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王阳明研究综述

作者：黄诚 王新明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载《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1-2期

摘要：百余年来，学界对王阳明的研究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学科视野和方法论观照下，阳明研究亦由传统学术范式向现代学科思想语境转向，并呈现多维度和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论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阳明研究在守正创新中前行，并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阳明研究聚焦阳明学之本体论深化与当代价值转化，并形成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科与专业交叉、学理与应用融合的立体性研究格局，彰显了阳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以及在文明对话中的生命力。研究立足学术史脉络，从哲学思想、文化传播、文献考据、概念史、区域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维度，并聚焦于阳明学概念、现代学科语境、研究方法论、跨学科与跨文化以及与儒释道三教[①]关系等问题，对王阳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与演进轨迹展开系统梳理与评述，有助于推进阳明学之现代性与时代性问题研究。

关键词：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学

作者简介：

黄诚，1973年生，男，贵州铜仁人，哲学博士、文化遗产学博士后，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东方思想与文化遗产；

王新明，1999年生，男，甘肃天水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遗产。

一、阳明学缘起与王阳明研究整体面貌

王阳明研究由来已久、成果颇丰，经海内外学者推广至今已成一时代之国际显学。以学问之学而言阳明学，阳明弟子钱德洪、黄绾、罗洪先等多以“先生之学”称之。而以学派视域开展王学研究，似肇始于明末王学后学刘宗周称王阳明之学问体系为“王氏学”。刘宗周云：“阳明先生为再起儒宗，崇奉已有专祀，自此学者多言王氏学。”[1]

明末清初之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门学案一》亦言：“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2]且他在论涉“先生之学”时云：“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制为二，无所得入。”[3]由是观之，“先生之学”即“阳明之学”也。

刘宗周亦云：“然学阳明之学者，意不止阳明也。” （《刘蕺山集》卷七之 《答王金如》）然以地域学论之，阳明之学在黄宗羲看来乃系姚江地域之学，则被称其为“姚江学”。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云：“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4]由此具见王门后学中人对王学研究之重视程度和主动建构学派之用心。

有明一代，儒学出现分化，阳明学的形成是明代儒学的重要分界，所谓“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传一》），这也是基于王守仁、陈献章在万历初奉诏从祀孔庙的历史事实。兹此表彰王阳明研究之史学著作亦应运而生，如周海门之《圣学宗传》述阳明学最为详细，而王守仁及其门人后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且“致良知”与“王门四句教”亦成为贯穿其间之红线，孙奇逢之《理学宗传》亦具有重建道统与调和朱王之学的意义。

阳明学在阳明后学中人及其他学人视野中亦多有论及，且逐渐走入学人研究视野和学术思想世界，并成为学界议论之重要论题[②]。“王氏学”与“阳明之学”在术语概念的演进中逐步被简化为“王学”与“阳明学”之特定称谓，遂成为王阳明及其学派的标识性语言符号而进入学术话语体系，故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王守仁传》云：“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明史》卷一百九十五《列传》八十三《王守仁》）。由于王阳明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故王阳明研究20世纪即引起中外学者之高度重视。

柳诒徵先生曾言：“明儒之学，一王阳明之学而已。”[5]足证王阳明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地位或影响。早期阳明研究之重要者有章太炎、梁启超、余重耀、吕思勉、梁漱溟、钱穆、嵇文甫、容肇祖等前辈硕学，如章太炎《兴浙会序》《訄书》等论著曾就王阳明作专门之评论，言称“若王文成者，学与政兼之矣”[6]、“王守仁南昌、桶冈之功，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均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7]云云。

1926年12月，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学术讲演会演讲及编著清华学校讲稿和德育教本中，广泛涉及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与“致良知之说”内容，当代世界出版社在2018年将其汇编为《梁启超讲读王阳明心学》公开出版[8]。吕思勉在其《理学纲要》论及“阳明之学”时云：“阳明之学，盖远承象山之绪。而其广大精微，又非象山所及。”[9]且早自20世纪一、二十年代谢无量《阳明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15）、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出版以来，就陆续有王阳明及其后学研究的专著面世，如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嵇文甫《左派王学》（上海开明书局，1934）、王禹卿《王阳明之生平及其学说》（正中书局，1943）、等，尤其是谢无量《阳明学派》开创中西比较路径，为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就阳明及其弟子后学们进行传纂，“合理学、经济和文章为一事”且“纂辑群书，成此传本”，承续学案体叙事方法并以年谱为叙述线索，勾画传主阳明及其后学事功，呈现阳明与后学思想形象；钱穆《王守仁》（1955年修改为《阳明学述要》）一书把王阳明置于理学发展史的历史大脉络中加以考察，勾勒了王学之大纲与流变，指出王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独特的良知理论，而为后世王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王学研究一度停滞和废弛，似仅在197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天石《王阳明》。而与此相反，港台及海外学者却仍对阳明学研究倾注了较大热情，研究成果颇丰，如牟宗三《王阳明致良知教》（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学生书局，1979）、陈荣捷《王阳明与禅》（无隐精舍，1973）、蔡仁厚《王阳明哲学》（三民书局，1974）和《王学流衍：江右王门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钟彩钧《王阳明思想之进展》（文史哲出版社，1983）、刘述先《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2009）[③]、郑宗义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九辑）王阳明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加拿大秦家懿《追求智慧：王阳明之道》（1976）[④]和《王阳明》（北京三联出版社，2011），美国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3）和美国学者伊来瑞（George L. Israel）《阳明学之欧美传播与研究》（学苑出版社，2022）以及日本冈田武彦《王阳明と明末の儒学》（明德出版社，1957）、宇野哲人等编《阳明学大系》（明德出版社，1971）、荒木见悟《阳明学の位相》（研文出版社，1981）、海村惟一《阳明学与东亚文化：纪念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从教四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韩国崔在穆《东亚阳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和《比较阳明学：以中韩日三国为视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上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商务印书馆，2014）等，推动了港台和海外王学的研究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阳明学研究在大陆亦升温回暖，王阳明重新进入大陆学者视域。代表性成果，有如沈善洪与王凤贤《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张锡勤与霍方雷《陆王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郑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联书店，1990）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上海三联书店，1994）、徐梵澄《陆王学述 —一系精神哲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丁为祥《实践与超越—王阳明哲学的诠释、解析与评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吴雁南《阳明学与近世中国》（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余怀彦主编《王阳明与贵州文化》（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张新民《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和《阳明精粹·哲思探微》（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及《从天人合一到致良知》（齐鲁书社，2024）、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和《阳明学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方志远《旷世大儒——王阳明》（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和《浙中王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和《泰州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彭国翔《良知学的开展——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5）、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和《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9）与《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商务印书馆，2024）、任文利《心学形上学问题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新星出版社，2006）、华建新《王阳明诗歌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陈永革《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朱晓鹏《王阳明与道家道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张卫红《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王晓昕、赵平略主编《王阳明与阳明文化》（中华书局，2011）、束景南《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和《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赵平略《王阳明居黔思想及活动研究》（中华书局，2017）、顾久《王明阳心学的当代价值》（孔学堂书局，2024）、向辉《王阳明的书籍世界》（孔学堂书局，2024）等等均涉及阳明，阳明学呈现出多点开花之研究态势，且多维度地丰富了其研究题域；

如在地域性学派研究上代表性论著有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2004）[⑤]和《〈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考论——兼论“黔中王门”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2015）、王晓昕《王阳明与黔中王学》（人民出版社，2021）、张宏敏《台州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何善蒙与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周群《泰州学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及张小明《黔中王学研究》（中华书局，2019）等，尤其是张新民等《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重访》（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聚焦“黔中王门及其思想流变与传承”主题，就王阳明与地方王门学派的兴起、形成与发展、思想风貌与地域特征等问题进行研究，突显了黔中王门是王门学术分化不可忽视的地域学派。

