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在其体用哲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思想转变,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体现在他对众生是否同源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在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认为有情众生各有自己的本源和宇宙。然而,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却一改之前的看法,坚称众生同源、万物一体。
在中西学术交遇带来“道出于二”的思想处境下,王国维通过《论政学疏》重思中华文明的未来意义,通过《殷周制度论》重建中华文明的开端。以极度的理性和冷峻审查周礼,发现了嫡庶之制构成周公所有创制的制度基础,对于周礼中内蕴的亲亲、尊尊原理有着极为深刻的阐发,对于其中内蕴的德与礼之间的张力更有入微的体察。他以深度会通中西的···
儒家的“天信仰”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历代王朝的“祭天”大典,是儒家“天信仰”的制度化表达。儒家的“天信仰”也深深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民间的“拜天”“敬天”,可谓儒家“天信仰”的生活化体现。儒家的“天信仰”,实为尊崇上天、循守天道之“权利”的行使和表达。
孟子志在兴王道仁政,他要自别于挟术自重游士的“妾妇之道”,另立道统,以道导政,担任君师,引领君心通达圣王。与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贤相辅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于自身达成圣境,而是能够将国家托付给贤相与王者师的指导。
在传统社会,“道德”或“仁义道德”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孝悌到为政、从情感到礼法、从需要到权利、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治理和民生疾苦等无不与之相关,并涉及儒道墨等各家“仁”说。得“仁道”者生,但“不仁”之道也有自身的价值。从仁义到“生生”,都在不断充实着“道德”的内涵并为其实现提供最重要的生机活力。
儒家伦理传统在当代社会仍然会发挥持久的影响作用。而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主要传承基地,古代书院通过教育引导、环境浸润、榜样感染以及制度约束,使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具体化、生活化、生动化和形象化,将道德教育寓于日常人伦生活之中,对生徒的成人与人格养成发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以张、程对天文现象的关注程度和解释方式的不同为核心,揭示出张载的形上学建构中引入“鼓天下之动”的“神”在思理上的必要性。张载之所以措意于天体运行和天文现象的理论阐释,根本上还是由其对风俗教化中复原古代礼乐的切要性的信念决定的。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虽然受到来自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的冲击和挑战,但仍是官方意识形态和全社会普遍尊奉的道德准则。随着中原丧乱、晋室南渡,儒学从中原汉文化圈向塞北、辽东、凉州、江南、岭南等民族地区传播辐射。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儒家伦理的认同不仅加深了对政权正统观的反思,也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更为···
古代中国的“王教”是政教一体的古代中国的制度、组织、教化体系,即国家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者是为国家宗教服务的人士。六经原先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反映王教的文献。汉兴,因应一体性的国家治理与宗教建设的需要,武帝在“缙绅先生”建议封禅的推动下,重视宗教建设,遂表彰六经。由于孔子整理经典并以全部经典教学,诸子中唯有儒家掌···
从儒家思想体系讲,湖湘传承的易传-春秋体系,乃是儒门正宗,湖湘只是在特定时间处境中守护传承之地,今天应该回馈这个民族复兴、文明自觉的时代,前提则是澄清它与理学的关系,超越那种理学分支说、湖湘地方文化说。
我为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辩护与捍卫,我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阐发和坚持,从不回避作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代表发声。我分析自己这样的心态,有点像冯友兰《新原人》写的序的那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一种儒家文化的表现。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门人的典型代表。赵鼎所倚重的“伊川学”主要是道学流寓故家群体,尹焞正是其中的学术代表和领袖。因此他受范冲举荐登场成为了不二之选。尹焞南渡后的门人也以流寓故家群体为主体。绍兴末年他们在贺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场,并且在隆兴和议中表达了与湖湘、闽北道学不一样的观点。
本文着重在四个方面比较和讨论洛克古典自由主义与先秦儒家(孟子)的政治思想的异同,这四个方面包括道德伦理和自然法、人性论、自然权利,以及政治合法性。先秦儒家与洛克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可比性和相似性,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可以作为先秦儒家政治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融合与会通的起始点。
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
本书综合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认为中华法系是一套涵盖古代中国法律之制度、思想和文化的知识体系,历经夏、商、西周的“礼•刑”时代,春秋战国、秦的“法•律”时代,汉到清朝的“礼法”时代,至清末“西学东渐”方始解体;曾经对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的法制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礼以义起”,是古人对礼学与礼制的精要概括,而作为本书的书名,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作为历史制度的礼与经学义理之间的关系、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异同与兼采、现代学术中经义新诠的方式及其意义。三条线索相互交错,虽千条绪,皆可归结于性命之义。
《中庸》就是为了完成对世界的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一,完成人作为天命在身者的确证,人作为天命在身者为世界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进行了奠基;第二,完成家庭、社会政治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三,完成世界万物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至第三个层次,则儒学作为“道德的形上学”已完成,同时,儒学作为圆教也已完成。而儒学作为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