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

作者：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摘要：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五经异义》承续了《白虎通》的一统方向，裁定经说、融通今古，代表了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经学的经学一统。《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体现出许慎融通小学、经学的宏阔格局。

如何重建经学的统一性，这是东汉经学面对的根本问题。西汉宣、元以降，随着博士章句与经今古文之争的兴起，各家经说异端蜂出，出现了分裂、混乱与纷争的经学局面。针对这一危机，刘歆秉承刘向之通学格局，以旷世之才建立贯通天人古今的经学体系，试图重新实现经学一统。随着王莽的迅速垮台，刘歆的经学殿堂亦灰飞烟灭。尽管如此，其经学仍深刻影响了东汉经学的整体方向。东汉王朝提倡通经之学，大力推行统一经学的文化政策，形成了尚通务博的庙堂学风。东汉学者删减章句、提倡通学，不断突破博士家法的垄断，涌现出一大批贯通群经、兼赅今古的博学之士，为经学一统奠定了学术基础。根据传统的经学史叙事，郑玄完成了经学一统，具有截断众流的历史地位。事实上，郑玄与东汉经学渊源甚深，他是经学一统的延续者与集成者，而不是由分裂到统一的扭转者。在郑玄之前，无论贾逵、马融还是许慎、何休，都可以纳入经学一统的整体脉络。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脉络中，许慎是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清代以来，学者对许慎经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清人对《五经异义》（后简称《异义》）辑佚、疏证，以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最为卓著。在此基础上，今人探讨了《异义》的学术特点、经学流别与政治内涵。另一方面，清人从小学角度发掘《说文解字》（后简称《说文》）与五经的释义关联，集中考察《说文》“引经”中的经学派别与字用现象，约有四十余家著作传世。在现代学术史上，马宗霍、黄永武等学者全面推进了《说文》“引经”之学，将其与《说文》编纂规律相结合。尽管前人取得了丰硕成果，许慎经学的研究仍有充分的拓展空间：首先，对《异义》的探讨侧重于经今古文之争，相对忽略了它与《白虎通》在重建经学一统上的学术共性。其次，《说文》经学研究集中在“书证”与“引经”层面，对《说文》经学整体理路的把握有所不足。最后，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异义》与《说文》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对二者之间的经学关联也缺乏融会贯通式的阐发。正因如此，本文旨在东汉经学的一统趋势中，以《白虎通》为历史坐标，对《异义》与《说文》进行贯通考察，由此深入把握许慎经学的理路、特质与历史意义，推动两汉经学史研究的新发展。

一、经学的坐标：《白虎通》与许慎经学

探讨许慎的经学，要从《异义》与《白虎通》的经学渊源说起。无论学派差异还是追求经学一统的共性，《白虎通》都是理解许慎经学的关键坐标。关于白虎观会议的目的以及《白虎通》的性质，学者立足经今古文之争的角度，多数认为《白虎通》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少数认为它倾向于古文经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今古文经学的会通之作【1】。其中郜积意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今古文之争并非白虎观会议的主要议题，而是通过引入古文经说“为师法间的分歧提供一种来自章句之外的解决途径，它展示着东汉经学欲寻求突破章句之弊的调整姿态”【2】。我们认为，《白虎通》不是今古文之争的产物，而是东汉王朝敉平师法章句带来的经学分裂，自通学以重建经学一统的中心环节。章句本为注经之体例，根据钱穆、戴君仁、林庆彰等学者的研究，汉儒想要立为博士，必须建立起独立的学说体系来应对论难，由此发展出日益繁琐的章句之学，极大地强化了博士经学门户。西汉后期以来，繁琐章句与经说异义导致了经学的分裂危机，想要重建经学一统，必须删减章句、裁断异义，突破博士门户以提倡通学，这是东汉经学政策的基本导向。光武帝招揽博学之士，于中元元年（56）下诏删减章句；汉明帝永平元年（58），樊儵再度建议删减章句，“以谶记正五经异说”【3】。樊鯈为《公羊》学者，可见今文经学亦采取了删减章句的态度，与古文经学的一贯立场相合。建初四年（79），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即承光武、明帝之经学政策而来。《使诸儒共正经义诏》曰：

