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书院在历经百年沉寂之后得以走向兴盛,与心学的结合密切相关,而心学的流播与发展无法脱离书院这一载体。明代心学名儒湛若水将抽象的心学思想融入书院具体教习之中,使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不仅映射了心学与书院的结合,更是将内向性的心性理念转为外向性实践。
江文也深信这是东方文化最珍贵的宝库,独具世界上其他类型音乐没有的特殊性。基于这种信念,他在1939年,完成了堪称伟大的《孔庙大晟乐章》。这部六个乐章的交响乐,同时具有古典神韵和前卫精神,“是一项文化想象的重塑,为了现在而发明过去(王德威)。”
《历代得失》讲演政制史,理论表达较为节制,但应对制度崇拜的意图不难辨识。现代政治固然要吸收西方精华,却不必也不能与自身传统一刀两断。积累四五千年的文化—政制传统,对于现实当下的影响往往远大于今人估量。适合现代中国的政制形态,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真能扎根于这片大地。
专门戴着显微镜找茬,还能有让人说话的地方吗?还有什么话能够被说吗?这一刻,我为“正能量”悲哀。那种把自己的理念、理想神圣化,容不得一丝一毫不同杂色的想法、做法似乎正在回头。历史证明,这种做法只会使“正能量”阵营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最终物极必反。
欧阳修主张的形成,是在北宋“稽古之学”兴起,意欲摆脱汉唐“传注之学”樊篱,倡导通经致用的思想指导下,以己意解经,主观发明的结果。欧阳修以德与功为衡量标准、注重统绪传承的正统史观,支撑了其濮议主张。欧阳修主张为时论所不容,体现出北宋中期士人解经流于主观,导致背离圣人原旨,学统林立,异论相搅的状况。
董仲舒等汉人论定“王鲁说”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缘鲁以言王义”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处理汉代秦而兴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具体处理汉朝代秦而兴的解释学说时,“三统循环”之外尚有“五德终始”,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为汉立法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上古中国的礼仪实践中,“观”乃内容丰富的常见现象。礼可以观,意味着礼制的成立预设了神灵、宾客、子孙、甚或百姓等第三方的“在场”。古人在礼制实践中,又常常想象后世子孙如何看待现时行为,预想自己的行为如何在后来者的意识中留下痕迹与反应,并期望获取永恒与不朽。宾客参与礼仪活动,宛如进入表演场,主宾之间觥筹交错,相互观摩···
法律的起源或秩序的生成,都需要回到对人性的认识,荀子的“化性起伪”论,指明人性是动态可变的,是可以教化提升的。由治法与治人之辩,对荀子尊君论可以作历史的理解;回归现代文明政制,治理者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同样需要建构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以及人性中光明部分的发扬。法律制度的设计,需要回归对人性···
《穀梁传》以尊尊、亲亲、贤贤、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以忠孝、仁义、敬让、以谥正德为内容的人伦之道;以兴文教、重武备、先礼后兵为内容的文武之道;以华夷之辨、存中国为内容的文明之道。《穀梁传》正论是对以礼义仁德为主要内容的礼乐文明所作深层结构的梳理、肯定,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思维路径和价值取向,而这也···
严滩四句不仅如王畿所指出的那样谈论了特定工夫层面的问题,而且谈论了包含不同工夫在内的完整为学进路层面的问题。并且,有心工夫和无心工夫一样,也是受到本体指引和推动的工夫。只是由于同时包含了刻意、执着,因而有心工夫只能称为广义的本体工夫,而不足以称为狭义的或说严格的本体工夫而已。
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孔学宗旨,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共同宗旨。这一宗旨与孔子一生言行相符。明确孔学宗旨,不仅可以为孔学正名,与确立修身成德与治国理政的评判标准,还可以解决孔学道统在古学与今学、中学与西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等之间的传承与对接问题,从而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一条综合创新之路。
在学分绩已经和真实世界的社会环境、期待利益脱钩的条件下,“内卷”居然迫使部分学生更深地沦为学分绩的奴隶。从过去通过学分绩竞争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变为为学分绩而学分绩的时间精力浪费。陷入“内卷”,哪怕是围绕未来经济利益而取得的低质量发展实际上都已经没有了,更谈不上围绕个性而取得的高质量发展。
不能否认的是,传统社会中的孝道曾一度趋于僵化,强加个体以巨痛;但我们更要明白,躬行孝道是连接世代的纽带,深陷孤立同样会使个体不得解脱。当我们被大潮推向世界的时候,不妨回过头,放下芥蒂,试着了解和沟通。
中国从汉代起尊崇儒家学说,唐宋时期的政治家又以非凡的政治智慧设立并发展了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使儒家的精神追求、文化倾向与普通大众的人生之间形成了无法脱钩的紧密联结。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帝王的封禅巡守,以及几乎持续整个封建王朝时期的尊孔祭孔,其实都是维系族群历史记忆,保持文化基因传承的外在形式。
将与道德相关的因素划分为智性、仁性、欲性,创立三分法,突破理性与感性两分法的局限,是儒家生生伦理学的核心特征。在这一新方法的视域下,不仅可以划分出两种不同的自律,即仁性自律和智性自律,从而解决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内在的困难,而且有利于弥补李泽厚“情本体”的内在缺陷,在保住本体的前提下,保留仁性重视情感的特点,凸显···
南大吉一生学思经历的转变都与阳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阳明弟子身份在关中地区讲学“致良知”,将阳明学与关中传统的横渠学相融合,成为阳明学关中地域化的发端。南氏理学知识的突破、门户之见的突破、认知自觉的突破,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性的突破。
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世界中,虽然“事人”优先于“事鬼”,但“鬼神得其飨”始终是儒家社会治理蓝图和信仰世界的主题之一。无鬼神的儒家是不完整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敬鬼神”与“远鬼神”的平衡。
经过与孟子的辩论,夷子的本心之明被唤醒,亲亲的特殊性得以证成。厚葬胜过薄葬,仁爱高于兼爱,经由亲亲的特殊性推扩并充实性善的普遍性,这是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最重大的思想史价值;爱父母、尽孝道的本心之明是我们过一种道德人生的必由之路,这是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最切要的伦理学意义。
由两汉至明清,正史《列女传》渐失刘向体例与宗旨,“列女”嬗变为“烈女”,“节义”蜕变为“节烈”。后世“节烈”专责于女性,“节”的观念也变得狭隘愚陋;“节义”本可通用于男女,是值得赞赏和令人敬佩的,但亦不可普遍化。
若按现代流行用法,将中国古代的道、天理甚至良知(心学中)等范畴称为本体(指宇宙或万有本体),就必须同时认识到它们更接近于世界各大宗教中的本体概念,未必可称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混淆三种不同的本体概念,将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不加置疑地当成哲学义本体、以此说明中国哲学特色,是现代中国学术接受西方学科体系时的错位,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