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对三年丧何时成立,产生了种种争论,使之成为理解中国礼制史的一个核心问题。东夷人三年丧之服,却又经斩削而成,不缉边,初或无斩衰之名。经孔子及其弟子提倡之后,此种丧服被纳入周人原有之丧服体制。夷夏丧服制度的结合,不是一两个人的提倡导致的,而是一个长期就有的趋势,孔子只是更加大力推动这一趋势,并将它理论化而···
在儒家的形上学系统中,"教化"作为一个存在实现先行的观念,标志着一种本人的存在实现以证显道体的哲学进路。在教化儒学这一论域中,本书对儒家的人性论、道统论、人格养成论、王道政治理念、文化认同、哲学的内容与方法之关系等相关理论课题,也都有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密不可分。经过不同历史阶段,“夷夏”观念从“夷夏之辨”演进到“华夷”一体。“夷夏”观演进的主要原因包括:“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建设“大一统”王朝经略四海的推动、边疆与内地交流日益加强的影响等。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了···
魏源被公认为是以今文经学为主的启蒙思想家,但从其思想整体上看,他不仅对今文经学十分推崇,还对理学思想也很是认同。魏源并没有否定理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对道统传承十分关注,并且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一直深受理学思想范式的影响。
一代大儒黄道周面对晚明政治与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救治方案具有重要价值。理解其救治方案,可从《春秋》学角度着手,主要是挺立“尊天”一旨而倡导“天治”主张,具体可以从政治层面、伦理层面与性理层面等三个方面展开。
分别以个体和阶级为关键词的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都是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在这种意识形态里中国只是一个被定义解释的对象,其历史和内容得不到充分揭示和重视,而文明论范式则因文明体系预设而内在包含对中国历史与政治文化结构做出把握。本文认为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正是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结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与敬天法祖崇圣儒···
“中国儒教”的当代建设应该走“铸新魂、塑新形、赋新体”的道路。这里的“新魂、新形”, 其所谓“新”不是“新旧对立”之“新”, 而是“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之“新”。至于“新体”, 是指当代和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发展。如何理解这个“新”, 需要儒者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运会的前瞻和把握。
本文突破理学框架,对范仲淹思想进行重估。他的政治思想以“纲纪”为核心理念,细化的“条例”成为“纲纪”的核心内容。他的哲学思想紧密依附于政治思想,以简朴的“修身”理念为核心,“诚”与“中”构成“修身”的主要内容。合而观之,范仲淹思想的实质是制度之学,其三大特色是:史学立场,职能本位,修身出口。
儒家在《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三代观念。早期儒家认为,三代之所以为一个整体,其根本在礼。从《礼记》等资料可知,三代礼制损益的重点在祭礼。儒家用德来解释三代历史的更替。正是德与礼的变奏使三代不但成为儒家文明与价值的源头,而且还在历史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解释历史的模式。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虽然否定了儒家建···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国亦十分突出。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即代表官方的王杏与代表地方的陈文学、叶梧相互合作的产物,乃极为罕见的阳明文集早期单行刻本,无论是版本还是史料价值都极为珍贵。阳明文献在黔中地区的大量刊···
章太炎认为“儒”的含义很广,可以分为“达”、“类”、“私”三种。他根据《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与“坑儒”在《史记》中被称为“阬术士”,得出儒等同于术士;而术士指一切有道术者,由此认为作为“达名”的儒,是先秦诸子的统称,可以涵盖一切思想流派与方术技艺。但细绎章太炎引用的材料不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即不存在可以涵盖一切思想···
“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
《心是谓中》提出每个人都不能把命运完全交给鬼神与天,人也可以操纵自己的死生,这种改变命运的思想倾向与《命训》较为相近,并影响到《荀子》。此文的撰作时代有可能在战国前期到战国中期之间。作为一种没有特定学派倾向的政治思想,《心是谓中》对于促进战国中晚期君权的隆升、对于促进个人身心的解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阳明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朱子的论说所存在的问题,从而用种树的方式描述心学的工夫。起于心意的正与不正,终于正心意的不正,用私心去看成圣之学看出来的大多是森林的模样,再进一步也不过是一棵棵树木,这是逆的会使人倒做工夫的,亦是静的会使人分段做工夫的,只有用心去体会才能感受到生意的流转变化,是动的,是顺的,是生意且不息的···
民国时期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解读,既有以谢无量《阳明学派》为代表的从认识论、伦理学角度的解读,深化了对于知与行不可分割的认识。重要的是,研究民国时期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读,有助于弄清从王阳明“知行合一”到今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过程。
程颐“天理”观念的内涵可以在易学哲学的视域下加以解读。在易学诠释中,程颐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蕴含的事物活动之法则与事物生成之根据两重意涵。此两重意涵的统一,意味着天理必须被把握为“所当然”之理,其作为对于事物活动之“所当然而不容已”的本质趋向的规定,构成了易道“生生”变化的普遍基础。
“自我—转化”与“超越的突破”均是轴心期的特点,惟有中国文明其“自我—转化”“超越的突破”始终在“世间”与“超世间”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轴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转化”现象在儒家这里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儒家对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之轴心突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而贯通“天文”与“地文”的···
1928年4月,国民党青年党员十七人联名呈请中央政治会议撤销孔子后裔衍圣公尊号,并没收曲阜林庙祀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改革曲阜林庙案。改革林庙案遂成尊孔与反孔之总对决与分水岭。该案成因之复杂、延宕之持久、牵涉范围之广泛为民国儒学史上所仅有,凸显了党内外在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和儒家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深厚根基,同时也为认···
在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与“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对天道本体及其形成进路的思考,并由此甄别“太虚”与“太极”,最后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统一;继而通过“其性”与“其形”的比较,将“太虚”与“太极”的统一拓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这就成为二程“天理论”、程朱理气关系及其“理一分殊”说的根源。
从神化体用论来看,张载思想中长期争论的虚、气关系问题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虚气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体用关系,虚相当于神、气为化用。这种体用神化论,与玄学的有无论、佛学的色空论,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儒家体用论的生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