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观念在传统社会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朱熹的命论具有“动-静”双重形态与“理-气”二元结构。静态层面的命“以理言”,为分殊之理,具本体论意义;动态层面的命主要是“以气言”,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的创生机制与原理,具生成论意义。而生成论是朱熹命论最基本的性质。
不是“自我”拥有身体,而是身体拥有“自我”。这是我们在返回孔子的“身体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处认识。尽管“自我”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经常是模糊的,但是作为人自身所是的那个德性化身体,却极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确切地说,“修身”并非对身体本身施加某种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对身体的遮蔽,让人的德性化身体能够显现出···
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程颐对王安石注解坤卦六二爻的“因物之性而生之”之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此为易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从思想来源看,王安石《易解》中对坤六二的诠释根本立足于儒家立场,但“因物之性”之说实有玄学思想的渊源。而程颐的批评则一般性地指出了“因物之性而生之”无论在玄学还是儒家思想中都难以成立的原因,即在于此说违背了自然物性观念本有的···
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
虽然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明显的现代特征,但我们并不能够因此而简单地将他划入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中。像贺麟那样的现代新儒家都是现代性的拥趸,都立足现代性立场论衡儒家传统,而张祥龙则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现代以来第一个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严重问题、进而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反思的儒家学者,他由此而开启的思想方向···
中国共产党以能动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创造,超越、破解了思想、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毛泽东思想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都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古、今、中、西、马各种因素在其中辩证地结合。相比于文化保守主义对古今中西文化的机械搭配与自由主义的依附论,两者具有高度创造性,从世界范围看,也是极为···
蒋庆的思想教我们看清了许许多多东西本来就存在着的底线,对我们这些壮心暮年的西政七八级人来讲,什么都不是很重要了,然而还只有学习是美好的。蒋庆作为西政七八级的非典型学者,他代表着一种沧桑人生的特殊样式,他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刘咸炘整合老、孔,发展与提升了儒学发展现代转型的新境界。他期待中国儒学史从非左即右、往而不返、争斗不息、别有所图的邪路上回归老子、孔子的太古之道。刘咸炘坚守先秦儒学的中观理想,对中国真正的自本自根的中国文化具有坚定的信仰。刘咸炘认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包荒含弘,任天圆道,返本开新,才是中国儒学光明的未来。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的前身为孔子研究所,人们习惯称之为孔子所。1984年7月,我在本校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一年前成立的孔子所工作。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是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正是在这片学术家园里,我蹒跚学步,虽难掩笨拙稚嫩,然亦弥足自珍。适逢孔子文化研究院成立40周年庆典,故略述数端以贺之。
看着网络平台喷涌如雪的自发哀悼江老师的图文,我想,人们是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的。如同近日“东方甄选”风波,千万网民不愿失去的并非某个网红,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依旧宝贵的东西。
“周程授受”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在朱子及其批评者那里,“周程授受”都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哲学或义理问题。朱子对“周程授受”关系的建构,既出于重建道统的努力,亦基于其对道体—工夫的诠释和理解。
本书在充分反思疑古思潮的背景之下,借助新出土的简帛文献资料,在重新厘清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对孔门后学在不同层面对孔子思想的多元诠释予以梳理和辨析,揭示早期儒家哲学的复杂面向与多元嬗变的内在脉络,进而把握其多重分化与整合的发展理路,以及不同学派之间互鉴互融的内在关系,使得早期儒学中孔门后学的学术传承与学派分化的面···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
透过眼前这部新书,不难发现《要命的地方:家庭、法律与生育》一书的作者赵晓力教授借助法律学者特有的细腻,通过对几部文学作品的阅读,挖掘出背后的法律问题。其中尤其让我感兴趣的那几篇文章,深入小人物现实生活的分析,讨论了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分析现代思想所批判的封建礼教如何影响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本书收录的是陈明的随笔、评论、访谈以及序跋文字。作为儒家学者和资深文青,陈明的随笔兼有诗情和思辨的趣味性,如《麻将如人生》等在《北京文学》发表后被广为转载。关于李泽厚、余敦康等知名学者的交往记录也具史料价值。评论则涉及近30年中学术界的许多议题。作为“大陆新儒学代表”之一,作者在诸多问题上的言说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式管理,其组织基因是仁爱甚至博爱,这要求组织不要只思考个体视角下的利润最大化,而要以整合、系统、全局思维思考组织嵌入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多重系统的综合价值最大化,在谋一域的基础上谋全局,谋全局但不伤害一域,追求整体式的“帕累托改进”。
本文关注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伊儒会通,它不仅仅局限于明末清初之回儒的著述活动,实际上伊斯兰、儒家、佛教和道家在这些学者那里融汇成了新质的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进程与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需要我们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景林师的“转向”——如果有此“转向”的话——就是在追求“客观性”之途上的“进阶”,而不是从“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向”。套用景林师关于教化的论述,景林师为学境界上的“进阶”既是金景芳先生“教化”之“成果”,也是他自我“教化”之“成就”。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文明讲道理的方式决定了他能够从差异出发看待世界的统一性,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人类各大文明的圣贤以其各自方式探索人类未来的美好,但不必走齐同的道路,而是可以“各美其美”,通过充生达理实现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