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后汉书·章帝纪》）【4】

这份诏书具有三重内涵：首先，章帝回顾了武帝、宣帝以来博士制度的沿革，强调“尊广道艺”的经学政策。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不仅鼓励专经之学的独立发展，更在整体上建立起囊括群经的通学格局。宣帝增立博士，对各家师法兼收并蓄，亦遵循这一原则。到了刘歆争立古文经学，也采取“增而不废”的经学态度，故哀帝认为其“欲广道术”而不是“非毁先帝所立”【5】。这种“扶进微学，尊广道艺”的政策方向，体现出两汉博士制度内在的通学精神，与西汉后期的博士门户形成了鲜明差异。以今律古，这就像只有充分增设一级学科，才能更好地建设“综合性大学”一样。白虎观会议的参加者以今文为主，兼及古文。如丁鸿、桓郁为今文《尚书》学，鲁恭、魏应为鲁《诗》学，杨终、李育、楼望为《公羊》学，贾逵、班固为古文经学而兼通群经，正是这种通学格局的体现。其次，博士门户与繁琐章句互为表里，想要突破门户、鼓励通学，必须对章句之学进行删削、改造，这也是光武帝、明帝以来一贯的经学政策。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学者，无论今文、古文，皆有自觉的“反章句”意识。作为会议的倡议者，杨终对章句的态度尤为激烈。“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6】重建经学“大体”是白虎观会议的主要动机，大体、大义与章句的对立，更是通学与专经的基本区别。杨终为今文学者，因事系狱，班固、贾逵以其“深晓《春秋》，学多异闻”上表请之，出狱后即参加白虎观会议，尤可见今古文经学在“减省章句”上的联合之势。最后，博士门户导致经说歧异，想要统一经学必须要对其加以裁定，这是“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用意所在。在白虎观会议上，魏应承制提问，诸儒围绕五经异同展开辩论，得出结论后由淳于恭覆奏，再由章帝亲自定论，体现出经说裁断的权威性。

提倡通学、删减章句、裁断经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白虎观会议统一经学的核心主题。自通学而言，《白虎通》广引群经，包括《诗》类69条、《尚书》及传84条、《礼》类174条、《易》类23条、《春秋》经传108条、《论语》63条、《孝经》9条、《尔雅》2条，各类纬书33条【7】。这种广引经纬、不拘一家的格局，体现出典型的通学气象。在此基础上，它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正名、裁断与统系。

首先，《白虎通》以声训为主要方式，对以礼乐制度为主体的政治概念进行正名说解。先秦以来的正名思想对中国训诂学影响深远，作为一种训诂方法，声训对名实关系的解释不仅揭示语言意义上的命名理据，更在义理层面展现名实结合的必然性，由此建构博大缜密的“名”的秩序。在两汉经学中，董仲舒将正名与天道、大义融会贯通，认为这是《春秋》学的重要方法。“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8】通过这一系列阐释，正名成为建构经学秩序的起点。《春秋繁露》以“民之所往”解释“王”道，以“不失其群”解释“君”道，以“事”解“士”，以“瞑”解“民”，都是典型的义理声训。《白虎通》是两汉声训的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西汉以来的义理声训，并根据阴阳五行体系对其加以遴选、改造。“《白虎通》一书有声训363条，涉及典章制度、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这些声训大部分不符合音近义通的规律，而是以声音为手段阐述义理，即义理声训。”【9】声训是《白虎通》说解经义的起点，以此实现了系统性的经学正名。

其次，《白虎通》对各家经说异义加以裁断，以今文经说为主，兼采古文。自石渠会议以来，经说歧异成为两汉经学统一的严重障碍。根据《异义》记载，《白虎通》中“天子爵称”“社稷名实”“天子三公”“诸侯继世”“圣人无父”“四时之天”“天子亲迎”“天子驾数”“五脏”“九族”等命题，在今古文经学之间以及今文经学内部都有不同观点。这些差异在《白虎通》中并未体现，这正是经学裁断的结果。根据《白虎通》的体例，首先对不同的经学命题进行设问，然后声训正名、给出定解，继而广引群经以为证明。由于章帝亲自裁断，这让《白虎通》具有了高度的权威性，它既不罗列各家经说，更不泥于某家之论，而是采取“定则定矣”的编写模式，体现出统一异义的经学气魄。此外，《白虎通》中多引纬书为证，亦反映出“以谶记正五经异说”的时代风气。