此外，专门性阳明刊物创办，如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2004年创刊）、郭齐勇主编《阳明学研究》（2015年创刊），以及中国贵阳（修文）多届国际阳明文化节、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和近年来贵阳孔学堂等举办相关的各类学术讲座及香港首届阳明心学国际论坛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了阳明学的研究与发展。

总体而论，从二十世纪开始到二十一世纪现今的百余年时段，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和转型时期。在这跨越了两个世纪、长达一百二十余年的时间段里，王阳明研究以时间维度来划分，大致亦可分为三个时段：一是晚清至民国年间的王阳明研究（1900—1949），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时的王阳明研究（1949—1978），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王阳明研究（1978——现今）。每一时段都有每一时段的研究主题内容和研究特点以及所要解决之问题。

要之，百年王学研究，题域广泛，内容丰富，视野多元，路径多样，且林林总总的王阳明研究题材，既推动了王阳明研究在学者讨论过程中成为主流性学术话语，也丰富和扩充了阳明学成为一时代显学之热议内容。然而，包罗万象的王阳明研究，其最为重要之研究论域，仍是以其心学思想为主题内容和主要特征，“阳明学信奉者们注重的只是思想的阐发，几乎没有人进行考证性的研究”[10]。

“心学”之定位与确立，在阳明先生生前即有明确之表白，王阳明《象山文集序》云：“圣人之学，心学也。”且他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亦云：“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即表明“圣人之学”乃“正学”与“心学”也，乃是其一生之追求和着力处，故以其心学为根底的阳明学研究，乃是基于王阳明心学家之思想形象而言的学术面向。本文拟就百年王阳明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在阳明研究的回顾省思中展望其未来研究路向，且囿于笔者学力目力与篇幅之限，成果述评与线索呈现相结合，未必全面妥当，而仅供学者批评和参考。

二、传统学术思想语境与近现代学科视域转换中的王阳明研究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进行学术思想之研究，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案型研究的新范式与新路向，并具有学术研究的典范意义。以学案体例之创造性研究范式和撰写方式来开展王阳明及其后学研究，乃是基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话语系统的实际状况。需要指出的是，《明儒学案》的横空出世与前文论及周海门《圣学宗传》和孙奇逢《理学宗传》大有关联，它们是学案体出现承上启下的关键性环节，均涉及阳明学之具体内容，是以传统学案体思想语境开展王阳明研究的具体实践，其中《圣学宗传》辑录明儒诗并言“精神命脉，全吐露于诗句中”（圣学宗传）卷二十之《陈献章》，是以诗证史的先驱。进入二十世纪，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交往与交融，西方学科体系逐渐进入中国本土并影响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研究的转向与发展，近现代王阳明研究亦呈现出以西方学术范式来格义阳明研究并呈现出迭代升级研究的时代趋向。

从20世纪开始，王阳明研究首先在哲学领域获得新的研究生机。中国哲学史的具体书写框架和研究内容逐渐嵌入了王阳明研究的实际内容，使其不断进入哲学史研究视野。中国哲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出版具有特殊意义，虽冠以哲学史之名，但更具有历史考证的特点，是书以人物为中心叙及老子至韩非子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虽未涉及王阳明研究的哲学史著作，但仍旧对同时代以哲学眼光开展王阳明研究具有参考意义。钟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29），涉及王阳明及其后学研究内容，反对胡适以西方哲学术语“强为比附”中国哲学，叙述言简意赅，内容精当，全面系统，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学者对传统哲学“义理脉络”的深刻把握，且用中国自身知识体系研究哲学思想问题，具有中国学术语境之本土性。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34）设立“陆象山、王阳明及明代之心学”章，系统梳理王阳明的学术经历、核心命题，并分析其与朱熹、陆九渊的思想差异，但仍运用中国本土性话语体系进行人物观点和主要概念进行陈述与解读，并辅以大量文献给予论证与比较，重点解读了《大学问》中的“大人之学”与“万物一体”观，强调阳明对《大学》的重新诠释，以便于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现了中国哲学一般性语言表达的特点。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之《知行合一新论，认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工夫，建立理论的基础[11]。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全四册）第三册第十章“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就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格物说、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分析，同时兼顾了阳明思想文本学的解读，认为知与行并存于心，皆是由心所生，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标准，知是知天理，行是行天理[12]，并阐明了知行合一的意义及其与致良知的关系。

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下）》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立场，专就“王阳明”的生平和著作、心学、致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进行阐述，用观点加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述“知行合一”并非“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指出王阳明的“知”不是认识客观世界，而是知心中的“良知”，行不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而是行心中的“良知”，“知”与“行”是致良知的“致”字的合二为一[13]，如此之洞见在今天看来对于深度理解阳明心学思想仍具有启发性意义。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上）》（台北三民书局，1981），就“王守仁之学”和“王门弟子之分派”进行论述，强调了阳明学所涉及的心性论、天道观和本性论问题，并从内在的理论特性和外缘的历史条件阐述了明代儒学重要的心性论是阳明学的内核性问题。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之《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专列“王守仁对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展”一章[14]，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致良知”的认识论以及“知行合一”的动机论阐释了王守仁的哲学体系，凸显了其集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心学家形象。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之《新编中国哲学史（下）》（人民出版社，2004）专设“王守仁的心学体系”一章，而就心学的核心命题和基本范畴“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良知与“致良知”和本体、功夫与境界等进行阐释和说明，以揭示心学体系之构成及其价值意义。郭齐勇主编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2022）系新时代系统、完整和集大成之哲学通史类研究典范，其中丁为祥所著明代卷就有涉阳明学术思想重要论述，为从哲学史学术整体脉络观察阳明研究提供了有益参照。

近现代学科视域转换中，研究方法论层出不穷。但更多是体现了哲学研究的题域，特别是以哲学史的视角将阳明学纳入其中，并一直成为研究中的主流性话语。但又因方法论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维化的研究向度。如诠释学、现象学、心理学、文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域方法论观照下的阳明研究多元性方法要素的到场与登场，拓展和展示了阳明学研究的范围与立体面相。哲学思想诠释研究的代表，如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谈远平《论阳明哲学之圆融统观》（文史哲出版社，1993）、丁为祥《实践与超越—王阳明哲学的诠释、解析与评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蔡仁厚《王阳明哲学》（台北三民书局，1974）以及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东京富山房，1900）注重学派哲学思想的研究，且身体哲学的出场，又进一步丰富了阳明研究的视域，如赵宁《王阳明“身体”哲学的生态维度》（2015）、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李洪卫《王阳明身心哲学研究：基于身心整体的生命养成》（上海三联书店，2021），阳明的生死观问题，亦属身体哲学的重要内容，龚晓康认为，阳明生死觉化的心路历程显示了其生死观的转进缘于对两重自我的区分，同时阳明的生死观具有即生死而超越生死的特征，“不但极大地推进了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探索，也实现了对于佛道教生死智慧的融会与贯通”[15]。关注社会政治研究的成果，如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上海三联书店，1994）、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焦堃《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中华书局，2021）；而阳明与社会思潮研究的代表，如吴雁南《阳明学与近世中国》（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吴震与申绪璐主编《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再现：荒木见悟与近世中国思想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政治史、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交融研究，则有李庆《王阳明传：十五、十六世纪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的聚焦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等等。

