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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论古典儒学中“义”的观念——以朱子论“义”为中心

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

【谢茂松、牟坚】文化强国的核心是文明内聚力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内聚力，其价值观就是《礼记》所说“亲亲”与“尊尊”，也即是孔孟的“仁义之道”，“亲亲”之“仁”代表和谐，“尊尊”之“义”代表秩序，二者形成文明体内部必有的张力。政立基于教，文教凝聚于儒家士大夫阶层对于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原典之传承与诠释。

【刘悦笛】作为“心之大端”的好恶本情——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情感禀赋论

从横向结构看，好恶介于“心物”之间：一方面，好恶与物构成了“物化”的关联，好恶乃是感于物而“动”；另一方面，好恶与心构成了“心化”的关联，好恶形成了心之“大端”。从纵向结构看，好恶作为最基本的情感而存在，但是此“情”一方面以“欲”作为根基，另一方面又为“性”所提升，但好恶终为人类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中国儒家“情感哲学”之基本···

【陈乔见】朱子“义”说：意涵、气象与伦理

文本梳理朱子“义”说，一则以此管窥朱子哲学之特色，一则可助我们理解传统“义”观念丰富而深沉的内涵。我将首先梳理朱子对“义”的训诂与界说，然后梳理朱子对“义”之意思与气象的各种说法，最后以“义”为中心辨析仁义礼智之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也将阐明朱子“义”说所蕴含的伦理原则与实践指向。

【魏义霞】梁启超对三代礼学的研究与对中国宗教特质的彰显

梁启超对三代礼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志三代宗教礼学》中。以此文为中心，他勾勒了三代宗教礼学从一神教向多神教的递嬗轨迹，在此基础上，以天教、祖先教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建构了中国古教的主体内容和逻辑，进而揭示三代礼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凭借对三代礼学的研究，梁启超展示了中国古代宗教的具体内容，同时彰显了中国古···

【郑治文】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统一——论荀子政治哲学的思想特质

荀子政治哲学的思想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民”与“尊君”同构；“修身”与“富（强）国”并重；“隆礼”与“重法”合治。正是依托荀子所建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儒家政治哲学，儒学在汉代才可以一跃而成为王官之学，并由此成为秦汉以后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依循。当然，荀子在强化儒学治政品格的同时，也为社会政治的现实原···

【范旸沐】春秋公羊学中的经与权——从新文化运动干将对儒者形象认知说起

新文化运动干将们对儒者形象的认知，源于偏解儒学之重“经”。经为文，权为质；礼为文，仁为质。经权相反相成，不可须臾而离，均须归结到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守经、善行权者，才是春秋公羊学中堪行王道的政治家。

【陈华茂】一次转身，遇见最美的风景 ——在南通开放大学“青少年儒学大使孵化班”教···

那天，女儿看我的眼神，是我花再多的钱，买再贵重的礼物也换不回来的崇拜。为了女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名优秀的义工。

【乐爱国】历代对《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的解读 ——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其中的“和”的解读，在古代，经历了自皇侃、邢昺从礼乐关系的角度讲“和，即乐也”，“和，谓乐也”，到朱熹从礼有体用的角度讲“和者，从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讲“‘和’者，以和顺于人心之谓”，刘宝楠以《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解“礼之用，和为贵”的过程。

【张祥龙】现象学如何进行儒学研究?——论双方方法论的亲和性

现象学在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外开辟了一种原发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时间性构造的生命经验，这种活体经验是一切存在理解与价值的源头。此一回到基源性活体经验的思路对我们重新阐发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启发，儒家的仁爱思想源于时间性的、非客体化的亲亲经验，从这一基源经验出发生长出仁民爱物的终极视域。

【黄开国】康有为思想发展的三阶段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为给近代中国的发展找寻方案，他早期取法周公，以《周礼》为治理中国的宝典，大旨见于《教学通义》；中期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借助春秋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宣扬维新变法的近代政治主张，斥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学为“新学”，给中国两千年的学···

【朱斌】“理学救国”：抗战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

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此期间，由于经世情怀的驱使，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

【蔡家和】论牟宗三判明道为“心即理”之学

明道之学系从道家之顺应物性、以百姓心为心等说，转手而来；明道不属“心即理”学，如其《定性书》：“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若为“心即理”，则该言系于心亦系于物；明道之客观理学，系建立于“服牛乘马”之物各付物上，一径顺任牛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朱汉民李立广】“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二程仁说的比较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王湘平】论范仲淹的宗法思想与义庄信托机制

“范氏义庄”的法律构造及其救贫济困、促进教育的善举，与现代慈善信托制度有着惊人的一致。尽管范仲淹具有强烈的宗法思想，但不能否认其慈善信托的理念的进步性。“范氏义庄”作为一种慈善信托机制，产生了在族内传承、族外传播的良好社会效果，但因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未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制度。

【郭齐勇王晨光】论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一概念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化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族群的不同的、差异性的内容与特征，也涵盖了能够得到不断延续的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同时还表达了现代语境下中国人的诉求与对现代性的回应。

【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传统边疆治理积累的历史经验复杂繁多，但仍可以模式建构的方法进行归纳与总结。由于边疆地区本质上也是民族聚居区，因而边疆治理也关涉华夷秩序如何建构的问题，尚有必要重新理解或诠释“大一统”观念的原初本义，看到天道人心既是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本体依据，也是华夷与天下秩序合法性的形上根源，而只有做到“天下归心”与“天下归仁”，才···

【方旭东】当朱子遇到传教士——从利玛窦的改编看朱子的“理有偏全”说

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基于自身对“理”与“人性”的认识，在评述《孟子》“生之谓性”章的哲学意涵时，将朱子的“理有偏全”说改编成了“性之偏正”说。虽然朱子在不同时期对于人物性同异问题的看法有所变化，但自始至终，人与物禀理有偏全之不同，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朱子的“理有偏全”说始终在多少而不是结构的意义上理解人、物之理的不同···

【黄玉顺】“情感超越”对“内在超越”的超越 ——论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

蒙培元“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不同于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观念，在于它是主体心灵境界的“自我超越”，即并不是存有论的超越观，而是境界论的超越观。不仅如此，情感儒学通过反思而超越“内在超越”，其自我超越乃是“情感超越”，而其中特别是“敬畏”的情感体验。当然，情感超越也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内在超越；因此，内在超越所存在的问题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