最后，在正名与裁断的过程中，《白虎通》建构起庞大的天人体系，将董仲舒以来的天人之道发挥至极。在两汉经学史上，董仲舒把对大道的探求拓展到天人古今的宏阔视域，只有建立起贯通天人、囊括古今的经学秩序，才算彻底把握了“道”之所在。自此以来，“汉道”的关键在于天人秩序，无论是“承天序、惟稽古”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从刘向、刘歆到许慎、郑玄的两汉通学，都与这一经学模式密不可分。《白虎通》亦不例外，诸儒依据阴阳五行之理，参之以谶纬之义，将天干、地支、律吕、四季、五方、五声、五帝、五神、五精、十二月、八音、五性、五脏、五色、五候、五府、六情、五谏、五瑞、五祀、五臭、五经等类比统合，展现出集大成式的天人秩序。正如任继愈所言：“经学是一个时代思潮。如果说董仲舒是这个思潮的起点，《白虎通》则是这个思潮的顶峰。”【10】基于阴阳五行的天人之道始终位于两汉思想的中心地带，这是《白虎通》构建经学一统的根本理路。

正名、裁断与统系三个层面紧密相扣，汇聚为《白虎通》提倡通学、重建一统的经学方向，这是章帝推行的经学统一运动的中心环节。白虎观会议之后，章帝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亦予以重用，这是对“扶进微学，尊广道艺”的进一步落实。元和年间，章帝欲统一礼乐制度，命曹褒统领其事，“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11】。惜天不假年，章帝不久去世，这一构想未能实现。从光武、明帝的提倡通学，到章帝开启的经学统一运动，东汉王朝的经学政策连贯不息，奠定了经学一统的整体方向。与此同时，这种“经学大会”的模式很难达到预期，《白虎通》统一经学的努力并未实现。究其原因，约有三端：其一，《白虎通》虽然建立起庞大的经学体系，但成书仓促，多有混乱杂糅之处，难免会引发新的争论。其二，经学的统一不仅依靠权威裁断，更需要深入有效的学术论证。作为章帝亲裁的产物，《白虎通》忽略了具体的经学论辩，对各家观点不加引述便直接给出标准经说。在东汉民间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兴盛的背景下，来自庙堂的强势裁断未必能获得充分的学术认同。其三，在经学史上，经学一统的重建往往伴随着核心经典的转移与阐释，为重建经学秩序提供新的依据；刘歆转向《周易》中心，郑玄转向《周礼》中心，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白虎通》缺乏这样一个深刻的过程，也就难以实现对经学异义的彻底整合。在白虎观会议之后，东汉经学依旧聚讼纷纭。可以说，这是一次“夭折”了的经学统一，它自上而下地推动了东汉的通学风气，但并未实现经学一统的历史任务。

尽管如此，《白虎通》对许慎经学的影响仍然至为深远。无论《异义》中的经学裁断，还是《说文》中的形训正名、以字正经，亦或是许慎建构贯通天地人的经学秩序，都有《白虎通》挥之不去的影子。许慎经学固然有以民间古文经学挑战庙堂今文经学的一面，但他对重建经学一统的孜孜追求，更与后者形成了深刻的历史共性。

二、一统的雄心：《五经异义》的经学特点

《异义》为许慎早年所作，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经学著作。《异义》与《白虎通》一脉相承，白虎观会议举办于章帝建初四年（79），《异义》的成书时间说法不一，如陶方琦认为它作于建初四年【12】，高明认为它作于建初四年至建初八年（83）之间【13】，诸可宝认为它作于章帝章和二年（88）【14】，张震泽认为它作于安帝永初五年（111）【15】，程元敏认为它作于安帝建光元年（121）【16】。无论如何，二者相隔至多不过四十余年。作为东汉经学的中心事件，白虎观会议具有重大的学术影响。这场大会汇聚了贾逵、李育、班固等第一流的经学大师，并由天子亲自裁定，在中国历史上都难以找到类似规模的经学活动。会议召开不久，许慎即从贾逵求学，作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很难不受到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事件的影响。根据《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汉代经学有两种基本类型——五经总义与分经注解，《白虎通》与《异义》皆为前者。许慎受学于贾逵，为马融所推重，贾、马二人皆遍注群经，许慎则选择撰写五经总义而未有经注之作，足见《白虎通》对其影响之深。令人深思的是，面对《白虎通》的庙堂权威，许慎并没有太多地追随与迎合。《异义》既是对《白虎通》的经学挑战，更是基于古文经学的、重建经学一统的新尝试。

