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元旦献词：

定国安家，人文立本

时光流逝，不会因社会的盛衰而停步；岁月穿梭，也不会为个人的苦乐而驻足。注定难忘的2020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马上到来。

爆发于今年的元月的新冠疫情，在一年的时间里，几乎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依然在全球肆虐。放眼全球，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无疑是成功的。现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全球最为安全的地域。疫情的最终解决，虽然还得寄希望于高质量疫苗的研发和普及。然而，即便可以设想疫情会在一两年内克服，但是疫情给予时代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在疫情和诸多社会问题的考验面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世界灯塔的地位已经彻底动摇。是不是会有新的灯塔在逐渐亮起来，为国际社会引导大致的航向？恐怕尚无人能给出确切回答。如果有，首先，这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次，最为关键的一个道理，但凡是灯塔，必须是先照亮自己，然后才能照亮别人，所谓“近者悦，远者来。”所以，完善自己依然是硬道理。

毫无疑问，疫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肆虐全球的疫情让我们更加真切地体验到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在这场人类共同的威胁面前，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国家间的和衷共济，相反，一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充满了太多的帅锅、诬陷和落井下石。本国利益优先、无视科学建议而迎合选民，等等，类似的问题既凸显了西方社会体制的弊端，也体现了民族国家理念的局限。在这场特殊的考验面前，西方世界诸多失误，必将打破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幻想。尽管中国的疫情防控绝非完美无缺，尽管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依然艰难，但是寄希望于照搬西方模式的议论可以休矣。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可以停止，相反，文明的借鉴和交融必须以开放和积极的心态继续深化，但是立足本国历史文化之传统，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当成为普遍的共识。独立的道路，必然出于独立的思想。独立思想需植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个“文明导向型”的共同体，本不可能依靠照搬他国经验而走向兴盛。文化自信之所以是基础，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是民族智慧和时代精神的支撑。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知。根本的自卑恰是文化自卑，文化自卑的根源正在于对本国历史文化的隔膜和文化意识的没落。

2021年是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收官之年。这标志着通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努力，我国实现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小康”一词出自于儒家经典。如果根据《礼运》的讲法，“小康”之后，我们可以期待“大同”吗？如果是那样，至少在政治话语上，儒家的思想资源也许并未远离当代生活。那么，“后小康”时代应该怎么定位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呢？虽然经济发展的压力依然非常大，但是“后小康”时代的任务会更加关注文化的发展吗？

从文化强国，到文化自信，几年前，人们就说一个“文化中国”呼之欲出。但是似乎一个“文化中国”被呼唤了好多年，依然未曾完全出现。这恐怕需要理解“文化”的特殊含义，明白了文化的特殊含义，也就明白了文化建设的特殊性。“文化”一词并非翻译外文，在古代汉语中，“文化”本为动词，“文化”即“以文化之”，即“人文教化”。所谓“人文教化”即本于人之性情的本然和人之生活的实然而导人成德的教化。所谓人之性情的本然，即自先秦儒家所揭示的人的性情规律，核心的就是孔孟的心性思想；人生活的实然，即人的家国天下的生存境遇，核心是儒家的家庭伦理精神以及由家庭伦理奠基的政治伦理。儒家的根本即在于人文教化，所以历史上儒家自称“文教”。人文教化的核心是道理，不是神明；儒家虽有永恒的价值诉求，但是其指明的价值方向是现实的人伦义务，而非彼岸世界。所以儒学的教育不同于任何宗教，但是又与任何宗教不冲突，所以其具有普遍的包容性。同时，人文教化没有独立的体制依托，而以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依托，当然也包括政治体制。教化的义理根据是“体道”，但是体道需知行合一，而不空赖理论推理，所以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但是又可以与任何哲理沟通。所以，“文化”本身即人文教化的简称。但凡具有人文教化精神的，才属于“文化”的范畴。没有人文教化的精神内涵，即便是普通所谓“文化”形态，依然不能算是文化。以娱乐代替文化是自欺欺人，以政治宣传代替文化将徒劳无功。柔性的礼乐教化奠定政治管理的社会基础，人文化的政治才具有最普遍的包容性和稳定性。中国历史上有过宗教的繁荣，但是大一统的政权从不能以宗教与政权合一的形式得以完成。因为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而言，最普遍的政治基础必是人文教化。政治应该人文化，而不是文化应该政治化。政治意识形态宣讲代替人文教化，在战争时期可说济一时之需，进入社会建设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为人文教化敞开空间，必须奠基于人文教化。

