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苏州文庙的庭院里,竖着一块刻有“廉石”二字的巨石。这便是见证了三国东吴郁林太守陆绩两袖清风的“压舱石”。陆绩为官清廉守正,不义之物,虽一毫而不取。他离任归乡之日,全部行李还装不满一船,艄公担心船太轻,经不起大风大浪的颠簸,随从只好从岸边搬来一块巨石放在船上增加重量,这块石头运回陆绩家乡后,时人称之为廉石。一···
一旦我们在文明史的视野下,对于疫情加速了大国、文明兴衰这一时势有了自觉而深刻的认识,我们就要为疫情之后大国、文明兴衰趋势的加速,提前在战略上、战术上做好内外各方面的运筹帷幄。
虽然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总体上取代了基于血缘宗亲的共同体建构方式,也从而构成了新的语境,但是,传统社会共同体的道德理念已经深入人们的血脉与骨髓之中,并且从未被其他道德理念真正取代过。
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怵惕之心,朝乾夕惕、如履薄冰。
作真豪傑,是君子儒,爲大丈夫,通天地人爲王;居據亂世,思昇平世,盼太平世,望老朋少皆康。
王康先生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的外甥,推动了唐君毅先生著作在大陆的出版和传播,并为《唐君毅全集》的大陆版撰写了总序,为儒学的当代复兴贡献了力量。
中国为香港进行国安立法,既是主权与中央事权范畴的法治行为,也是为香港平台上的“外部势力”立规矩,划底线,并进一步以法治方式回击美国对香港事务的非法长臂管辖。后续博弈,制裁与反制裁,一定更加惊心动魄,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主权利益立场的基本方向和能力是不可逆转的。官方声明由北航法学副教授田飞龙博士译出,供各界参考。
“母亲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母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作用至关重要。以孟母教子故事为代表,我国丰富的母教文化资源,有悠久的母教传统。大力弘扬母教文化,十分有利于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青少年成长和民族素质提高。”
“积贫积弱”是今天许多人对宋朝的习惯性评价,究其源,大概可追至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钱先生大才,屡有卓见,但所论也未必全然正确,他对宋代中国“积贫积弱”之说,就大可商榷。“积弱”且不论,我们单纯来说宋朝到底是不是“积贫”。
所谓“现代舞”,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跟随无厘头、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现代音乐”而起的——所谓潮流所及,必然会波及并影响所有文化艺术门类,各艺术门的妖怪们会应运而生,舞蹈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慎独”,是我国古代儒家的重要思想,也是儒家学者提出的一种道德修养标准,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的“修身之法”“入德之方”。
因为孔孟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为中国古代开明政治的追求。因此,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治理体系之中,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
在很多人看来,家谱这种东西土得掉渣,属于穷乡僻壤的“山杠爷”、未开化野蛮人才有的。但实际上,姓氏自古以来是贵族特权,中国平民是最早有机会模仿贵族获得姓氏的人群。而建立在姓氏基础之上的家谱,其实自古以来也是贵族的特权,中国很多平民有机会模仿贵族搞出了家谱,反而是奇迹。
“港版国安法”是中央直接立法,所以它在国家安全的标准与执行力度上,其实都要高于基本法第23条。“港版国安法”不取代23条,但是它在23条立法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可以紧急堵住香港的国家安全的漏洞。所以中央直接立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为香港23条立法的困境进行解套。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病毒或将长期与人类共存,我们认为应当革新相见礼节,而拱手作揖礼简单易行,意蕴深厚,既可化解疫情之忧,又从容承载文明和自信,应当摒弃西式的见面握手礼,行用中国传统的拱手作揖礼。
让我静静。我一定火不了,也不想火了。你们看我所言所写,全是违忤大众的逆言,公号上每发一篇,固然增粉,必有取关。这样怎么会火?
《清平乐》的播出,使得宋朝话题升温,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宋代中国的文明成就。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宋代农民忍受着沉重的苛捐杂税,民不聊生。
昨天,《清平乐》剧终收官,宋仁宗时代落幕,官家与背默天团渐离渐远。但滚滚红尘里,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他们的传说。
古人特别重视谦虚美德的培养,并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君子的本分。《尚书》中讲:“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所谓“天道”,指的实际上是天地之间,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那么这些规律是什么呢?
中国应在融合西方节日内涵的基础上,汲取传统文化精神,建立中华传统节日体系,从而塑造体现中华民族特征和历史渊源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打造具有浓郁东方风情的新生活方式,不仅应推动中华传统节日逐步取代“洋节”,还应该恢复传统节日的神圣性、庄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