自挑战而言，《异义》的体例、内容和《白虎通》皆有不同，具有鲜明的民间古文经学特点。例如：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白虎通》）【17】

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说，《易》有君人五号：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者，兴盛行异，四也；大人者，圣人德备，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礼》说，天子无爵，同号于天，何爵之有？谨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知天子非爵称，从古《周礼》义。（《异义》）【18】

在体例上，《白虎通》由章帝亲裁，采取了“定则定矣”的编写方式，不加引述而直接裁断。许慎其时尚未出仕，属于民间学者，故不径加裁定，而是先援引今古文经学的各家之说，再以“谨案”断以己意。在不同的编纂方式中，体现出庙堂学术与民间学术的微妙差异。在内容上，《白虎通》取今文之说，多引纬书为证，具有“以谶纬定经义”的特点；《异义》取古文之说，博引经典为证，展现出群经互证的通学格局。关于这些差异，学者多认为是今古文之争的表现。程元敏指出：“（《异义》）分别今文说、古文说，而案断多取古文说，是显然与《白虎通》——官书雠立。上距班孟坚撰集《白虎通义》四十有一年矣。遂揭开又一次今古文争之序幕。”【19】这样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们认为，《异义》与《白虎通》具有鲜明差异，但差异是否等于斗争，这本身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在辨析差异的同时，更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经学共性——它们都是对经说歧异的裁断，指向了经学一统的总目标。《异义》虽以古文经说为主，但对今文经学人并无敌对之意，而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评议、征引与调和，体现出广阔的通学气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异义》的经学裁断并未依从某一经学流派，而是兼收并蓄、择善而取，这本身就是对经学门户的突破。在《异义》中，许慎征引了《易》孟、京说、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等，足见其经学博洽。其次，《异义》虽以古文为主，亦多有取用今文经学之处。如“子不得爵命父母”“卿大夫不得世位”“年六十归兵”“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天子驾六”等命题，《白虎通》为今文说，《异义》兼引今古文而以今文为是，更见其不拘门户。最后，许慎基于通学立场，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一种“历史主义”式的调和，将经说差异纳入三代异制的历史纵深。以诸侯朝聘为例，《异义》：“《公羊》说：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说：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谨案：《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20】《公羊》《左传》对朝聘制度说各不同，许慎并未严断是非、去此取彼，而是将其分疏为虞、夏、周三代之制。这种将今古文经说纳入先王之道的历史纵深，以“多元的圣人之法”调和经学矛盾的思路，在《异义》之中并非孤例，对郑玄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21】。

《白虎通》与《异义》互有异同，在东汉经学一统的历史趋势中，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二者的经学差异。前者是来自庙堂的、基于今文立场的经学一统，后者是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立场的经学一统。即使二者隐然有相争之意，所争亦不在经本经说、博士利禄，而在孰能再度实现经学一统。《异义》与《白虎通》在裁断经说、融通今古的经学方向上高度一致，体现出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今古文经学充满张力的共鸣。那些认为许慎对今文经学“愤世嫉俗”、具有难以调和的“斗争精神”的观点，恐怕难以涵盖许慎经学的全貌。跳出对立式的学术思维，我们看到，许慎的学术气魄不在于对今文经学的全面抗衡，而在以士人之身担当经学一统的文化使命。之所以说《异义》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经学著作，道理正在于此。深言之，这一雄心壮志可以上溯至孔子。《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2】又引孔子之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3】《春秋》为孔子素王之道，东汉后期民间经学的勃兴，深刻继承了孔子这一精神。无论许慎裁断经学，还是何休构建“张三世”“存三统”的历史哲学，抑或是郑玄以《周礼》建立王道理想，都在民间经学中寄寓了“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东汉后期经学的“素王”意识，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当然，《异义》也有其内在缺陷，就像《白虎通》统一经学的努力最终“夭折”一样，《异义》也不是一部成功的定论之作。许慎与《白虎通》不同，郑玄亦与许慎不同——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立场，这种“经说裁断”的方式都难以敉平聚讼，反而会引发进一步的异说纷纭。究其原因，在于它缺乏一种坚实的学术依据，来建立起完整、深刻而统一的经学体系。正如陈澧所言：“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24】那么，许慎能否克服这一缺陷，在两汉经学的一统之道上更进一步呢？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

