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应人：人心政治的“源”与“流”

作者：唐亚林

来源：《天府新论》2021年第1期

［天府新论编者按］“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判别政权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民心”虽然是一个传统政治概念，但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又赋有了新的内涵。提炼标识性概念，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民心”与政治的关系、寻绎“民心政治”蕴涵的根本原理，成为中国政治学反思西方学科范式、构建中国学术自主性的一个理论生长点。基于此，我们约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三位政治学教授，围绕民心与治体、民心与道心/人心、民心政治与人心政治等主题，撰写了这组“民心政治”笔谈，期望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顺天应人：人心政治的“源”与“流”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官网）

［作者简介］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府与政治、城市治理与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

摘要：寻求“至善生活”的实现方式，是西东方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共同追求。西方社会立基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双重恶”理论假设，通过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建构了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最终却陷入了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的新型丛林法则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出于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建构了立基于集体主义的人民与政府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人心政治形态。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有机地统合起来，推动政治制度体系的“源”与“流”有序运转并综合发挥作用的自我调适机制，以达成服务人民、发展国家、促进和平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人心政治；政治制度设计；理论预设；使命型政党；人民本位观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一直为追寻美好生活的实现形式而不懈地努力着。两千多年前，西东方先哲们不约而同地把目标指向了探索“至善生活”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西方社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实现过上“至善生活”目标的原因归结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且需要在城邦这种共同体中才能得到实现。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按照城邦是否遵从了公共利益的宗旨以及掌握城邦最高权力人数的多寡，形成了关于政体分类的标准模型[1]。其中，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全体公民构成主权者的共和政体追求，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两千多年西方社会发展历史中，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通过资本主义革命得以落实，并建立了在保护私人财产制的基础上，以实行三权分立制与维护公民自由权利为核心的各具特色的混合型政体。

在东方社会，几乎处于同时代的中国孔子则承接《周易·革卦》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思想，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作为当政者必备的正直品行要求，贯穿在大一统政权的建构与管理过程之中，并以此作为执政者对国家和民众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正当性依据。由此出发，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执政者主张通过建立以化私为公、天下大同，家国天下一体、天下归心，执政者对民众身家性命和家国命运高度负责、民众对执政者高度信任和支持为核心的大一统式人心政治形态。

一、西东方社会政治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比较

透视西东方社会关于人类社会过“至善生活”的实现形式的演化轨迹与制度设计初衷，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一种是立基单个个体出于保存自身的目的，通过建立共同体的方式，一方面满足集体生产的效率需求，另一方面满足共同抵御外界侵扰的防卫需求，其背后的理论预设是人既是自私人也是理性人，生活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丛林法则时代，因此保全个体财产、生命、自由便成为共同体的最高追求，由此奠定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成长的个人主义立论基础；另一种是建立在个体及其家庭、家族为了自身的安康繁荣、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天下（世界）的合作共荣这一复合目标，通过具备优良道德品行与出众管理能力的执政集团掌控由小到大、由内而外、层层包圆的密不透风式共同体，将个体和家庭的需求、家族共同体的需求、国家的需求乃至天下的需求有机统合，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交往、合作与发展追求，由此奠定了东方社会政治制度成长的集体主义立论基础。

立基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设计，通过委托-代理式契约方式，建立作为委托人的个体将自身的部分权利让渡给由选举产生的代理人组成的共同体管理机构，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统治与管理。这种委托-代理式共同体管理机构建立的理论预设，是由层层递进、逻辑严谨的理论假设串起来的。

第一，人是自私的动物，人性天生是恶的，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无以保全自己，便只好将来自“天赋人权论”的自身所拥有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交给公共机构（国家/政府）去承担，让它们起到保护分散的个体的作用。

第二，公权力天生是恶的，如果其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必然侵害公民权利并引发腐败，因此需要将公权力分开，让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人去掌握行使，相互分权并制衡。

第三，由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在这种双重恶的环境下，公民个体将权利通过委托授权方式给予代理人（以政府与国家为最高代表），那么意味着能够分辨出自身利益诉求何在以及当权者作为好坏的公民个体，一方面要通过诸如定期竞争选举的方式更换不胜任、不合格、不满意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对代理人的不信任式警醒，以保持权力授予者（委托人）对于被授予者（代理人）的单向度决定性地位，进而产生所谓权力授予者（也是权力最终制约者）对权力行使者居高临下的道德与心理优势。

