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割席”杂感
作者：路人丙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西元2025年5月12日

当代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发论文、申项目，都不太容易。社会上的关注度比起十多年前也少了很多。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混淆视听的“学术史”特别需要订正，保护这个领域所剩不多的生命力。

《钱穆与新儒家》一文，当是负气之作。据李怀宇《访谈记》可知，在徐复观微妙的提示之下，余先生发现唐君毅先生找人写了他的大字报，破坏他推动的中文大学改制工作。余氏很快当面找了唐先生，后者却说没这事儿，余先生非常不高兴。（并参周言《余英时与中大改制风波》）另外，比较“纯粹”的棋友牟宗三先生跟余翻脸，多少让他觉得有些“背刺”的感觉，乃至酒后落泪，决意后半生不碰行政。加上钱穆、唐君毅在新亚学术权力交接之际的陈年旧事，（参陈方正《用庐忆往》）《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的写作，带有特别个人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从余先生《悼念老友刘述先兄》里面的表述来看，他晚年看待新亚改制一事，还是有些按捺不住的情绪。这种事情，亲历者很难完全走出来。

因此，《钱穆与新儒家》一文，对于那段学术史的呈现并不完备。钱先生与唐牟徐三子生隙，底层逻辑之一是史学与哲学路数不同，但光说这个仍显泛泛。至于牵扯熊十力-牟宗三一体（日后的研究必将说明，熊和唐、牟的连续性很成问题）以为标靶，责其以道统自高，有深文周纳之嫌，并不可取。在新亚同仁里面，钱穆最先接近闹掰的人不是唐牟徐，倒很像是张丕介（参《钱穆致徐复观信札》，未点名）。

此后钱穆与三子由论学、论证而生隙，主要在于两点。第一点是钱先生于思想方面多言体用、道器、情理之合，时或汗漫，与后者义理相悖之外，也未尽契古人。（翟志成整理：《牟宗三致徐复观佚书二十四通校笺》）第二点是在对中国历史的评价方面，钱先生倾向为三代以降的政制作辩护，这其实才是“新儒学”三子最不同意的地方。（例见张璠璟：《学术与政治之间——徐复观与钱穆的合与分》，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硕士论文，2015年）跟这两点比起来，钱穆不列名“新儒学宣言”，只是个表象问题。对此，《钱穆与新儒家》的作者肯定比现在绝大多数人要熟悉。之所以留白，大概是不想让后来关心学术史的小孩儿太懒吧。

《钱穆与新儒家》集矢棋友牟宗三的学术，不提此前改制的事情，也没提唐先生，说明作者还是有保留的。此后，余先生为唐君毅塑像之落成作了献词，体面保全了师友之恩义，真是一桩美谈。今人觉得钱穆和新儒家的分歧是“割席”，实不可解。

至以裘锡圭先生“割席”儒家，更不可解。从裘老文字来看，我看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儒家，何割之有？儒学院误列裘老“入伙”一事，道过歉、改过名单，就该揭过了。尤其在老人过世前后，更不必旧事重提（任何一方都不必提）。再者，“割席这件事，吾从钱，吾从裘”这样的话，显得极度油腻而令人不适。为从越界的掌故家那里抢救出学术史研究为数不多的尊严，我想是值得多嘴几句的。

最后，引用熊十力给钱穆写的一封信作结。“自性涅槃”是否就是“本体”，熊尚未说清楚，我作为读者也有保留。不过看看朋友之间较真儿的劲头，总比看割席要强：

四兄谈涅槃，只是假名词，实只执取生灭法，而以于生灭法上无思辨，无取著，便说为涅槃。佛法果如此，宇宙人生都如幻如化，无有根底，何所归宿？此甚不可也！涅槃名目虽有四，而实只是自性涅槃。自性一词何解？望体究！

不过《涅槃经》与《胜鬘》等经，谈涅槃都可如吾以上所说，唯空、有诸菩萨将生灭、不生灭有打成二片之嫌，虽以不生灭为生灭法之源底，而有不能圆融之患。此话要说太长，且止。以上说得太省略，且有此话不可公开，幸勿示人。