三、文字与经学：《说文解字》的经学内涵

对许慎经学的探求，最终指向了对《说文》经学内涵的理解。《说文》虽为小学专书，但小学与经学之间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慎世称“五经无双”，《说文》全面吸收了两汉经学中的用字、训诂与经说，具有广阔的经学视域。《说文叙》强调“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25】，认为文字具有基础性的经学意义，是经典解释与王道秩序的双重基点。在《异义》之后，许慎穷尽毕生精力创制《说文》，这恐怕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编字典”那么简单。《异义》与《说文》的精神传承何在？《说文》如何体现许慎经学的雄心壮志？这都是必须深思的问题。我们认为，许慎由经学走向小学，其核心用意正是要以汉字为基础进一步实现经学的统一性。这表现为三个层面：

首先，贯通群经是经学一统的学术前提，《说文》继承了《异义》以古文本位而兼取今文的经学立场，展现出博洽群经、囊括今古的通学格局。许慎少时“博学经籍”，兼通今古文学，其后受学于贾逵，全面继承古文之学。《说文叙》：“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25】诸家皆为古文，唯有孟氏《易》的经学归属颇有争议。如刘师培认为“孟氏”为“费氏”之误，王国维认为此为许慎“牵率书之”，马宗霍、杨树达以孟《易》为古文，其说皆不足取信【26】。叶国良指出，孟氏《易》当为今文，许慎之所以不取古文费氏《易》，是因为费氏仅仅根据《彖》《象》《系辞》等解说经文大意，缺乏对《周易》的训诂说解，无法满足《说文》“引经解字”的需求【27】，这一解释更为可信。孟氏《易》确为今文，足见许慎之通学气象。此外，《说文》引通人说中亦可见其立场。许慎博采通人凡32家，其中汉人29家，征引最多者为司马相如（11例）、扬雄（13例）、杜林（17例）、贾逵（17例）4人。司马相如为小学家，扬雄为今文经学及小学家，杜林为古文经学及小学家，贾逵为古文经学，兼通今文。在四人之外，尚有小学2人（爰礼、王育），古文经学5人（桑钦、刘歆、班固、卫宏、徐巡），今文经学5人（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欧阳乔【28】、刘向），学派不明者13人（淮南王、宋弘、傅毅、张林、谭长、官溥、尹彤、黄颢、庄都、张彻、周盛、宁严、逯安）。我们看到，许慎“博问通人”的范围极广，包括了一批未见于史籍的汉代学者。自征引比重而言，以小学与古文经学为宗，多引司马相如、扬雄、贾逵、杜林之说；自征引人数而言，古文与今文不分轩轾，仅多出2人而已。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刘向、扬雄为今文经学，刘歆、班固、贾逵为古文经学，与此同时，他们还是两汉通学传统中的核心人物，更可见《说文》的“通人观”突破了今古文经学的畛域。

立足古文以建立通学，因通学而不拘于今古文畛域，从而对今文经学兼收并蓄，这是许慎经学的内在逻辑。《说文》对今文经学的吸收，主要表现在经本、经说两个层面【29】。自经本而言，许慎根据形义统一原则，收取今文用字以为本字。在毛《诗》与三家《诗》的对比中，《说文》或以三家《诗》为正篆本字，不取毛《诗》；或以三家《诗》为正篆本字，别收毛《诗》为记录其他词义之本字；或以三家《诗》为正篆本字，以毛《诗》为重文；或以三家《诗》为引经中之本字。“许书虽《诗》称毛氏，而实亦兼采三家，其取舍之道，则以本字本义为依归者也。”【30】自经说而言，两汉经学为《说文》释义提供了坚实基础。许慎不但吸收了毛亨、孔安国、郑众、贾逵等人的古文经注，也充分参考了《白虎通》、孟氏《易》、鲁《诗》、韩《诗》、欧阳《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今文《孝经》中的今文经说，展现出广博的通学格局。

其次，《说文》以小篆字形为依据，对九千多个汉字进行形义统一的形训说解，其中包括大量的经典用字与思想概念。与《白虎通》义理声训一样，《说文》形训也是一种体系性的经学正名。在汉人眼中，“名”既指语言，亦指文字。《论语》“必也正名乎”郑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31】正因如此，探求汉语音义理据的声训与探求汉字形义理据的形训，都具有了正名的意味。许慎是汉代形训的集成者与规范者，《说文》形训体现出双重之“正”——既以小篆正隶书之名，亦以汉字正声训之名。