与此同时，王学概念性之基本问题及学术意义辨释，如“四句教”多受学者重视，庞万里《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1994）、冯巽《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1996）、张新民《王阳明“四句教”探释》（1997）、方国根《“四句教法”与王学分化》（1998）、杨海文《“四句教法”出处辑考》（2014）、邓国元《王门“天泉证道”考辨——以“四句教”、“四有”和“四无”为中心的考察》（2015）、毕世响《阳明“四句教”的教育哲学意义——源头上的人和路上的人》（2016）、卢盈华《王阳明四句教的“实存与机能说”之新诠释》（2018）、傅锡洪《两种〈大学〉诠释，两种“四句教”》（2021）等研究，且近年来学人亦关注于心学本体与工夫的深化阐释，王阳明心学本体论、工夫论层面的深化阐释研究愈加全面、不断出新，如张学智，“从龙场悟道的意义、‘致良知’的精义、‘知行合一’的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与智慧”[16]；傅锡洪指出“阳明提出有善有恶和无善无恶，主要是为了给学者分别指点出由勉然好善恶恶工夫达到道德境界和由自然好善恶恶工夫达到天地境界的为学进路”[17]；邓国元关于“心外无物”之说在其文章中指出：“阳明‘心外无物’涉及和蕴含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的内容关联着行为物与自在物，行为主体与存有本体是把握阳明‘心外无物’的双重向度，对于正确理解阳明此思想，进而认识阳明哲学具有重要意义。”[18]要言之，关注本体性概念的阐释，有利于进一步探知阳明心学真义及其学术思想史演化脉络。

三、以阳明学文献资料整理与注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

阳明学文献资料整理与注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是阳明学研究之基础，更接近传统学术方面研究，是其守正之一面，且有裨益于其他相关问题研究。文献资料整理与注疏方面，除吴光等整理《王文成公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之外，有较多的文本注疏整理成果，如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3）汇集历代评注，邓艾民《传习录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则打通《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二者关联，且注重义理贯通，有如吴震评云“通过《阳明全书》文本背景解读《传习录》”并强调“致良知”与“六经注我”的内在关联。

刘宗碧点校《阳明先生辑要三编（黔南今本）》（上下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王晓昕与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全四册）》（中华书局，2015）、张新民审定《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孔学堂书局，2020）和《孙山甫督学集》（孔学堂书局，2021）、郭诺明校注《李材四书学著作四种南皋邹先生语义合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21）、欧阳祯人主编《王阳明经典篇章导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束景南和查明昊编《王阳明全集补编》（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邹建锋主编《王阳明家族关系家谱》（65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和《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82册）（广陵书社，2021）及邹建锋、何俊主编《日本阳明学文献汇编》（55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大型影印文献，杨德俊主编《王学之源》《王阳明龙场遗墨》《王阳明遗像图册》（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以及李晓方主编《王阳明龙南史料辑录》（中国书店，2021）等，进一步丰富了阳明学研究之文献资料和遗产资源，有益于阳明及其后学研究之研究。

特别值得指出是，2023年北京采薇阁书店编《阳明文献论集》，不仅就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郭朝宾本《王文成公全书》（即王阳明全集初刻本）影印出版进行说明，而且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王文成公全书》以及南京本全书及其他通行本进行比对考辨，澄清了一般以四部丛刊本是《全书》的初刻或南京本的初刻误识，并突显了郭本全书在中国大陆自原书刊行以来的第一次影印出版之重要价值。与此同时，采薇阁《阳明文献论集》亦汇编了黄振萍《王阳明文献集成》、邹建锋《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翟奎凤《阳明文献汇刊》《阳明文献汇刊二编》等出版说明与始末，乃是阳明文献专题研究之重要参考。

文本比对等深度研究方面，任文利《王畿重刻南大吉本〈传习录〉与南本相关问题》一文指出，“钱德洪所见南本当同于王畿重刻本，或者具体落实下来而言，钱德洪所见即王畿重刻本，或王畿重刻所据母本。王畿重刻本的发现，为历来研究者所聚讼的钱德洪的说法找到了其版本依据”[19]。永富青地《日本的王守仁文献研究概观》一文在“关于王守仁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和“《王文成公全书》佚文研究的回顾”中简介日本学界在王守仁文献研究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希望今后有关王守仁文献的辑佚工作能够与王守仁文献的系统整理结合起来，以便使这项研究不仅能够为王守仁思想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而且使我们对王守仁文献的成书、出版的过程以及在当时及后世的流传情况有全面而系统的了解，最终为王守仁及其后学的思想研究打下坚实可靠的文献学基础”[20]。

张菁洲《图书的回环：王阳明文献在日本明治时期的传刻》一文，关注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对王阳明文献的翻刻与接收，主要考察日本学者对王阳明文献的整理与编撰，探讨王阳明文献在日本学界与社会的流传版本及文化交流作用[21]。蒋鹏翔《〈王阳明全集〉“编校说明”中的版本问题》一文，认为《王阳明全集》的“编校说明”中存在重要版本失载、版本性质误判、校本选择不当等问题[22]。叶晔《从阳明伪作考源看宗谱文献中的互袭与套用现象》一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些托名作品文献来源探究，总结出明清宗谱中的一些作伪规律，使普通读者在阅读相关文献时有一个先验的常识判知[23]。

方旭东《王杏及其所编〈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对黔版〈阳明文录续编〉的进一步研究》对编者王杏的学行作了详细考订，特别揭示了其作为嘉靖时期活跃的阳明学者形象，同时还探究了黔版《阳明文录续编》的成立经过，分析了它与阳明文录的几个早期版本之间的关系[24]。张宏敏《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回顾与思考》回顾了1949年以来在阳明后学文献资料整理方面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与正在推进的研究项目及对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总体规划[25]。何善蒙《王阳明早期思想世界的新探索——以〈弘治十二年会试录〉为中心的考察》，认为王阳明家学渊源中《礼记》的深厚积淀，为其思想奠定了礼学底色，并通过发掘科举文献的学术价值，为重新审视王阳明思想演进提供了新视角[26]。

在版本流传考证研究方面，邹建锋与陈雪《王阳明〈传习录〉形成过程研究》一文认为：“上图藏题南大吉刻《传习录三卷》并非嘉靖三年首刻本，而是万历时期重刻本，德安府本是国内外所存最早刻本，萧彦本为国内存世最早刻本，钱錞本源出萧彦本。水西精舍本，较德安府本增加二卷续录，其收语录较接近通行本下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王阳明集》附录单刻《传习续录》2卷本为水西精舍重刻嘉靖本。崇正书院本为《传习录》定稿本。胡宗宪天真书院本为通行本《传习录》足本，内容最全。”[27]另外，作者详细论述了关于阳明学文献在重新汇校过程中之作用，即“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不同版本具体文字的差异，还可以发现各自版本的源流关系。”[28]如此之基础性整理校对工作，这对于研究阳明学而言大有裨益。

钱明《王阳明兵学著作考述》一文认为，“阳明真正的兵学著作有《兵志》《阳明兵筴》《武经七书评》《历朝武机捷录》四种，但对这些兵学著作，除了日本学者，国内从未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从军事学及用兵实践的角度看，阳明的兵学著作及其相关的军事文献，可以弥补《传习录》等著述之不足。”[29]童飞在《论地方志对王阳明文献的重构与还原》一文中强调：“‘方志学’与‘阳明学’的结合，将为阳明学研究开辟新的路径。”[30]另在《日藏〈阳明先生诗录〉的版本源流与校勘价值》一文中，作者本人对《诗录》的文本来源与流布范围，及其作为王阳明早期文献对整理王阳明诗歌的重要校勘价值作了进一步探讨指出：“近些年来，王阳明文献的整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刊本文献方面，如《阳明文献汇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阳明先生珍稀文献二种》（西泠印社，2018）、《王阳明文献集成》（广陵书社，2019）、《 阳明文献汇刊二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广陵书社，2021）等，网罗了大量的阳明文献早期刊本。在墨迹和石刻方面，如计文渊《王阳明法书集》（西泠印社，1996）、《王阳明书法作品全集》（故宫出版社，2017）、《王阳明赣南诗文石刻拓片集》（江西高校出版社，2021）等，收录了众多的阳明手迹和石刻。只有充分利用这些文献，进行详细的版本比对和文字校勘，才能整理出更高质量的‘王阳明全集’。”[31]此外，作者最新发表《明代〈王文成公全书〉刊刻源流考》一文提出，“尽可能全面调查明代《全书》的版本，详细考察《全书》的各种印次，并进一步考证郭朝宾刻本、谢廷杰刻本的刊刻时间和刊刻动机。”[32]

