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关于功夫的理论并非只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而是其哲学的整体取向。理解这一事实可以释疑《孟子》文本中令人费解的所谓逻辑谬误,使孟子的思想得到更加连贯、可信和睿智的解读。孟子理论所代表的儒家伦理应该被称为“功夫伦理”。
普尼克斯山,一个允许争辩的地方,一个赞美不同意见的地方,一个语言与思想自由交锋的地方,一个阐述梦想的地方,一个理性与火星交相辉映的地方。中国有这样的地方吗,中国的普尼克斯山在哪儿!我想到了一个类似的地方:南宋江西信州(上饶)铅山县鹅湖山下的鹅湖寺。
在美国政治制度建立之初,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了社会进步理论,即将儒家政治观念同西方社会进步传统结合起来。其他重要开国元勋如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都加入了富兰克林的行列,利用儒家政治理念创造出独特的美国政体。儒家思想通过这些开国元勋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留下了令人意想不到,却又难以磨灭的印记。
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与意义。
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
本书的作者主张《周官》为今文。这在中国经学上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与二千年来的说法截然不同。也就是二千年来没有人这么说过。自《周官》发现之后,一直到晚清,不论是今文经学者,还是古文经学者,都把《周官》归之于古文经学。以《周官》为今文经学,而著书立说的,作者最第一人。以《周官》为今文学是本书在学术上的第一大贡献。
儒家是经过两千多年变迁发展的传统,从春秋战国、秦汉、宋明到近代,在多次的蜕变中,有放弃,有接纳,更有保留。今日的放弃(滥用熟人关系)和接纳(加强规则建设),是迎接变革(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需要,但保留(仁爱精神)同样是面对时代的选择。
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道德践行,辅线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题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内部呈现为“一源两流”的格局,其中“一源”指孔子,“两流”分别指以孟子、象山、阳明为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智性之流。后者的主题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
相比罗马帝国代表的军事统治主导与政治裂变性,大一统更具文治精神与政治聚合性。经过西汉前期的政治更化,郡县制大一统得到巩固更新,汉政典制成为中国后世政治的范型,而唐宋分别代表了强弱两类外向性的大一统模式。
张祥龙先生是现代以来第一个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严重问题、进而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反思的儒家学者,他由此而开启的思想方向根本不能放在现代新儒家的旧方案中去理解,而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思想路标。张祥龙先生既开启了现象学的新可能、创造了现象学的新形态,又为如何追寻意义源头这一哲学本身的使命提供了新启发。
中国天下理念标榜一种王道精神,批判霸道政治手段。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在中华文明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理念既不回避天下是由利益不同、文化差异的民族构成,但是又不将这一种利益、文化的差异固化,反是以不同族群能够和谐共处的仁义精神、王道精神,为天下寻求价值共识提供天道的依据。
关于“意义的信仰”的具体内容,不同个人、不同学派会有所不同。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的意义信仰,就是我前面讲的“儒家经学中的十二大价值观”。这是传统中国意义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千百年来人们处理各种关系最重要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的信仰”就是对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而对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必须与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没有了经典,就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根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亡经典’的时代,最紧迫的文化任务就是复兴经典。复兴经典要做的事很多,但第一步则是少儿读经。所以,当代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就具体落实成了少儿读经。”
人之“生”乃心之“生”,异于草木之“生”、异于犬马之“生”。心之“生”即“仁”,“仁”乃朱熹、王阳明、亚里士多德所谓“心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异于禽兽草木之德性,异于耳目之德性,异于鞋匠、木匠、琴手之德性。此心之德性应接于物而生“情”,乃“人性善”的具体表现。此心之德性“人皆有之”,乃“天之所与我者”、“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故人之性···
汉语学术界,研究蕺山之学之论文、专著多有问世。然而,与朱子学、阳明学相比,蕺山之学研究尚有虚歉,尤其对包括蕺山后学之学在内的“蕺山学派”之研究,尤显薄弱。目前这部《蕺山学派研究》,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蕺山学派”研究推向纵深与细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
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从先秦文献的记载来看,周代贵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经典密切相关。在享燕、大射、乡饮酒等各种仪式中,他们耳闻《诗》乐、目赏舞容,揖让周旋之间皆有礼典可循。在朝堂论辩、外交折冲等各类公私交往中,他们援引《诗》《书》,出入坟典,质文相倚,信而有征。因此,晋大夫赵衰言:“《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中华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大纲,而以经部冠其首,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孔子删述的“六经”,被誉为古代中国的“教科书”,更是尽人皆知的文化常识。而在近代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下,犁经为史,将经学逐出大学的学科体系,令中国文化的根荄遭受重创。回归史实,拨乱反正,还经学以公道,使中华文明发皇,适其时矣。
山川祭祀的理论阐述、过程描述和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只有儒家之记载比较系统完整。在“三礼”、《尚书》、《左传》等文献中,对山川祭祀的时间、频率、空间、仪式等都有非常具体的说明。这些文献记载都成为后来历代“制礼作乐”的理论资源;随着儒学的官方化,山川祭祀自然也被列入汉代以后的国家制度中了。
中央党校所藏这批书信,共计二十六通四十五开,书信多无日期或仅署某日,仅一通署有月日,考释并通读其内容后大体可知是1912、1913两年的书信,个别如最后一通为1914年4月5日书信。其内容几乎全是围绕孔教会的发起初创(,以及第一次国教运动,其中更有三通关于国教运动的长信对于研究这一问题价值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