自前者而言，许慎据小篆说解字义，有力批判了自隶书妄说字义的现象。以对“水”的说解为例，《春秋元命苞》：“水之为言演也，阴化淖濡，流施潜行也。故其立字两‘人’交‘一’，以中出者为水。一者数之始，两人譬男女，言阴阳交，物以一起也。”【32】纬书根据隶书说解字义，把“水”的左右笔画释为两个相对的人形，二人交合，中间一竖是“中出者为水”。《说文》根据小篆说解字义，《水部》：“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小篆之体现出“水”的造字之意，它是“众水并流”的象形，远较纬书之说可信。在此基础上，许慎根据坎卦之象将“水”中间一笔释为“微阳之气”，更体现出字理与义理的贯通。以小篆正隶书之名，意味着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挑战。《说文叙》：“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曰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啚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33】此处“诸生”“俗儒”指今文博士之学，“通学”指尊尚博学的古文经学，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驳最终指向了“通学”的宏阔境界。

自后者而言，《说文》以小篆形体为据，对两汉声训进行了吸收与改造。声训是经学正名的重要方法，《说文》中亦有大量声训，共计882例。值得注意的是，《说文》声训对音义关系的阐明，以汉字形义为最终衡量标准。以“君”为例，或训为“群”，或训为“原（源）”，或训为“元”，或训为“权”，或训为“温”，其中以“君，群也”最具代表性，《荀子》《逸周书》《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白虎通》皆从其说，认为“君”的名义在于群聚万民。许慎独树一帜，声训为“尊”。《口部》：“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这一训释与汉字字意密不可分：“君”是由尹、口组成的会意字，“尹”为掌握政权之尊者，“口”为发号施令之行为，《说文》声训受到了字意的框定与影响。这种自文字以裁断声训的思路，涵盖了《说文》小篆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不同类型。正如董婧宸所言：“《说文》声训有着极为特殊的形训特点——无论是对单个词的局部推源、系源，还是整体性的音义关系的阐明，《说文》的声训都以文献的本字本义为依据，具有阐明音义来源、说解小篆构意的双重作用。”【34】在经学视域中，从《白虎通》的声训为本到《说文》的形训为本，不仅是训诂方法的改变，更是正名机制的转型。正名是经学世界的根基，这意味《说文》从根本上改变了《白虎通》代表的今文经学的名实秩序。这种带有“革命性”的正名转型，延续了《异义》的经学理想——无论是对今文经学的挑战，还是对经学秩序的重构，《说文》也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

通过《说文》形训，许慎构建起“本字—本义”的说解体系。由于《说文》与经学的紧密关联，这一体系也是“汉字—经义”的整体秩序。五经文献多有假借，字词关系复杂多变，《说文》则建立起形义之间的密合关系，让经典词义必得其本字。如《书·盘庚》：“弔由灵。”《尚书今古文注疏》：“弔者，《释诂》云：‘至也。’《说文》作，解同。”【35】“弔”有“至”义，故《说文》以从辵之“”为本字，类似现象极为常见。形义统一是《说文》释义的第一原则，其中蕴含着“以字正经”的经学理路。通过系统性的形训说解，许慎将两汉经注、经说纳入了以汉字为枢纽的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说文》中的一些形训也由此具备了经学裁断的特点。以“社、稷”为例，今文经学以“社”为土神，以“稷”为五谷之长而为谷神；古文经学以“社”为共工之子句龙，为上公；“稷”为列山氏之子，周弃亦曾为之。《异义》从古文，《说文》从今文，并引《春秋传》以兼存其说。《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禾部》：“稷，也，五谷之长。从禾畟声。”《说文》之说是形义统一原则的产物，社字从土，故为土神，稷字从禾，故为谷神，体现出据形裁断的特点。对于许慎经说的前后差异，段玉裁认为《异义》早出，《说文》当为“晚年定论”【36】。我们认为，《说文》之所以能成为“定论”，不仅在于成书早晚，更在学术理路之不同。前文指出，《异义》缺乏一种坚实的、体系性的学术依据，《说文》则以汉字的形义统一为基础，突破了《异义》裁断经说的方式，建立起“以字正经”的新理路。作为人文世界的源头，无论汉字的本源性、表意性还是体系性，都为许慎会通形义、整齐经说，从而建立贯通天地人的一统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撑。

