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
薛瑄重视默识的概念,是因为贯通性与天道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薛瑄对默识工夫的重视,可以看出他在工夫论上明显有注重内向体验的倾向。薛瑄对默识概念的使用仍然是继承程朱,他所说的默识并不单纯指默坐澄心、体验未发的工夫,而是兼具内外的默识心通。在薛瑄的工夫论中,默识与体认又是相通的概念,默识主要是心地工夫,体认则···
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
“见之于行事”作为中国历史意识的原则,内嵌到中国的经史传统之中,形成了不是以空言(概念、理论、学说等)显明道义,而是即事明理、寓道于事的“道事合一”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意味着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在道与事之间建构的原初关联,道的显现不能脱离人所行之事,道之显现优先于道之存在,以事显道凸显了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实践品格。
帮教小组与蒋庆的讨论、辩论,始终是在一种平等、尊重、尊严的氛围中进行的,到最后的结果是:学校尊重蒋庆保留个人观点,蒋庆不再公开发表激进言论。上级所期待的转化“问题学生”的政治卫星,始终没能从歌乐山升空。毕业后,学校特意将蒋庆留校,领导和老师们认为,只有西政得天独厚的平等、宽容的学院氛围,能够包容蒋庆,使他尽情地···
以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检讨为基础,立足中国传统,努力发展新型历史观:以多元交织的意义之网替代近代西方的线性进步论,以“天下归仁”扬弃以自由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以历史生生论克服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以多元一体的共生意识替代文明冲突理论等。在世俗化时代,这是一种在历史内部把握历史意义、建立历史性生存的开放历史观。
儒者的生命,除了体认文本中的“道”之外,还必然有赖于同“证道者”“先知先觉者”生命的亲近,从而获得真正的体知。“以生命点燃生命”便成为儒家传道的一种诠释活动。而这样一种“中国特色”,使得中国诠释学有了自身的价值。
圆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圆善包含社会制度问题,狭义圆善只属于伦理道德层面。“伦理共同体之圆善”是其广义,牟宗三所论圆善则主要取其狭义。广义圆善固然有意义,但不能认为据此便可以完全解决狭义的圆善问题了。
两汉经学发展至郑玄,从此实现经学之一统,六经归礼,并以“周礼”为美备之说,渐使两汉四百年今文儒者对“制礼作乐”持矜慎态度之坚守得以瓦解,并以礼为纽带,以时空等疏通方式顺利解决了“五经异义”等群经扞格之问题。此后,六经皆礼逐渐走向六经皆史,从而为经学有效进入王朝礼仪实践、参与礼乐文明奠定了基础。
鉴于《孔子家语》的内容、体量及相关学术问题,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
《春秋繁露·顺命》的部分内容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引起学者争论。由《春秋繁露·观德》与《顺命》篇的文辞在结构与内容上的严格对应,可证《顺命》之文当出董学。进一步分析《观德》与《顺命》二篇的内容,可知“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皆属“天伦”。“天伦”只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五经异···
在回到对未来经学的展望之前,应该点明的是,那种认为经学已死的观点在今天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现代新儒学的存在以及当前经学视角的复归,足以证明传统学术依然具有活力。经学假如要避免成为外在力量的工具,实现真正的复兴,反而应该像东周一样,从庙堂回到自由的民间,独立地面对整个世界。孔孟皆以师道自任,通过对经学大义的重新···
孔子教授门徒,并非只是后世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学”活动,孔门本身就是模仿封建时代君臣、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君、亲、师有着共同的来源,封建宗法组织的“君”从血缘而言作为父家长是“亲”,作为首领又掌管领导和教化功能,角色为“师”,孔门则是以模拟血亲的关系,实现了君、亲、师合一的新方式,发展出适合新时代的共同体建···
龙溪学显赫于天泉证道,方学渐追根溯源,辨析龙溪对于王阳明之教的误解与偏离,表现在“良”的本义、有无的对峙、道体功夫的一致、王阳明的开阖、证道的仓促等方面。方学渐之学由其子方大镇与同乡吴应宾推进,至其曾孙方以智集大成,在纠正龙溪学之弊的基础上,道体论发扬“潜无于有”“藏虚于实”,功夫论主张“藏悟于学”,形成阳明学理论发展···
在20世纪初的十余年中,马氏热心批评时政、讨论良政之理,但强烈的道德意识又使得他决意远离恶浊的现实政治。随后的二十年中,马氏致力研究了作为出世法的佛教,同时保留了自己的入世关怀,将大乘思想融入了所宗奉的性理之学当中。在此背景之下,马氏于1938-39年间所成之讲座文稿中系统展示了以道德自修兼济天下的学说,反映了他儒学···
1989年《梁漱溟全集》开始出版,1993年得以全部出齐。这是中国文化史、儒学史上的大事,其意义必将愈来愈受到重视。组织此项工作的,是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统筹、主持其事者,为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庞朴先生。庞朴先生作为《梁漱溟全集》编辑、出版的主持者,对八卷、五百多万字···
丁耘和吴飞从生育与制作现象的区别入手,对中西哲理的思想关系展开了讨论。他们的论争涉及中西哲学的始点与道路两个方面。生育与制作现象确实可以视作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着眼点,但只有结合取象与定义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才能对中西哲理的差异作出更全面的把握。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系统性宪制筹划的立国文献。他所调动的资源除了思想史和制度史以外,还包括历代政治经验。学校建制对政治实行全面领导,但在治理意义上又与后者构成一种二元体系,最终形成了以学领政的政教或政学一元而治理二元模式。黄宗羲实现了秩序理念上政治方案的替换以及宪制性调整,而参与型公天下在实践中发生···
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而孝则是“为仁之本”。但从经典诠释的角度,却会发现“仁”与“孝”之间的张力:仁更具备普遍性内涵,孝则更强调血缘性。但如果从生生和万物一体的角度入手,重新审视仁孝关系,就会发现,仁孝之间并不截然分开,仁孝不是二本,仁孝恰恰展现了人在万物一体中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