总之，阳明学文献整理与注疏研究，实为探究“心学”义理的学术奠基，且深层观照可窥见文献整理已突破版本考证藩篱，在文本深度耕犁中直指阳明“心学”思想的本体论建构。历代学者对《传习录》版本流变的考辨，本质是对“心即理”命题在不同历史背景中内涵的疏解；而对阳明佚文佚诗的辑佚，恰似在理解思想家生命与精神成长中寻找的又一语言表达世界；对于东亚各国阳明学文献的互文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阳明学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区别与联系。故文献整理工作恰似抽丝剥茧，即阳明学文献与阳明心学思想深层互动下的文献整理与注疏研究，而将“心学”思想从静态的文本符号转化为动态的生命智慧，在持续深化中推进和拓展阳明的新型研究。

四、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研究

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研究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既是囿于阳明自身是儒释道兼涉的思想大师，也是因为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契符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思想态势，且基于中国思想文化核心问题的需要，故学界以三教关系视域开展的阳明学研究也颇为丰富。如李霞《阳明后学的以儒合佛道论》一文中认为：“在明代哲学领域，最主要的思想流派是阳明学及其后学，三教合一思想主要存在于阳明后学之中。阳明后学的特点之一是虽宗王门，却又广涉佛道。”[33]陈立胜《王阳明三教之判中的五个向度》一文从阳明心学本身的义理架构入手，从五个向度揭示心学一系三教之判所牵涉的理论向度[34]。

朱晓鹏《从王阳明“精一之学”看其三教观的四个维度》指出：“从王阳明的“精一之学”的视角看其三教观所呈现的异端之辨、是非之辨、内外之辨、人己之辨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具体展示了王学所具有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精神旨趣。”[35]梦霞与李元光《三教归心：王阳明对三教合一思想的传承与超越》认为：“王阳明以‘三教为用’构建心学”[36]米文科与刘学智《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指出：“北宋以来理学的儒佛之辨，又是如何改变明代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的，并由此重新认识王阳明的三教观及其意义。”[37]

黎业明《湛若水与王阳明关于儒释道问题的论辩》认为：“两人对待佛道二教的不同观点、不同态度，既与他们修习佛教、道教的不同经历以及所接受的佛教、道教的不同影响相关，又与他们的卫道意识、自立门户意识有所差异相联。”[38]另外，黄诚与包滢晖《转仙释之识，成“儒门”之智——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思想建立之检讨》一文“借用‘转识成智’的佛教语言结构与思维逻辑来分析、阐释王阳明圣学（儒家学说）之建立，指出阳明心学经‘初识’‘迷识’‘真识’阶段环节，并在‘龙场悟道’中实现‘转识成智’，初步建立其心学思想。”[39]展示了阳明与三教关系之多态研究面相。米文科《论焦竑对王阳明“三教一道”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思想建立之检讨》一文认为“焦竑对‘三教一道’的认识不仅反映了阳明学‘三教一道’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同时也体现了晚明三教融合的进一步深入”[40]。

就三教关系和儒佛之辨进行研究的有，张文标《论王阳明对儒道佛“静”思想的吸取和发展》，认为王阳明“表现出了融儒释道于一体的明显倾向”[41]、郭应传《依违于儒与佛、道之间的心路嬗变轨迹——以王阳明两次游历九华山为中心》，认为王阳明兼摄佛、道思想所折射出来的归隐倾向以及对超迈洒落的精神生活的向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铸就了王阳明亦显亦隐的丰实人格[42]；刘悦笛等《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指出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阳明“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43]；张小明《浅议王阳明对儒禅的融通——从其理想人格视角切入》，指出阳明较好地融会贯通了儒禅，具有“适当的儒学本位”，而非“过度的儒学本位”，最终形成了亦出世亦入世或“有”“无”结合的阳明心学[44]；何静《融摄与会通——与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阳明心学》，认为王阳明在与佛教的交涉中充分吸收、融摄佛理，会通儒释，建构起新的心学体系[45]。

儒道关系研究中，朱晓鹏《王阳明与道家道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主要对王阳明早中期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作了历史性的考察，并在《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思想的融摄》认为道家道教思想的吸取，是支撑阳明走出龙场远谪、宸濠之变等“百死千难”的生命困局的重要智慧[46]，以及《儒道融合视域中的心学建构研究及其方法论——以阳明学为中心的考察》提出在儒道融合视域中考察阳明心学的建构为主题[47]。张广保《阳明心学与道教内丹道的性命之学》，认为“应将王阳明创立的心学视为明代儒学回应性命问题大讨论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48]，等等。

要之，阳明心学作为儒释道三教互动的枢纽性存在和关键性环节，需要在三教关系交融互动和浸润中方能显示其思想内核和理论要旨。学界近年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研究呈现出三大动向：

一是“三教合一”思潮中的“心学”定位。学者普遍注意到阳明后学群体中广泛存在的“以儒合佛道”现象，阳明本人则以“心”为枢纽重构三教关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三教观。

二是儒佛之辨研究的方法论突破。既有研究深入辨析阳明对佛禅“心性”思想的吸收与转化，揭示其“良知”学说与禅宗“明心见性”的内在关联，也有强调阳明通过“致良知”工夫论实现对外在超越与突破，并完成对禅学的批判性超越。

三是儒道融合与道佛互补结构中的心学思想整合研究，展现以儒为主干兼辅释道结构的阳明心学思想史发展脉络。且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即阳明心学正是通过创造性地整合三教资源，在儒学传统内部开辟出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的思想新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思想元素和研究新范式，并彰显东方独特的哲学思想智慧。

五、中西比较视域下的阳明学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近年成果明显，有如赵宁《王阳明“身体”哲学的生态维度》一文从“王阳明‘身体’哲学的角度来窥探中西‘身体’观的不同，比较由于不同的‘身体’观导致的对待自然态度的不同，并指出重新审视‘身体’对于应对当今生态危机的重大意义。”[49]李浩《“心即理”与“良心自由”之比较研究——兼论近代中西伦理体系中的核心思想》，指出“中西方社会伦理文化在近代都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王阳明的心即理学说是对传统理学的突破，亚当斯的良心自由突破了传统基督教教义。”[50]

蔡方鹿与高健《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与伽达默尔诠释学之比较》以诠释学方法进行中西思想人物之思想比较，认为“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和伽达默尔诠释学在‘《五经》亦只是史’与‘效果历史’、以己意说经与‘读者中心论’、明道求实与实践哲学等方面具有相似处，而在理论的系统性、思想理论是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本体涵义等方面则存在不同。”[51]刘光顺《成圣路径内化的中西差异——以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例》一文指出：“西方的马丁·路德和中国的王阳明分别以因信称义和致良知学说将人们超凡入圣的路径内化。路德强调惟有凭借信仰才能称义成圣，阳明提出致良知才是通达圣人境界的正确途径。”[52]