四兄学问自有专长。不谈佛法不为有损，多谈佛法不必有增。此在佛门中，为极高无上之归宿处，很不易说，不可随便谈谈引起世人误会。今人一切无正知见，生心害事，甚愿四兄于此一事，降心加察。此乃随触谈及，非故意与你起诤也。（《与唐君毅、钱穆、徐复观、胡秋原、牟宗三、张丕介》，《熊十力论学书札增订版》，第126页）

相关背景

关于裘锡圭先生谢绝儒学院顾问事
作者：胡文辉
来源：“历史的擦边球”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5年05月10日

日前裘锡圭先生辞世，有帖子提到他的一件旧闻。

2016年9月，复旦大学成立上海儒学院，裘先生在顾问之列；裘先生当即声明，顾问一事未经其同意，儒学院随即表示道歉。裘先生随后发布声明：“我对一些院校在原有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之外以国学、儒学一类名义另立研究机构是不以为然的。2005年回复旦以后，看到母校尚未沾染这种风气，深以为幸，不想终究不能‘免俗’。所以我是不会支持这一类事情的。”他的意思也很明确，他不当顾问，并不是由于儒学院擅用了他的名义，而是对于那些以“国学”、“儒学”为名义的研究本来就不满意。以裘先生的作风来说，这些话说得已相当不客气了。

这件事，让我想到了钱穆与新儒家那桩公案。

前些时候，陆续在读李怀宇整理的《余英时谈话录》，里面有一则专门谈《钱穆与新儒家》那篇文章的始末。余先生说明：“这是钱夫人着重请我写的。她说：大家都把钱先生当成唐君毅一派中的一员，钱先生绝对不能接受。让我从学术角度写一篇文章，分别两者的不同。不过，我写的时候就照自己的想法，没有再请教钱夫人如何写。”

重温了一下余先生的《钱穆与新儒家》，感觉他的看法大体是：钱穆虽信奉传统儒家思想，但治学反对“门户”，也反对“道统”，始终坚持“史学立场”；而新儒家一派实以熊十力为中心，其方法不但超出了史学论证，甚至也超出了哲学论证，而归于一种“超越的证悟”，那已不是“学”，而近于“教”了。因此，余先生认为他的老师绝不能归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事实上，1958年唐君毅执笔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即新儒家成立的宣言书，是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合署名的——当时钱穆就不同意签名。

在我看来，裘先生不愿担任儒学院顾问，与钱穆不愿在新儒家宣言上签名、不愿居新儒家之列有点相类之处，可谓“后先辉映”了。

钱穆一生抱持“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也未尝没有主观的论断，但总体来说，其学问仍可归于实证主义的范围，可以想象，他对熊十力那种以“道统”自居的“玄学”必定是排斥的。从情理上说，钱夫人请余英时撰文，帮钱穆与新儒家“划清界限”，说不准就是钱穆本人生前的意思；至少，钱穆生前应是羞与新儒家为伍的，钱夫人此举，必定符合钱的意愿。

比之钱穆，裘先生所治更为专精，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朴学”，严格意义上的“实事求是”之学，在他眼里，那种学术动机不纯的“国学”或“儒学”，恐怕是不足以言学问的。以他的爱惜羽毛，当然不愿趟那样的混水了。

夸张点说，在当代学术史上，这算得上是与“儒家”割席的两次事件了。

“儒”，自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并不需要以“儒家”的身份来研究，也不需要在“儒学”的名义下研究。因此，割席这件事，吾从钱，吾从裘。

（作者：胡文辉，笔名胡一刀，1967年生于广州。1989年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供职于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在工作之余，醉心于学术研究。出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评论集《最是文人》及关于中国古代的方术和文献问题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另有《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拟管锥编》《广风月谈》《人物百一录》《洛城论学集》《文史足徵录》等作品数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