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追求,是古典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学术的规范,是古典学得以发展的保障。二者的对立统一,乃是古今中西任何时代古典学得以繁荣的辩证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它使古典学成为活泼而非教条、创新而非陈腐、高贵而非狭隘的现代学问。古典学研究的基础,是学习古典语言、研读古典经籍、追想古典制度。
中国古代经学是一个信仰、思想、知识、文献、政教的综合体,它渊源于上古时代的封建礼乐制度,其中的卜筮、歌诗、礼仪与历史档案,经过不断地选择、阐释,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学派加以总结、编纂、传授,在汉代被确立为统一郡县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以及东亚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从产生开始,就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无缘,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和西方中心主义偏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此类说法已经遭到中国学者的批评与摒弃。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备独特的文化基因与演化路径。随着现代考古学发展,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已经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和演化的清晰线索,所谓“中华文···
“仁”以“爱”为标识,但“爱”又非仁的全部。仁为四德之长,兼备情感和德性,与义、礼、智、信诸德既一体流行又相互并立。“义”是仁的适宜,仁又需要通过“礼”来表现,并离不开“智”的选择,仁德的实施还需要诚实守信。“仁”与“四德”“五行”的关系,是儒家的德性整体与具体德目的关系,既各有侧重又相互促发。需要认清四德五常各自的定位和内涵···
自由是人不得不承担的存在身位,如何在当下的中国经历并沉思这种身位,是中国学人的使命。我们尝试通过儒学的经典文本《中庸》探索先人所觉识到、但未曾充分展开的人的自由身位,以及这种自由身位何以重新被遮蔽在“天下(—世界)”的神圣伦理结构中。我们指出,揭开这种遮蔽的根源在于重新激活我们的天命意识,并在我们的生存中正视自由···
1991年至2021年,民间读经现象、经典诵读行动和经典教育实验三股儒学传承发展形式相续涌现。在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多方推动、参与和激烈争论下,以儒学经典为主的教育实践在民间社会形成备受关注的“读经现象”,在各级各类学校实施“经典诵读行动”和开展“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此三十年间儒学复兴达到了1900年以来的巅峰,民间读···
在哲学之维,《易传》与《易经》始终相互关联,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周易》。通过《易传》的诠释,作为中国文化早期文本的《周易》内含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深入的阐发,其沟通天地自然与人、对世界作总体说明的特点以及推论过程所蕴含的理性趋向,则进一步突显。《周易》之为中国哲学的开端这一历史品格,由此也可具体理解。
本文认为儒家拥有资源构建自己的自由哲学,没有必要为此目的移植西方的“自由意志”概念。一个人只有在她有效决定自我命运并塑造其生活时,才能称得上自由。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实现儒家自由要依靠发展个人做出有效选择的能力并创造有关的外在条件,以达成有意义的选择目标。具体地说,它是通过择善过程而实现的。
名声观念涉及对某个主体的赞美和认同与否并可分为强弱两种:强意义指各种较为强烈的毁誉褒贬,弱意义则包括所有来自他者的认同、理解、肯定、重视或相反的态度。两种意义比较,后者更为根本,讨论名声观念应当兼及两者。
船山对“君子词”的基本主张即:诗有“蕴藉”“敛度”“忍力”,方能兴、观、群、怨。而“君子词”或“君子辞”的提出,是其晚期思想演进的一大关节。船山晚年重新认识张子《易》学,把“神气”概念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赋予早期理气构架新的哲学内涵,都与他所从事的诗论工作有莫大的关联。
近代以来,历史学家每每认为史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如实客观地还原历史之真实,从而颇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这并不符合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中国传统史学深受孔子作《春秋》的影响,一方面注重史实的陈述,但更重视史实所蕴含的义理内涵与思想意义。从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到近代的蒙文通,莫不是如此。对于历史书写而言,“史料”与···
蒙卦上承屯卦呈现出万物初生的“充盈”状态,下启需卦表达的对万物以“育养”的主旨,“盈—养”之间正是“稚而萌”的生存状态,预示发展倾向的各种可能。它们(可能性)既是“盈”之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养”试图使之走向现实性的出发点所在。要之,文章呈现了“童蒙”和“我”这一主体的两种状态在不同“态势”的张力中逐渐得以建立起一种内含天命视角···
《春秋》经传在叙事之时融入了儒家的道德意识,其历史书写展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自觉。东周时期,直书求真与褒贬求善嬗变为早期史学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史记》实录不隐,是非颇不与圣人同,史学独立性尚存。而班固则完全为儒家代言,经学为体、史学为用,史书依附于《春秋》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东汉时期《汉书》的编纂标志着经学···
章太炎与廖平在经史观上存在显著差异。章太炎提出“六经皆史”,解构了传统经学的神圣地位,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开放,促进了学术范式的重构。廖平则坚持“经史分立”,认为经学与史学在性质、功能及价值取向上存在本质区别,并通过对微言大义的深入阐释,维护了经学的独立性与神圣性。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
在举国上下大谈“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只认西服为“正装”的观念仍然大行其道,若听任“唯西为正”不正之风滋长,是置我中国无数先贤先烈于何地?置民族复兴事业于何地?置二十年来汉服运动于何地?月前,笔者因坚持汉服反对西服为正装拒绝参会,为宣明立场,特此公开《情况说明》,呼吁正视“正装”问题,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兴衰···
当前民间儒家教育正处于一个深刻反思、自我调整的过程,其发展已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多样化态势。未来可以期待会有更多不同教育理念、不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私塾、学堂和书院涌现。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予民间儒家教育实践者以足够的时间和宽容的空间吗?
以孙中山研究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学术意义在于:孙中山在民国时期的思考和实践,不仅为儒学与自由主义深入对话提供了基于历史学的实证材料,也为理解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共识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民国时期的分歧与共识,或能够成为当下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重要议题来源。
“性情”这一范畴,既与“天”“道”“命”等形上概念相关,又与“人”“物”“欲”等形下概念相契,它首先是先秦儒家“究天人之际”(所谓“性与天道”)的思想结晶,而后乃成为人性论的重要成果,进而转化为传统儒家诗学的核心范畴,成为衡量和评判诗之本质和诗之境界的根本准则。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居民状告市政府允许在公园内设置孔庙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政教分离原则”,要求确认此举违法。对此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17日判决,在公园内设置孔庙符合宪法。居民一方已确定败诉。上述判决是5位法官共同的意见。判决认定这座孔庙具有宗教性质,同时指出它既能体现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当做“旅游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