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历新岁元日,友朋时有来贺者,余概以寒山寺钟声作答,以为挙挙问意,藉此清净法音,非特两耳得冼,尘俗尽扫,亦可心智警应,感奋惕厉。不意余之闻钟,亦唤起旧忆,乃至半夜兀寐,往事遗踪,一一袭来,不能自已,遂有以下文字。
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固然有着重视道德的特质,但儒学自始便存在着消极伦理的思想因素,对道德化视角的局限性有清晰的自觉——不可将世界化约为单纯道德化的世界,这就体现出人的自知。而只有以人的自知之德为基础,人与万物的一体和共生共在方可实现。对生生之大德的推崇正意味着超越单纯道德化视角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儒学对人与···
清代学者反对“疏不破注”旧例,重新构建义疏之作的诠释体例,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新疏是清代经学研究的结晶,内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之后,构成又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体系,对于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典传承,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2023年5月19日,杨国荣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作讲座,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林蕴臻同志受《曾子学刊》的委托,对杨国荣教授作了访谈,本文系访谈记录。
罗钦顺哲学对张载哲学的继承性并不似传统哲学史中所表述的那么强。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证明:其一,在北宋五子中,罗钦顺主观上更欣赏的是程颢,而非张载。其二,在问题意识方面,罗钦顺讨论张载时更关心的不是气本,而是理气一物。这本质上是朱子学的问题意识,而非气学。其三,罗钦顺对张载的理解与传统气论学者对张载的理解不···
在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孔子与柏拉图都将“德性”视为人生要旨。孔子倡导“志于道,据于德”,柏拉图认为公民应具备“四大美德”,二人可谓心意相通,更印证了孔子名言——“德不孤,必有邻”。
人朝向超越者的体验之差异一方面塑造了不同的超越者(如“上帝”和“天道”之别),另一方面标志着不同的“自然本性”,历史则是这种不同的超越体验所展开的场域。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源性反思所达至的地基就是人自身的超越性体验,而对于西方“逃离的形而上学”进行的批判所呼唤的就是人之真正的自然本性。
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大多数思想家会作出两种选择:其一,回到旧秩序,也就是所谓“从周”,目的是秩序的恢复或重建。这是复古的路子。其二,损益或改造旧秩序,即当人们意识到旧秩序不足以应对现实的种种挑战时,就会试图对其进行改造。按照《春秋》公羊学的说法,就是“损周文而益殷质”。这是开新的路子。
在朱子学的诠释下,“祷”作为面向特定信仰对象的意向性行动,是圣人基于“天理之自然”确定的礼仪准则,在气化流行的宇宙秩序中有获得“回应”的真实性依据。祷者正是以这些基础信念为前提,将自身生活困境向神灵敞开,并在与神圣的“遭遇”中获得如何面对这些困境的精神经验和意义依据。
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
儒学是一个以天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天人之学有机整体:《周易》彰显天道,《中庸》论述天人之间的理论关系,《大学》则在现实层面对则天而行的实践活动加以阐扬。在这样一个核心或基础的结构之上,儒学的其他著述,如《春秋》《孝经》以及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等,都可以得到比较合适的安顿和解释。该书写作上以传统的文本注释为经,以···
作为经典世界中的思想史事件,孔子的“川上之叹”存在着伤逝、勉学、道体三种诠释路径。相较而言,“道体”说既克服了“伤逝”说的消极观念,也深化了“勉学”说的思想内涵,并且还实现了圣贤之间的“视域融合”,在经典解释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形而上学的视域来看,孔子“川上之叹”所表达的核心主题是对存在与时间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张载在政治社会思想上主张宗法制,但不等于《西铭》的宇宙论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据此否定《西铭》具有博爱与平等观念。把博爱与差等之爱对立起来,对两种观念都极为有害。借助对若干博爱观念的讨论,重新肯定差等之爱之于博爱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爱中厚薄之分的意义,具有较大理论价值。
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
在古典儒学观念中,家庭更具有先在性和原初性,家庭中的血缘亲情具有必然性,是道德原则的本源,也是构建社会伦理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而国家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存在。古典儒学对家国关系的这一理解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不时出场,不断提醒人们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权威对家庭利益的任意侵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
中国思想正面这一开放历史过程,并不诉诸超越的绝对普遍性,而是探寻在历史内部理解历史中意义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思想构建基于天经、地义、人情组构的具体的历史普遍性,以“天下归仁”转换西方的自由为本的历史进程叙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构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
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张载是北宋五子中第一个自觉地对理学之理论基础展开“稽天穷地之思”的思想家,同时又从总结思想发展之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带有必然性的结论,这就是“《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明代甘泉后学可划分为五种类型:以洪垣、庞嵩为代表的甘泉学之正传;以唐枢、蒋信为代表的折衷派;以何迁、吕怀为代表的“得甘泉学之一隅”者;以唐伯元、杨时乔为代表的偏向于程朱理学者;以王道为代表的湛门另类人物。
《礼运》刻画礼之从起源到大成的叙事,是以三代以上的典范案例来展示秩序(礼)的意义、历史及其本性。对这一叙事的进行整体性的文本分析,则可以看到,神显、圣创、文明构成三种理解秩序历史及其本性的关键词,但“神显”“圣创”可以纳入“文明”之中,作为“文明”的构成部分而被理解。秩序的完备状态在《礼运》中具有通人人(人伦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