从现象学层面开展的研究有龚晓康和王斯诗《阳明心学视域下的道德情感之维——兼与舍勒情感现象学的比较研究》，认为“王阳明关于情感问题的讨论，与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53]李幼蒸《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认为“比较研究的描述性初阶，用以作为今后仁学、阳明学、以及现象学伦理学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准备。”[54]从美学视角展开比较研究，如王元骧《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指出：“王阳明和康德作为中西哲学史上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对于审美的理解有着共同的特征，即都十分强调内在性的原则、非功利性的原则和主体性的原则。”[55]

在中西哲学思想人物的比较中，重视王阳明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比较研究，如伊丽娜《王阳明心学的道德自律性及启示——以康德道德哲学为视角》认为“王阳明心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自律思想。”[56]龚晓康在《王阳明“本体”观辨证——兼与亚里士多德“ousia”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王阳明关于本体的言说，实可与亚里士多德的ousia交互发明。这不但有助于澄清ousia的翻译疑难，而且有助于回应中西本体论的同异问题。”[57]

李涛《亚里士多德的“明智”与王阳明的“良知”》一文认为：“比较亚里士多德的明智与王阳明的良知，可以从古今中西的视角探讨两种古典思想之间的同与异。”[58]田薇《“知”“德”之辨——苏格拉底与王阳明比较研究》对于苏格拉底和王阳明伦理学的基本命题——“德性即知识”与“致良知”进行了分析阐述和比较研究[59]。范世珍《王阳明“致良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之比较》指出：“王阳明‘致良知’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蕴涵了中西道德哲学传统的一些重大差异。”[60]故在中西比较的研究视域中，更能发现阳明心学的独特内涵与价值意义。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在阳明学的文化传播研究中也有丰富之成果。以《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研究为例，《传习录》的西译历程展现出中国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复杂机制，从早期通识译介到“厚重翻译”策略的应用，翻译行为本身已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如费周瑛与辛红娟《〈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研究通识译介阶段》一文，以阳明学为主题划分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三个阶段：通识译介阶段（1960年以前）；学术繁荣阶段（1960—1980年）；多元化研究阶段（1980年至今），并力图揭示文本译介与接受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以期为阳明思想在海外的系统、深入传播提供理据[61]。

徐赛颖在《“厚重翻译”观照下的亨克英译〈传习录〉探析》一文中提出：“亨克《传习录》的英译是应用厚重翻译策略的成功验证。”[62]张帆与刘华文《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译释层次分析——以〈传习录〉英译文本为例》强调“以王阳明《传习录》的英译本为对象考察译者在中国哲学典籍翻译中的译释层次”[63]。刘孔喜与许明武《〈传习录〉英译史与阳明学西传》，认为“梳理《传习录》英译史，重在论述两译本出现前后西方学者对阳明心学关注与研究情况变化，突出呈现以译本评论为形式的阳明学研究实况，彰显了《传习录》英译对推进阳明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发展所起的贡献。”[64]

司马黛兰与倪超《王阳明研究在西方》，“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王阳明以及阳明后学研究的专著、书中章节和期刊文章进行归纳”[65]。刘孔喜与胡琴《作为教育行为的〈传习录〉英译与传播》认为：“《传习录》英译作为具有教育行为意义的翻译活动，发挥着教育的文化功能，向彼时西方学子拓荒性地普及了先秦儒道哲学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积极扭转了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明认识的缺陷。”[66]由此具见，《传习录》的翻译与传播促进了王阳明明海外之研究，且关注海外阳明学研究亦是新时期的一大动向。李学堂《朝鲜朝中期的阳明学辨——以退溪、西厓、栗谷为中心的讨论》认为：“16世纪上半叶开始阳明学在朝鲜学界已经广泛传播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67]

关于日本阳明学研究，邓红《何谓“日本阳明学”》，对“阳明学”一词进行追根溯源，并全面论述“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的来龙去脉、内涵和学术虚构，阐明其和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联系和区别[68]。钱明《早期日本人来浙考察王阳明遗迹考述》，指出“高濑武次郎可以说是最早来浙考察阳明遗迹的日本学者，诸桥辙次则是最早考察并记录和拍摄阳明墓的日本学者，而井出季和太乃是最早把王阳明引入时已为日本所统治的台湾的日本人”[69]，另在《开拓阳明学域外传播研究的新视域——从文炳等著〈阳明心学海外传播研究〉说起》中指出：“阳明学作为历史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外传播、形成域外学派的最成功案例之一，更需要突出这样的传播理念，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以便进一步观照当今的世界，展露我们的胸怀。”[70]

王阳明思想文化传播方面，曹雷雨《西方王阳明思想译介与研究综述》认为，阳明学西方之旅的研究中主要存在缺乏历史性的系统全面研究，以及选题范围狭窄、研究层面单一、现象罗列过多、观点和方法陈旧等问题[71]。蔡亮《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研究》认为：“阳明思想的域外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72]程玲和严功军《阳明学在英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指出：“分析阳明学在英国的文化交流与接受变化过程，理性认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在英国传播的规律，推动新时期中英文明交流互鉴。”[73]

要言之，中西比较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多维度的学术研究态势和格局。学者们以现象学、诠释学、伦理学等西方哲学方法为参照系，并深入开掘阳明心学的内在哲学意蕴及其现代性价值。上述研究从“身体”哲学的生态维度到“心即理”与西方伦理学的理论对话，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异同辨析到道德情感与现象学的会通探索，研究既注重思想本体的深度诠释，又凸显中西文化精神的内在结构性差异。

此外，阳明学在东亚的传播尤为引人注目，“日本阳明学”的社会运动特质与朝鲜儒者的批判性接受，构成了理解东亚儒学思想史的关键节点。因此，当前研究仍需在系统性、理论深度与方法创新上着力，既要建立中西哲学比较的对话平台和机制，更要探索阳明智慧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使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和中国思想智慧方案。

六、阳明学跨学科交叉整合研究

文本学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一直处于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故其在交叉整合研究层面亦存有较大空间。其中，张献忠与朱候渝《阅读史视角下的〈传习录〉研究》，指出：“将《传习录》置于此背景下，可以勾勒出《传习录》的阅读群体与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回忆空间，从而更好地探究阳明心学在明清两代士人心中的地位”[74]。然而，当前文本学视域中的交叉性不够凸显，与时代接轨的应用研究较少，故需结合当前数字化技术、文化遗产学的保护思维与路径以及其他基础性学科的积淀，合力一行，深入推动阳明学跨学科交叉整合研究。

阳明学跨学科交叉整合研究除文本学视域，政治学领域研究亦丰富多元。陆永胜《王阳明“以心解佛”及其诠释学省察》指出：“阳明‘以心解佛’既是一个哲学命题、诠释学命题，也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命题。”[75]刘晓民《社会整合理论视阈中王阳明南赣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借鉴》，认为“立足于政治社会学对南赣治理进行研究，试图将王阳明南赣治理的经验和措施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进而拓展阳明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76]。

郭美华与陈昱哲《个体道德与普遍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及其缺失——〈大学〉的政治哲学解读》分析了王阳明以仁心感通为基础，将教化—道德—政治的一体化理解为个体道德与普遍政治甚至天地万物的浑然整体。[77]钱明《“觉民行道”与“安民行道”——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民生之道》认为：“王阳明思想资源中与社会治理、民生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与‘亲民’说。”[78]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有隋思喜与武萌《王阳明的情感政治论》一文，认为：“可以将王阳明的政治哲学称为‘情感政治论’。”[79]黄诚《“悟道与治道 ——以‘龙场悟道’为主线的阳明心学探索”》，认为“悟道与治道，互补互诠，构成王阳明良知心学的一体两面。”[80]

