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在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不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力重新梳理了儒家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洞见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情感哲学”(学界称为“情感儒学”),包括其中涵摄的次级理论“心灵哲学”和“生态儒学”。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
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
公羊学家通过对为父绝母当否、为国诛兄义否、为父灭国可否三事的讨论,提示出一条新的路径:重视秩序建构,申明公高于私,在严辨公私之分的同时兼顾亲亲之恩,既避免了因人情泛滥而导致的以私灭公之弊,又规避了因过伤人情而流于暴政之患。
在朝鲜人笔下,汉人会为衣冠头发而哭泣,有人因见衣冠而提出想逃往朝鲜,还有人通过偷穿戏服、家藏旧衣或朝鲜冠服来体验“汉衣冠”。甚至满洲人,也对“汉衣冠”表达出欣赏与向往,其中或有夸张与想象。到晚清,朝鲜人则配合清朝防范太平天国可能利用“朝鲜服色”。衣冠头发之悲,则指向了明治维新后改穿西装的日本。
《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不少易学家又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惠栋以“元”解释太极,反对以“无”来解释太极。张惠言从画卦的角度以为乾元即是画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极,并且直接断定“坤无元”,此说为姚配中···
明儒罗近溪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个以易学的生生观念为形上基础,以“不学不虑”“百姓日用”为工夫判准,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核心的仁学体系。这一体系十字打开,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是儒家仁学本体化、社会化在明代最成功的范例。系统阐发罗近溪的仁学思想,对于建构当代的新仁学,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孟子对仁之实的讨论,是在文质论的架构中展开的,需要加以节文,而对仁之端则需要扩充。这两个方面并不相同,是交错展开的。作为仁之实的事亲即亲亲,根本上来自生生,却不等于自然的生生,而是因对生之反思性确认而产生的德性,这与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是非常不同的。由消极的恻隐之心来理解人性,是孟子人性论中非常独到的人性论···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
基于《四书》所形成的新经学必然是一种儒家式的心性之学,但这种儒家心学又自觉地建立在《四书》等经典文本之上,而没有试图像禅宗或陆王心学那样废除经学、解构经学,而是更新、重建经学。另一方面,这一新经学虽然以解决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为总体指向,从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色彩,这一新经学并不仅仅只向政治主体开放,而是向一切主···
“经”的常道性格的确立并不意味对“史”的贬抑或泯除,相反,“经”在“史”中展开并充实自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故事,不再是周期性的、可重复性的、可以通过仪式行为不断被展演的非历史性神话或寓言,而是作为承载常道之历史性展开的人和事;他们一旦被纳入六经,纳入圣人之统,就构成中华文明的活着的礼法。
鲁穆公时代,一些心系鲁国之士在比较齐鲁两国发展道路及政治现状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了“尊贤”的重要性,进而导向两种学说:墨子贯彻了彻底“尊贤”的原则,明确打出“尚贤”的旗帜,由此发展出一套功利之学;子思则逼问“尊贤”何以可能,深入探索“知贤”的理论问题,藉此将儒学引向了一种心性之学
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自由与自由意志色彩。弟子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
张祥龙先生逝世后,亲人悲恸,学林震惊。哀伤之情不能自已,许多亲朋故旧、学界友人写了大量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和挽诗挽联。为了不辜负亲友们对张祥龙先生的深情怀念,张祥龙先生弟子朱刚受师母张德嘉女士委托,将大多数纪念文章和挽诗挽联汇编为《缘在之思——张祥龙先生纪念文集》一书,目前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最近几年,由于世界局势变化,姚洋想发展出一套对应理论,开始对儒家政治哲学产生兴趣。尽管心中有正义冲动和经世济民抱负,但作为学者,还是应该做社会的旁观者,因为社会分工要求学者公正、冷静和深入分析社会。不过,重视旁观和分析并不代表虚伪的价值中立,他认为值得警醒的是,经济学界一些人滥用经济理性,忽视社会的其他价值。
玄学家们塑造了孔子的三种形象:兼爱济物的君子、体无应物的圣人、游外冥内的至人。虽然形象各异,但孔子在玄学家的笔下都不是被排斥、鞭挞的对象,而是境界高妙、爱民济物的超然存在,是隐藏在世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
熊十力在其体用哲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思想转变,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体现在他对众生是否同源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在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认为有情众生各有自己的本源和宇宙。然而,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却一改之前的看法,坚称众生同源、万物一体。
在中西学术交遇带来“道出于二”的思想处境下,王国维通过《论政学疏》重思中华文明的未来意义,通过《殷周制度论》重建中华文明的开端。以极度的理性和冷峻审查周礼,发现了嫡庶之制构成周公所有创制的制度基础,对于周礼中内蕴的亲亲、尊尊原理有着极为深刻的阐发,对于其中内蕴的德与礼之间的张力更有入微的体察。他以深度会通中西的···
儒家的“天信仰”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历代王朝的“祭天”大典,是儒家“天信仰”的制度化表达。儒家的“天信仰”也深深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民间的“拜天”“敬天”,可谓儒家“天信仰”的生活化体现。儒家的“天信仰”,实为尊崇上天、循守天道之“权利”的行使和表达。
孟子志在兴王道仁政,他要自别于挟术自重游士的“妾妇之道”,另立道统,以道导政,担任君师,引领君心通达圣王。与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贤相辅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于自身达成圣境,而是能够将国家托付给贤相与王者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