第四，由人性恶与权力恶双重恶理论假设孕育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无法直面实际运行中政治制度体系暴露出的各种弊端，只能听之任之，也无法在既有政治制度体系中内生出具有决定性的自我革命力量，去修正与更新孕生于西方工业社会初期的原初政治制度体系基本框架与运作机制，更无法通过授权者的觉醒，形成人民对政府/国家的高度信任与支持文化。其结果是，让立基个人主义的西方政治制度体系无以统合不确定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远远落后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这种落后于现实发展需要的西方政治制度体系，一方面忽视公权力自运转的特性让权力行使者（代理人）拥有对权力授予者（委托人）的权势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与信息优势），尤其是权力行使者与资本结盟之后所形成的对公民个体的全面碾压态势，让西方社会政治打上“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之浓厚烙印；另一方面忽视公权力行使者中不乏具备高尚服务动机、自我奉献精神、乐于助人品格之人，他们从事治国理政事务，并不完全是为了所谓个人利益（私利），尤其是在拥有崇高使命和远大理想的政党的引领下，更能把实现个体理想与国家和社会理想有机结合的人生之梦融入一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再一方面忽视现代社会资讯传播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让公民个体通过理性分辨、公共辩论等方式认清事物事务的本质，找到达成共识的方式越来越难，甚至因为长期的独特的资讯管控与“洗脑”教育，让部分民众陷于非理性愚忠状态，根本失去理性分辨能力，其结果是形成了“不论是非，只论站队”的非理性政治文化的泛滥状态。

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到政府不值得信任、不论是非只要抱团取暖就是对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让西方社会重新陷入一种看上去高级实质上低水平徘徊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却分配两极化、充分保护巨富有产者阶级法权、“只要小河有水了，不管大河有没有水”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时代中不可自拔，最终让西方社会在历经几千年之后仍无以超越丛林法则时代！之所以让人感觉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超越蒙昧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实际上就是让普通的公民个体有了做“委托人”“授权者”“监督者”“选举者”等虚幻的“国家主人”感觉，从本质上看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式高级“统治术”而已！

立基集体主义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政治制度设计，出于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同样需要建立基于委托人-代理人的政治制度体系，但这种委托-代理式政治制度体系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建立在人民对“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天下为公、四海一家”圈层包容共生式需求观追求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人民与政府（国家和执政党）之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理论基础。

这种人民与政府（国家和执政党）之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理论预设，是一个将个体命运与集体命运、政党使命与国家发展、国家现代化与世界繁荣以及政治制度体系框架与政治制度运行机制、政治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绩效完美结合的综合应用体现，同样内蕴着高度严密的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

首先，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政党组织作为一种先进组织，是一种具备“自我认知、自我塑造、自我期许、自我实现”能力，兼具主体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使命型政党，不仅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代表与表达、整合与分配、服务与引领的复合作用，而且具备与社会环境有机互动的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可以将政党的理想与人民的需求、国家和社会的理想有机对接，充分发挥组织与人的人性光辉力量，进而建构起将制度、人、组织与治理有机统合的整体合力发展导向型政治制度体系所需的“党性人”理论基础。

其次，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政党组织在领导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围绕国家现代化建设这根历史主线，通过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有机结合的方式，不断实现基于人民需要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以不断提升的执政绩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奠定人民对政府、国家和执政党的执政与领导高度信任，政府、国家和执政党高度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历史基础。

最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政党组织，带领全国人民和社会各团体、各组织、各阶层为着美好生活需要这个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心换心、以情唤情”的为人民服务文化，进而形成“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只有大河满了，小河才不会干枯”式社会团结主义法则，最终建构起通过民心来衡量执政绩效与执政品质，以人心政治超越资本利益政治的人类社会政治新形态。

二、人心政治的“源”与“流”

虽然西东方社会在政治制度体系设计的理论预设方面存在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在实现美好生活追求的实践模式、发展道路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路向，可对于“至善生活”追求的理念却是相通的，并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自然演化与人为设计相互叠加、相互促进的政治制度体系成长的动力机制，以及内蕴在政治制度体系深处各自独特的文化基因与制度基因。