有关阳明学与易学研究成果亦较多，其中成中英与张新民两位学者进行了“《易》学与良知学的对话”[81]。温海明从意本论哲学的角度深入分析阐释阳明“良知”与其易思想之关系[82]。张沛研究认为，阳明心学表现出了“体用一源”的易学思维方式[83]。谢金良《〈周易〉对阳明心学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良知即易”是阳明心学美学的思想精髓。[84]钟纯《“修辞立诚”与“迁善改过”——王阳明易学视域中的道德工夫论》围绕“阳明道德哲学和其易学关系的视角，具体阐发了阳明‘修辞立诚’与‘迁善改过’道德修养的工夫路径。”[85]阳明学与易学探讨，无论是关系探究、文本梳证、思想举要都取得了可喜成绩，然从历史逻辑、思想文化史大脉络及王阳明与阳明后学之易学视域等整合研究层面着力上仍有不足，而有待继续挖掘。

阳明学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果较为分散，黄诚《从王阳明之“诗”看王阳明之“悟”》，认为“诗”与“悟”关系密切，“诗”是“悟”的意象表征，“悟”是“诗”的精神之魂，从“诗”可以看到“悟”的次第和“悟”的境界[86]，是以诗证悟方法就阳明心学的新探索；刘凤霞《“风教”与“风情”——阳明学人的曲学态度及其戏曲发展史意义》，探究阳明学人对明清戏曲的认知态度，并在归纳阐释阳明学人戏曲观的基础上，重点解析阳明学人对晚明戏曲功用和性质的评价[87]。

薛青涛《论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以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中心的考察》，对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进行初步探究[88]。武道房《心学本体论与王阳明的文学思想》认为：“本体论是阳明心学的核心，王阳明全部的文学思想均是从其本体论延伸而来。”[89]袁宪泼《王阳明“游艺”工夫实践与文艺观念突破》一文指出王阳明的文艺观念提高了文艺在心学体系中的地位，彰显出了文艺独特的审美价值[90]。此外，阳明心学与诗学上的比较研究方面，刘强《论阳明心学及其诗学与“诗教”》指出，其“寓教于诗”的诗歌教化实践，堪称一种独具阳明心学特色的“新诗教”[91]。欧阳祯人《乐是心之本体：阳明心学的美学向度》一文阐释了阳明心学的情感问题，丰富了先秦以来“乐感文化”的哲学内涵和美学境界[92]。

与此，从心理学角度对阳明学进行研究，有王启康《王阳明良知与致良知学说中的心理学问题》，认为王阳明的这种道德理念的形成不依赖于具体知识的作用的思想是错误的，“它是与人类道德理想形成的实际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相违背的”[93]。舒曼《致良知与幸福感》一文“借鉴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梳理了‘致良知’的思想内涵与幸福感精神实质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据，讨论‘致良知’想何以能促进人类的幸福感”[94]，并在《知行合一与心理健康》一文中专门就与心理健康作了关联性研究，用“知行合一”思想诠释心理健康的促进模式，为心理健康研究注入新的活力[95]。就阳明学在心理学视域下的研究而言，李承贵《心理学视域中的王阳明心学研究》以心理学角度研究王阳明心学，认为“王阳明心学心理学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程度深邃，仍然有待全面发掘、整理和深入地研究。”[96]

交叉研究中军事学方面的成果亦较为突出，这自然同王阳明个人军事事功成就密不可分，阎盛国《〈孙子兵法〉对王阳明兵学思想的影响》认为王阳明不受兵学权威思想的禁锢从而发展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兵学思想，是屡建奇功，集明代兵学、理学之宗于一身的历史上罕见和楷模式人物[97]。钱明《王阳明的兵学术及武备策》，指出：“阳明更重视破心中贼、心学、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成圣等形而上的‘体’和‘道’，这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军事家乃至军事战略家的根本之处。”[98]

同时在《王阳明兵学著作考述》提出：“从军事学及用兵实践的角度看，阳明的兵学著作及其相关的军事文选，可以弥补《传习录》等著述之不足。”[99]此外，黄朴民与熊剑平《知行合一：王阳明兵学思想管窥》就王阳明的兵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兵学思想具有兵儒合流的特征[100]。刘荣茂《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则从用兵之必要、儒门兵将、用兵工夫等三个方面概括阳明学人独特的兵学思想[101]。质言之，近年来在阳明学体系中的阳明军事思想研究成果显著，不论是阳明与《孙子兵法》研究，还是阳明思想与军事事功之比较研究十分丰富。

从认知科学角度理解阳明心学的成果较少，如王强《王阳明“致良知”认知模式的探析》，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两个方面揭示‘致良知’的逻辑进展方式。”[102]张庆熊《良知与认知：在中西文脉比较中探讨》，阐明中国和西方有关良知和认知关系的观点之各自的特点，认为通过道德修养的致良知之路成圣的大方向是正确的[103]。陈心想《“心”即“认知”：认知框架、社会事实与赋值力》，认为“必须通过认知水平的提高，‘心外无物’的心学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提高个体和社会认知‘社会事实’心智层次的价值和意义。”[104]

龚晓康《良知“坎陷”抑或“呈现”？——兼论阳明学对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开出》，从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王阳明区分“真己”与“躯壳的己”等入手，分析良知“呈现”何以能开出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105]。其中，鲜明提出阳明心学就是中国的认知科学的是蔡曙山《阳明心学就是中国的认知科学》一文，文章指出：“阳明心学（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与心灵哲学( philosophy of mind) 和认知科学关系密切。且作出结论与展望：阳明心学是当代中国的认知科学；以阳明心学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把握认知转向机遇，重建中华文化辉煌。”[106]并研究指出：“阳明心学的认识论已经具备了近代哲学的所有要素，因此阳明心学的认识论乃是中国近代哲学建立和完成的标志。”[107]

要言之，阳明学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流派，其跨学科研究自身呈现出多元交融的学术格局。文本学研究领域以阅读史为切入点，揭示文本传播与士人群体的互动关系；政治学维度则深入挖掘心学思想在社会治理、民生政策及权力秩序建构中的实践智慧，凸显“致良知”与“亲民”理念的现世价值。易学阐释方面，学者着重探讨良知本体与易学思维的内在契合，从体用一源到道德实践，构建起心学与易学交融的对话语境。文学艺术研究突破传统范式，既关注阳明后学对戏曲美学的重构，又剖析心学本体论对文学观念的重塑，尤其“乐是心之本体”的美学命题开辟了新的阐释空间。

心理学视域则聚焦良知教化与现代心理疗愈的关联问题，揭示知行合一思想对个体生命及心性成长的启示。军事学研究则彰显阳明兵学“事上磨练”的实践品格，其兵儒合流思想为传统兵学注入心性智慧。值得关注的是，认知科学领域研究近年异军突起，学者们尝试以心学话语重构中国本土认知范式，提出阳明心学实为中国古典认知科学的新见，为传统思想现代转型提供了崭新路径。未来阳明学的跨学科研究，既需深化各领域内在理路探究，更应加强学科间对话机制建设，在经典诠释与现实关怀的双向互动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七、阳明学价值转化与综合应用研究

阳明学价值转化利用研究中，从历史视域研究地方治理的成果有：马国君与李红香《论王阳明对黔桂土司地区的治理与边疆稳定》，从历史维度出发阐释了阳明心学对边疆治理和稳定的贡献，文章指出：“王阳明正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在充分认识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发挥其‘心学’精髓，对犯法违规之土司的处置既得体，又能把握好分寸，进而维护了土司制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108]有关《乡约》研究层面，王雅克等《〈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研究》一文，即“从《乡约》订立的历史背景、《乡约》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思想渊源、《乡约》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三个方面着眼”[109]阐释其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陈睿超《王阳明〈南赣乡约〉的思想、现实基础及其当代启示——一个传统中国的“简约治理”个案》，认为“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创制的《南赣乡约》立足于其特定的思想与现实基础，开辟了一条制度与道德协调共举、官治与民治相互促进的乡治路径，这一路径为现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10]刘晓民《社会整合理论视阈中王阳明南赣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借鉴》一文指出：“文化整合与制度整合强调道德、集体情感和社群规范的重要性，与王阳明的教化治理思想具有较高的契合性。”[111]总之，学者从历史、现实的不同角度剖析，诠释了阳明学对古代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贡献，并探讨了古代基层治理建设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治理实践的镜鉴作用。

