前发展的因素之一，是不容忽视的。”

戴震自幼聪敏，过目成诵，对于《十三经注疏》，他自己说：“不能尽记，经及注则无不能倍诵。”但是戴震作为“前清第一人”（梁启超语）的成就与地位却是从学术实践中来的。崇尚汉学而不迷信汉学、思想贯穿行动、理论指导实践、作风优秀求实，这些都是戴震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影响了有清一代的众多学者，对于我们今天很多学术建设都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