如前所述，西东方社会由于政治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及其长期塑造的政治制度观念与实践发生了绝然不同的分叉，其自我修正与自我更新的动力机制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即西方社会偏重制度的自我演化，甚至历经几百年之后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不会发生变动，进而导致其政治制度体系无以适应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出现了故步自封、变革困难、负功能频发等精神衰落、制度衰朽、人种衰弱的局面，而东方社会一旦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观之后，会通过有使命感的组织与执政集团的领导和引领，借助人为设计的方式，因时而变，因需而动，不断地对既有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与运行机制进行同步更新和持续完善，以更好地发挥政治制度体系，及时准确地回应社会需求，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心理期待。由此可以看出，立基千百年来西东方社会对人的需求、共同体的发展与家国天下（世界）的命运的综合思考，西东方社会各自孕生的政治制度体系的深处，蕴藏着坚韧地型塑着各自政治制度体系走向的文化基因与制度基因，并由此决定它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能体现出的执政绩效与执政品质。

就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而言，在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观指导下，政治制度体系的设计与实践始终是围绕执政者获得民心的高度支持与充分信任以及执政者紧紧依靠人民为江山社稷、人民福祉而建构使命与承担责任这一根本目标而展开的，此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这种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执政者一方面需要顺应深植在所有老百姓内心深处，由敬天悯人情怀铸就的顺乎天意、敬畏自然、热爱苍生、友协万邦的“道德律令”，为万世之师表；另一方面需要顺应广大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夙夜在公、励精图治，创造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出入相友、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发展环境，为万世开太平。

“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这种人心政治之“源”，立基执政者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运用历史战略机遇期、掌握发展主动权、顺应世局国情人心等治理要素，从政治制度体系设计与实践的需求之源、使命之源和责任之源的三重动力体系视角，建构关于家国天下（世界）的本体论与秩序观。一是需求之源，即人民的需求成为执政者的最高执政目标。在中国这种以家国天下一体为终极关怀的东方社会里，人民的需求不仅包括满足人身需求的物质性需求，而且包括满足人心需求的精神性需求，还包括满足人情需求的家园意识与家国情怀需求，并浓缩成了支撑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凝结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在当今时代，这种多面向的需求已转化为促进中国人全面发展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需求，成为执政党和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二是使命之源，即人民的福祉成为执政者的根本追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中国古代的执政者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知晓人心是靠“仁政德治”日久天长累积起来的，一旦失去人心，修复起来就非常困难，甚至要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救赎，因此始终将构建一个人人向往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作为政治的根本使命。如今，中国共产党承继千百年来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将人民的福祉写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旗帜之上，成为支撑中国社会繁荣昌盛的动力源泉。三是责任之源，即人民是执政绩效的最高评判者。执政者执政，既是一种对人民的使命承诺，又是一种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可在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这种责任担当，需要将人民对执政绩效的满意度作为最高评判标准，敦促执政者自觉地以天下苍生为念，勤勉工作，不负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执政党自觉地以刀刃向内的责任担当精神，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以组织的先进性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支撑中国国家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制度基因。

“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中国古代政治在构建大一统政治形态的过程中，并不拘泥于政治形态与运作机制的一成不变，而是强调因时、因地、因势而变，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在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观指导下的多样化实践模式与治理形态，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各地多方的积极性，构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向心力、信心力和整体力。在大一统政治形态的“源”之下，政治制度体系的运作机制属于“流”，可以随时进行调适，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政治制度体系的整体功效；在人心作为最高评判标准的“源”之下，人民是伟大的，执政者是渺小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执政者属于“流”；在“家国天下一体”的“源”之下，制度是“流”，人（执政者）是“流”，组织亦是“流”，治国理政如果只是各执一端的话，只会走向偏执，走向歧途。只有通过强大的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有机地统合起来，整体发挥服务与引领作用，形成政治制度体系的自我调适机制，才能让政治制度体系的“源”与“流”有序运转并综合发挥作用，以达成服务人民、发展国家、促进和平的最终目的。

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先进政党组织有机统合制度与人的有效方式，在人民本位观这一根本价值观的指导下，以人民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充分发挥人民的参与、人民的协商、人民的监督等主体作用，承继并创造了有别于现代西方社会资本利益政治的全新人心政治形态，既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导和品质保证，又为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最终目标开辟了新型发展道路。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根据统治者的目的和执政者人数两项标准，将政体划分为两种类型六种形式。两种类型是指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在前者，统治者的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的；在后者，统治者的目的只是照顾统治者们的私利的。六种形式是指属于正宗政体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以及属于变态政体的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其中，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的统治者为一人，贵族政体和寡头政体的统治者为少数人，共和政体和平民政体的统治者为多数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