最后，就像《白虎通》建构庞大的天人统系一样，在《说文》小篆的形义体系中，也蕴含着贯通天人、囊括万类的经学秩序。这一秩序深受《周易》象数之影响。前文谈到《说文》取孟氏《易》的问题，我们认为，除了满足许慎“引经解字”的需求之外，孟氏《易》更为《说文》提供了根本性的思想参照。孟氏《易》的基本精神在于通过卦爻与历法的结合，重新融通天人之义。这种将阴阳、卦象、爻变、律历、蓍数、占卜融汇一炉的《易》理建构，深刻回应了两汉经学建构天人一统的大方向。从孟喜、京房以《易》卦统摄律历，到刘歆自《周易》建构天人古今秩序，形成了经学一统的《易》学脉络。这一脉络对许慎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立足汉字建立天地人秩序提供了学理基础。可以说，这是《说文》取孟氏《易》的根本原因。

在《说文》中，许慎以部首统摄众多汉字，其中基础性的独体部首——“文”，主要是由象形字组成的，具有与《易》象高度相似的人文符号特点。“象”是《周易》哲学的根本范畴，圣人在众多物象中提取卦爻符号，代表天地万物中的基本现象。这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性环节，它不断“引而伸之”，以重卦的方式代表世间万类，成为了把握宇宙规律的枢纽。正如冯友兰所言：“《易》之为书，即所以将宇宙诸事物及其发展变化之公例，以简明之象征，摹拟之，代表之，以便人之取法。《易》之一书，即宇宙全体之一缩影也。”【37】在许慎看来，文字的创制规律与《易》卦如出一辙。“文者，物象之本”，造字是从物象中提取字象的过程。《说文叙》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38】这既是画卦取象之法，也是汉字取象的基本机制。《说文》部首与《易》象的符号共性，让它们具有了意象性、本源性、统摄性的特点，不仅展现出小篆构形系统的客观规律，更成为建构贯通天地人的经学秩序的枢纽。在《说文》部首结构中，以“一、上、示”为首，代表天道；以“人、、匕、从、比”为中，代表人道；以“二、土、垚、堇、里”为殿，代表地道，展现出天地人的整体框架。《说文》部首“始一终亥”，一为天地万物之始，亥为天干地支之终，“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其中蕴含着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这种生成循环的内在规律，亦与《周易》始“乾元”而终“未济”的生生之道相合。《说文》共有540部，540是9×6×10的结果。九为阳数之极，六为阴数之极，十为全数。部首不仅有“象”的内涵，更体现出“数”的意义，呈现出包罗万象、秩序井然的世界图景。可以说，《说文》对经学一统的新尝试，最终体现在许慎对汉字部首体系的整理与建构之中。

总之，《说文》以小学的方式，对东汉经学重建一统的根本问题进行回应。如果说《异义》的经说裁断缺乏“宗主”的话，在《说文》中，汉字就是许慎经学的新的“宗主”。许慎突破了《异义》的经学模式，通过系统性的形训正名开启了“以字正经”的新路径，展现出基于文字系统的天地人秩序。在这一意义上，《说文》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

结论：许慎的经学史定位

立足东汉经学的一统大势，我们对许慎经学进行了贯通考察，展现出《异义》与《说文》以经学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为基本框架的经学世界。可以说，许慎经学体现出小学与经学的统一性，对它的深入理解，也意味着对小学与经学既有研究模式的突破。

自小学而言，《说文》与《异义》长期被划入不同的学科领域，学界对许慎经学的关注集中于后者。《异义》并非完璧，有限的辑佚材料无法展现许慎经学的全貌。与此同时，《说文》是字书而非经注，其经学内涵是一种“间接性”的展现，学界主要从语言文字角度探讨《说文》与五经的释义关联，相关经学研究聚焦于“引经”体例，对《说文》经学的整体理路缺乏深入理解。《异义》与《说文》的不同待遇，折射出现代学科划分给经学研究带来的影响与困境。当经学大厦被拆解为不同类型学术质料，再按照现代学术的设计图重新组构时，不仅导致了文献归属上的限制，也带来了文献内涵的遮蔽。随着《说文》彻底的“语言文字学化”，许慎经学的研究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突破学科畛域的限制，将许慎之学作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纳入两汉“经学—小学”的紧密关联中进行综合考察。《异义》与《说文》构成了许慎完整的学术世界，在经学与小学的联动中，它们指向了经学一统的总体方向。