阳明学在综合应用研究方面较为显著成果有：王伟《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阐释及其当代价值》，指出“以王阳明心学体系为经、以王阳明廉政言行为纬，旨在系统、深入挖掘王阳明心学体系和‘立德立功立言’中的廉政思想，以期助益于作为共产党人‘心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党风廉政建设和作为公民道德建设重要内容的廉洁自律教育。”[112]知行关系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一直关注并探索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且知行不一、知行分离、知行相悖的现象，也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吕本修与赵红梅《王阳明知行合一观及其在干部人格塑造中的作用》一文，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其对提升领导干部道德素质、完善领导干部道德人格的作用。”[113]舒曼《阳明心学与现代心理疏导——写在王阳明诞辰550周年之际》，认为阳明心学能够为现代心理疏导提供共享性经验及指明未来可能性研究方向，为应用中国文化促进国民心理健康提供理论支持[114]；其《阳明心学与当代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启示、内在逻辑和实践遵循》，则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心理健康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所引发的现象进行检视、审思[115]。陈立胜《阳明学登场的几个历史时刻——当“王阳明”遭遇“现代性”》，指出“阳明学的某些气质可以从不同的向度为古今中西交织而成的中国现代性‘转变’问题提供精神上的支持”[116]。

尤其在共产党人的“心学”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其中牛安生《“心学”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认为“强调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特点。”[117]袁吉富《王阳明学说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启示》，指出“王阳明‘圣人分两说’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学’颇具借鉴意义”[118]。李朝伟《“心学”的党性修养价值》，强调“‘心学’思想在提升个体道德修养、培养理想道德人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党性修养教育中发挥着端正心性、修身养性等重要功能。”[119]

另外，叶小文《体悟阳明心学坚韧内心定力》，提出“体悟‘阳明心学’，有利于滋养民族心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一定能跨越心为物役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周边纷扰陷阱，战胜各种艰难险阻。”[120]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增强党性，亦可从阳明心学挖掘思想资源，漆思《修好共产党人“心学”重在增强党性》[121]，强调“知信行统一”，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资源在该文中亦得到较好开掘与应用。

综上，阳明学作为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代表，其思想精髓在当代社会仍具有显著的现实转化价值。在地方治理领域，阳明心学强调的“知行合一”理念与基层治理实践深度融合，其创设的《南赣乡约》和进行的制度设计，通过道德教化与制度约束的双向互动，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在思想价值维度层面，阳明学“致良知”的道德自觉观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层滋养，其强调的内心修炼与行为规范的统一性，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人格塑造提供了重要启示。

特别是在共产党人“心学”建构中，阳明学倡导的道德主体性与党性修养具有内在契合，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的创新路径。阳明心学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现代转型尤为引人注目，其“事上磨练”的实践智慧与现代心理疏导机制形成理论呼应，为心理服务提供了一条“心学”路径。从历史治理工具到现代精神资源，阳明学在保持核心价值内核的同时，实现了从传统伦理到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此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八、阳明学其他问题研究

阳明学研究已成蔚为大观之态势，故就其进行综述梳理亦难免挂一漏万。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一是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如吴晓秋与胡进《龙场九驿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认为“对龙场九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初步的价值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22]谭德兴《贵州历代诗刻的文化内涵与文学意蕴》多处提及和王阳明有关石刻遗产，指出“贵州诗刻无论在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方面均极其珍贵，其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贵州区域文化的特征，还与整个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亦息息相关。”[123]

陈东《峄山大通岩与明代心学遗存》，认为“峄山大通岩的命名、孔子及四配石像的雕刻，都是由薛侃主导完成。”[124]张伟与赵乃蓉《广西两方王阳明石刻画像碑考录》一文，结合史料就画像碑所载人事、题刻年代、内容、背景等进行考释，从而明确王阳明石刻画像碑对研究王阳明画像版本流转、岭南书院创办历史及岭南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价值[125]。朱思维与严允《于都罗田岩王阳明、何春题刻考释与解析》，就目前所知江西省唯一的一方记录阳明弟子受学和传习阳明心性之学的摩岩石刻遗存作了研究，认为“这方摩岩石刻弥足珍贵，它不但为我们研究王阳明的系统学说，而且也为我们考察和研究阳明心学在赣南阶段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以及它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佐证资料。”[126]

二是文旅结合方面，如刘凤霞《他年贵竹传异事应说阳明旧草堂——王阳明在黔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现状探析》，认为要“着力探讨王阳明在黔遗迹之保存、保护及开发和旅游现状及存在问题，以彰显王阳明对贵州的文化贡献，促进阳明文化在贵州的传播和承继”[127]。吴丹《论贵州阳明文化旅游开发——以修文县为例》，认为“修文县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对旅游配套设施进行完善，加强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加强对外宣传”[128]。

吴强与彭佳慧《“文旅融合”下王阳明赣州诗的旅游资源转化途径》，认为可从景观构建、住宿、交通、购物和娱乐等方面探讨其诗文转化途径，为赣州阳明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参考[129]。陈为兵与杨秋萍《以文促旅：王阳明居黔作品中贵州文学景观旅游链构建调查》，认为“调查为一体化传播王阳明文化和推动贵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对贵州现有文旅项目的补充，也是黔学发展的重要推力”[130]。

三是书法艺术方面的研究，刘瑞《王阳明书法的哲学之美》，指出“王阳明书法的哲学之美是以‘知行合一’及‘致良知’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以‘心学’与美学概念当中的‘意、志、情’之间的关系阐发其书法艺术的经验之美与超验之美”[131]。伍强胜《从“书为心画”肇始到王阳明心学》，认为“书法艺术彰显了主体的生命意识，是对道的把握方式。在道——艺的模式中，王阳明的‘书为心画’之心学是对宋代‘道’抑制‘艺’的书法理论的突破，从而将‘道艺合一’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132]孟莉《王阳明书法艺术探赜》，指出“心学巨擘王阳明奉重道尚意理念为书学圭臬，取法魏晋书法之率真韵致，师法‘二王’，直追宋人尚意尚势书风，由道统艺，以艺臻道，兼擅行、草书。”[133]

四是，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吴璇《浅析王阳明与夸美纽斯儿童德育思想之异同》一文，通过分析王阳明和夸美纽斯两人儿童德育思想的异同并挖掘传统道德资源，指出合理借鉴西方先进德育思想的重要意义[134]。贵阳孔学堂十分重视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的研究工作，尤其是贵阳孔学堂正式揭牌成立“阳明心学与当代心态研究院”有力推动了心学与社会心态研究。

2016年4月专门成立了“阳明心学与当代心态研究院”，且举办“阳明心学与当代心态理论研讨会”，并有国内著名高校和学者参与研讨之活动形式，标志着心学与心态研究出现了新变化、新转变与新发展，即转入了全面化、系统性和有组织地开展和进行研究之新阶段。关于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如何善蒙、李栅栅《从心学到心态学：阳明心学的当代转化》一文，提出要“从心学找到适合当代心态需求的思想资源”、“实现心学到心态学的有效转换”[135]，进一步丰富了社会心态研究的论域。

