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宇宙观是一种文明形态的世界观基础,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首先体现在自然宇宙观上。唐君毅基于中西印比较的视角,以《周易》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对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特质作出了深刻揭示。只有深刻把握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及其真理性,并主动涵摄机械论自然宇宙观于自身之中,才能使中华文明形态的自然宇宙观获得现代性和有效性。
随着儒教的发展,表面的礼教性与最初的宗教性分离,使儒教成为一种“沉默的宗教”。在这样的内在逻辑下,儒教的伦理体现出其连续性、共生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并使作为“伦理宗教”的儒教在具体的道德要求、理性转向与教化功用上彰显出“人间性”。儒教对于人的关心与肯定指引着人们不畏苦难、积极入世,发挥着人间关怀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儒···
尹悦是江汉精舍学员陈长健在桂林理工大学任教的本科班学生,在汪亮老师等各方面的助缘下,她于刚刚过去的暑期参加了两个夏令营的活动。文章娓娓道来,有生活点滴的回忆,有参与其中的收获与思考,还有想进一步学习经典的发心。经典涵养生命,滋润心田。现推出此文,以飨师友。
君子之道植根于中华元典精神之中。中华元典精神所涵盖的“乾道”与“坤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君子”一词的含义在文明进程中逐渐演进为“品德与才能”的象征,从此“君子人格”的内涵跨域了社会阶层的局限,君子形象更为立体,故而君子人格的内涵理应跨越男女性别的局限。女性也可以成为“君子”。由于坤道懿德的熏陶,君子人格也是中华女性向往···
春秋战国时代,在整个天下及各基本领域中发生了一场同构性变革,即从中介性转向直接性、从群体性转向个体性。封建倾向于中介性、群体性,郡县则体现直接性、个体性。周秦之际的这场同构性变革,可称为从封建模式向郡县模式的转变,这就是周秦文明变革的实质所在。
本书系统考察了梁启超1896—1903年之间的思想历程,从政治思想的视角突出梁启超以教育为核心的变法主张,通过对《变法通议》《新民说》等核心文本的分析,刻画出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从侧重民智转向侧重民德;着重讨论了孟德斯鸠、卢梭、耶林和伯伦知理对梁启超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强调孟德斯鸠对政治美德的论述构成梁启超公德思想的主要···
具体言之,章太炎转向褒孔为主有以下原因:他认为孔学之精髓是史学,史学作为国粹可激动种性;基于古文经学、“真如”哲学立场来相对客观地评说孔子、孔学,符合其本愿;孔学的核心精神即“依自不依他”与其新哲学高度契合,可为传播新哲学、增进国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扬孔学亦有助于团结崇信孔学的革命力量。
孔子卒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离散,对于推动儒学南传具有关键作用。楚国儒学之所以能够兴盛,不仅得益于鲁、魏儒学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及其“为王者师”传统的光大,更离不开吴起变法所引起的楚国士风、学风的转向。吴起入楚在楚国儒学发展史上起着关键性的转捩作用。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元问题则是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解决其元问题与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形成了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六个组成部分。
“书院梦是学术梦,贯通文史哲;书院梦是文化梦,出入儒释道;书院梦是教育梦,关系你我他;书院梦还是民族梦,承载家国天下。”这是我对书院发展的一个粗浅理解。今天的书院发展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我对书院有以下这三点反思:一思大与小,二思新与旧,三思进与退。
当代儒学发展的使命,是通过重建道统观、经典系统和哲学体系来建构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之后的第三个儒学范式,即当代儒学范式,其宗旨不应该局限于吸收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应该建构真正具有世界高度和人类关怀的思想学说。道其实就是形成于轴心时代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道统则是建立和传承人类基本价值系统所形成的传统。
段晓霞,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师,一位自己读《论语》、劝人读《论语》的体育老师。自2018年9月起,先后在自己所教授的《大学体育(武术)》、《大学体育(健身气功)》、《大学体育(健美操)》、《中国武术导论》、《武术(普修)》等课程中与学生一起诵读《论语》,本着“体育育人+武德育人+《论语》育人”形成合力的育人理念,落···
“悟本体即是功夫”“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教法可谓阳明后学两大功夫进路。阳明学者在这两大进路下各展其才,发展出丰富的功夫实践形态,其出于对“躐等”的警惕,而十分注重功夫的次第。深入探讨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六种形态和五级次第所构成的论域,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阳明学功夫的普遍性特征与丰富的思想图景。
郑玄“天道成于三”的谶纬思想、“存二王之后”的三统观念、三层次的宇宙观及三重天下体制的社会现实等因素影响了《诗谱》结构的三重架构,而郑玄以政教思想与尊君思想为内核的政治哲学决定了《诗谱》结构的划分标准。
张謇身为近代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之一,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先驱人物,更是经由传统儒学熏陶,投身实业的典范人物。他不仅将传统的“工商末务”观念转变为“国以农工为本”,强调“实业赅农工商”,而且由实业“及教育,又及慈善”。他认可儒学的基本价值和道德规范,强调“立人之道,以义以仁”,呼吁资本与劳工的和解以及对贫富问题的调···
《中庸》之“诚”不仅是个人信念和意识的真诚,而且是“诚”于祖先、祖宗与天地的和谐状态之中。作为《中庸》哲理的核心概念,“祖天之意”中的祖天由祖(先)而天(地),不是天祖,不是人格神。祖天虽然不具有西方犹太—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格性,但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同样强大的宗教性和超越性,此可通过经典当中对“天命”的揭示而彰显出来。
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儒家将“富民”作为政治的第一要务,认为国家干预对于矫正自由竞争的缺陷和弥补私人生产能力的不足是必要的,如为劳动者分配必要的生产资料,指导生产活动,提供资本支持,维护经济秩序,应对经济危机,建设基础设施,救助弱势群体等。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孔庙的传统定位愈发难以满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需要,其逐渐从一处奉祀孔圣魂灵兼及社会教化的礼制空间,被改造为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孔庙不仅服膺于现代社会的建设,更随着政权更易被当政者有意识地形塑为展演强势政权意志、增强国族认同的现代民族教育空间。
身体之近域(家)的经验构成了理解远域(国、天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避基于血缘的“亲-疏”解释,从基本的身体经验来对陌生人、熟人、亲人之间的圈层关系给出一种回溯性的说明:切近的熟悉性构成了理解陌生性的基础,而陌生人原则上乃是可以被熟悉的他人。
《大学》升格运动的背景是儒家学者不满于“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儒佛分工模式。基于对这一模式的批判,儒家学者试图重新开掘儒家的治心之学,并重建治心与治世的关联,正是《大学》提供了一个打通治心和治世的思想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