自经学而言，许慎历来被视为经今古文之争的代表人物，“《说文解字》的编成，正显示古文经学有坚实的基础，有力量排斥今文经学”【39】。这种观点揭示了许慎与今文经学的差异性，但由于过于强调二者的对立，也相对忽略了他博洽群经、兼收并蓄的通学格局。在两汉经学一统的新视域中，我们看到了许慎与今文经学的基本共性。《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在贯通群经的基础上，通过正名、裁断与统系三个层面的工作来统一经学。无论是它开启的经学方向，还是提供的经学框架，都对许慎乃至东汉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白虎通》之后，许慎立足民间古文经学，继续回应如何重建经学一统的问题，彰显出“丘窃取之”的自信与担当。《异义》以古文为主进行经说裁断，这是与《白虎通》的直接对话；《说文》在小学字书中展现形训正名、以字正经、建构体系的经学内涵，更是对《白虎通》的全面呼应。小学与经学本就密不可分，《说文》则彻底实现了二者的统合。当然，许慎经学也有不足之处——《异义》导致了进一步的经学聚讼；《说文》仅凭汉字难以裁定两汉经说中的复杂现象，天子是六驾还是四驾，圣人是有父还是无父，这些问题都不是汉字所能解决的；在整体上，汉字秩序亦难免与经学秩序相隔一间。某种意义上，郑玄经学正是对许慎经学的继承与扬弃。他吸收了许慎经学的小学根基与古文本位，不仅有《六艺论》《驳五经异义》这样的五经总义之作，更以《周礼》为中心遍注群经，完成了核心经典的转移与再阐释。“以礼统经”和“以字正经”相比，具有更强的经学统摄力。尽管许郑之学多有不同，但在提倡通学、立足民间、重归一统的总体方向上又高度一致。可以说，许慎不愧为东汉以士人身份统一经学的前驱。在东汉经学的一统大势中，展现出一条扬弃了经今古文之争的、具有深刻共性的经学史脉络。在这一脉络中，许慎上承贾逵，下启郑玄，他不仅是笃守古文经学的大儒，更是两汉经学由分裂到一统、由庙堂到民间的历史趋势中的核心人物。

注释
 
1相关综述参见刘青松：《〈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5页。
 
2郜积意：《宣、章二帝与两汉章句学的兴衰》，《汉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范晔：《后汉书》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22页。
 
4范晔：《后汉书》卷3，第137-138页。
 
5班固：《汉书》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72页。
 
6范晔：《后汉书》卷48，第1599页。
 
7 参见张广保：《〈白虎通义〉制度化经学的主体思想》，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8 董仲舒撰，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5、293页。
 
9 刘青松：《〈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第3页。
 
10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2页。
 
11 范晔：《后汉书》卷35，第1203页。
 
12 陶方琦：《许君年表考》，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38页。
 
13 高明：《许慎生平行迹考》，《高明文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509页。
 
14 诸可宝：《许君疑年录》，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第963-964页。
 
15 张震泽：《许慎年谱》，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2页。
 
16 程元敏：《汉经学史》，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94页。
 
17 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页。
 
18 许慎撰，陈寿祺疏证：《五经异义疏证》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98页。
 
19 程元敏：《汉经学史》，第394页。
 
20 许慎撰，陈寿祺疏证：《五经异义疏证》卷中，第164页。
 
21 关于郑玄经学中“圣人之法的多元化”，参见陈壁生：《经史之间的郑玄》，《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
 
2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5页。
 
2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6，第272页。
 
24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
 
25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15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7,317页。本文所引《说文》训释，皆取此本。
 
26 相关驳论参见黄永武：《许慎之经学》，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18-22页。
 
27 叶国良：《论许慎经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经学》第8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8 据《段注》之说，欧阳乔即欧阳高，为今文欧阳《尚书》。
 
29 参见孟琢、尹梦：《〈说文解字〉取今文经学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30 黄永武：《许慎之经学》，第357页。
 
31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0-521页。
 
32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卷24，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13页。
 
33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15上，第317页。
 
34 董婧宸：《〈说文解字〉声训与〈说文〉六书的形体分析--论〈说文解字〉声训的形训特点》，《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说文》声训的数量统计亦参考此文。
 
35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0页。
 
3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7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3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96页。
 
38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15上，第316页。
 
39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