文化建设必然意味着回归历史传统。文化本身即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概念。文化不是现成的，文化本身就是在人们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对过往积极价值的自我塑造。所以，文化建设需要广阔的社会基础；同时，文化建设必须回归历史，必须尊重文化的历史属性。古人“复古更化”，并非是愚昧复古，而恰是在建设政权、发展经济以后，推行人文教化，发展社会文化时的必要思路。所谓“人惟求旧，器惟求新”，人文教化之本恰是要在引导人认识于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中回归生命价值的本原。孔子主张先富后教，孟子也说“人只有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其性则近于禽兽。”走过四十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依然非常大，但是如果久违了人文教化，似乎经济指标成了全社会的信仰，面对完全物质化的价值观，我们又怎能寻找普遍的“美好生活”呢？

文化建设必须回归于人之生活的实然和人之性情的本然。人性情之本岂有变化？朱子所谓“人心不死，天理长存。”所以，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关注到其现实基础。家，是人文教化起点，所谓“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家文化。“家文化”不是“家庭”加“文化”，家本身就是人文教化的起点和载体，五伦关系有三伦是出于家庭，且其他的公共伦理也必须奠基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伦理情感。家本身就是“文化”之根基。美好社会，幸福人生，都得以家庭和谐为起点和基础。敦风睦伦，培固恩情，稳定和睦的家庭，能为个人生命成长和事业发展提供基本环境，才是社会秩序和民众幸福感的根本保障。然而，当今社会家庭问题正越来越突出，诸如婚姻不稳定、亲子关系紧张、家教缺失、养老困难等等，家庭不和谐成为人们幸福感最大的挑战。以婚姻问题为例，疫情结束初期，新闻报道全国多地离婚登记处预约爆满。到2019年，中国的离婚率连续17年上涨，离婚对数高达470.1万对，已经占到了结婚对数的一半左右。有的人甚至认为，离婚率升高是社会开化的表现。实则这是无视民众幸福的呓语。离婚率高涨的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是一个个饱受创伤的心灵。在经济压力面前，在社会危机面前，家庭本该是避风港，然而，今天的情况恰是，家庭越来越成立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烦恼来源之一。如果家庭不再稳定，如果家庭不再温暖，即便看着国家GDP年年上升，但是也无从寻找“美好生活”。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家庭危机。只有复兴家文化，才能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方法化解危机，重建幸福家园，为和谐社会筑基。儒学确实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因为植根家庭，所以儒学虽博大，但绝不让人活得抽象。

大疫之年，高谈文化是不是太过迂阔？其实不然。人类社会面对的危机岂有穷尽之时！大疫之年，更容易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更该“反身修德”。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又怎能保证自己的前方总是坦途？人能做到的只是坚守正道。只有在回归文化教养之中，时刻摆正人生社会的根本价值方向，只有如此才能无悔的面对任何挑战和危机。这正是孟子所谓“修身俟命”之理。对于人类的未来，儒家从来不可简单的归于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他们总是心存理想，又面对现实。儒家虽信天命，但是天命绝非宿命论。一切的希望都取决于人自己的愿心和努力。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的士君子并非需要在世俗伦理身份之外另有特殊的文化身份，儒家的人文理想并非在明明德、亲民之外还有特殊的价值追求。近代以来儒学虽失去体制依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依然还可以每个家庭，甚至每个生命为依托。所以文化建设，并非玄远，当从修身齐家做起。

2020年，必然是难忘的一年，对于很多个人、家庭以及很多国家来说，也是难熬的一年。好在这一年已经过去。也许我们的前方可能有更多的风雪，但是在每一个冬天里，我们都会有春天的期待。

（ 敬献，董璞中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