黄诚与钟海连《论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建设的互动关系》，将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进行结合研究，认为“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的深度融合，拓展了阳明心学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和新篇章，为建设新时代、新阶段的人类精神家园提供了思想智慧。”[136]姚新中与隋婷婷《当代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知行合一》一文，发现阳明心学与社会心理学不但在思想中有诸多共鸣，指出“其理论交叉与互补也为把握情感与认知的平衡、推动知行一致的自验期望、去除蔽染引人习行、为‘知行合一’在当代社会的嵌入与施行开启了更大的空间与可能性。”[137]杨国庆与吕文龙《王阳明乡治思想的独特系统性及其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指出“王阳明在秉持乡约精神（教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实际需求适时建立了由保甲、乡约和社学等方案构成的乡治系统”，认为这种独特性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了诸多启示。[138]。

五是阳明学研究还与商业经营理念与精神相接轨，如张兵与赵璐《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认为“‘知行合一’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才选拔、人才培养、绩效考核、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39]耿川等《当王阳明遇见德鲁克：现代企业博雅管理的本土化》，选取了中国传统智慧哲学的精华王阳明“心学”以及西方管理哲学的典范德鲁克“博雅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文章深入剖析了两者的内涵与特征，并沿着‘德鲁克之路’尝试寻找出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管理模式[140]。

李佳威与王永昌《用阳明心学涵养浙商精神》，指出“阳明心学蕴含着义广精深的智慧，是浙商与时俱进甚至超越时代的思想力量与心灵养料”[141]；另，王永昌与王磊《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内在机理探究》，指出“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实践精神、创新精神、主体精神等与阳明心学本有的精神正相一致，构成了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思想契合点。”[142]

总体而言，阳明学研究在近年呈现多元发展的蓬勃态势，其学术生命力与研究不局限于历史学、哲学、文学、文化学等传统学科领域，更拓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融合、艺术创作、社会治理及现代管理等领域的深度对话与融合中焕发生机。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面注重实证考据，意在揭示阳明学说的在地化传播轨迹及其对地域文化的塑造作用。文旅融合研究则聚焦心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探索如何通过景观重构、品牌塑造与产业链延伸，实现阳明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旅游经济的有效链接。艺术学视角深入挖掘阳明书法“知行合一”的美学意蕴，阐明其“心手双畅”的艺术实践对明代书风转型的启示。

社会学研究方向则拓展至德育思想比较、社会心态调适及基层治理模式研究领域，彰显阳明心学在现代伦理建设与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理论潜能。尤值关注的是，阳明学与现代管理哲学的跨界对话，通过“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理论与实践调适，为商业伦理与企业文化建设提供蕴藏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该类研究共同推动着阳明学从抽象义理向活态文化的转型应用，并助力于学术界不断开辟出兼具思想深度与应用价值运用转化相结合的实学与真学问。

九、阳明学未来走向与研究趋势

阳明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的重要存在，其研究范式与价值向度正在经历深刻的现代转型。在历经文献整理的奠基期、文本学研究的深耕期、跨学科探索的拓展期后，当前研究正步入学术交叉、思想深化与实践转化的关键阶段。未来研究将呈现六大基本趋势，既延续了百年来的学术积累脉络，又回应了数字时代现实需要。

（一）文献整理的数智化转型与知识图谱构建

随着古籍数字化工程的推进，阳明学文献整理将突破传统校勘学局限，进入数字智化、智能化的新阶段。通过构建“王阳明文献知识库”，可实现版本异文的全文比对、思想命题的语义网络分析、人物关系的可视化呈现。AI技术将助力佚文辑佚工作，利用机器学习模型从地方志、族谱等非结构化文本中自动识别疑似文献。区块链技术的引入有望解决文献版权争议，建立可信的学术溯源体系。这种数字化与数智化转型不仅提升研究效率，也将催生“数字人文与阳明学”这一新兴交叉领域。

（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阳明学自主知识、学术系统的建构

在东亚文化圈，“阳明学”概念正在经历去中心化的重构。日本“心学”研究群体也在突破“日本阳明学”的自我限定，在世界阳明学研究语境中探寻思想对话。韩国学者通过比较栗谷学与阳明学的体用观，建构东亚儒学研究的新坐标系。欧美汉学界则借助现象学方法，将“致良知”诠释为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直觉理论。此类多元对话将推动建立“全球阳明学”研究网络和机制，有助于创建起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阳明学自主知识、学术系统，并在未来形成超越地域范式的学术共同体。且数字人文平台也将实现全球阳明学资源的云端共享，形成实时交互的学术生态系统。

（三）现代性困境中的心学智慧转化

面对技术异化、生态危机、价值虚无等现代性问题，阳明学“心即理”的主体性哲学展现出独特的诠释向度和解释力。学者开始将“知行合一”转化为实践哲学框架，探讨其在人工智能伦理、环境治理、社区营造中的应用转化；“致良知”的道德情感理论为情感计算提供东方思想智慧，情感神经科学开始关注阳明学“事上磨练”对前额叶皮层发育的影响。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在现象学视域下重构心学范畴，探寻心学思想内涵，并探索建立具有当代解释力的心性哲学体系。

（四）跨学科研究的范式持续推进

阳明学研究正突破传统文史哲学科的研究边界，并以新姿态形成几大新兴交叉学科研究新领域：一是心学与认知科学。通过技术研究“致良知”过程中的脑神经机制，发现静坐冥想与默认模式网络的关联；二是心学与政治哲学：构建“致良知型治理”模型，探索基层自治中的道德共识达成机制；三是心学与教育学：开发“事上磨练”体验式教学法，应用于青少年道德养成教育。这种研究范式革命将催生新的学术增长点，推动阳明学从思想资源向方法论体系转化。四是心学与心理学：通过心学的核心逻辑，为当前心理学的发展亦可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和方法论资源。

（五）社会实践应用的场景推陈出新

阳明学正从书斋学问走向生活实践和实践生活，并形成五大应用场景：一是城市治理：杭州等地试点“阳明社区”，通过“知行合一”理念重构社区议事机制；二是企业管理：“致良知工作坊”提升员工道德领导力，华为等企业引入心学培训体系；三是心理健康：“心学认知疗法”在焦虑症治疗中显现独特疗效；四是乡村振兴：打造“阳明文化小镇”，实现文化遗产活化与产业升级的有机融合。这种场景化创新推动阳明学从理论建构走向生活实践。五是合理规划“阳明文化”旅游路线，如贵州推出的“阳明十二境”，结合各地实际推出适合大众的徒步旅行线路，积极适应当前新的旅游热潮。

（六）新媒质中的话语重构

当前，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期，王阳明的研究和知识传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一部分学者借助短视频平台传播阳明文化，也有一些视频博主传播“心学梗文化”，还有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开发“阳明与三十六计”游戏，创作如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之阳明文化歌曲作品，这些都是新时代下阳明学研究和阳明文化传播的新赛道。此外，社交媒体上的“阳明学超话”也容易形成新型学术交流对话的平台，B站有关王阳明和《传习录》知识和讲解的视频加起来播放量超亿次，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新的大众传媒。因为，这种传播媒介和学习方式的革新不仅扩大受众群体，更将推动阳明学研究从精英学术向大众智慧转化，实现学术话语的代际更迭。

综上而论，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阳明学不仅是儒学发展的高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内核，既承载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智慧，又蕴含着突时代局限的哲学思想智慧。在文化自信、自强成为时代强音的今天，阳明学研究也正从单纯学术研究转向对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深度开掘与生命体证过程之中。上述研究新趋势体现了本体诠释与本体实践的双向进路，既延续着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传统特质，同时亦彰显了数字文明时代“知行合一”的创新精神。因此，未来当阳明学真正实现从历史文本到生活实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之必须，它定能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典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贡献思想智慧。

[①]编者按：“儒释道三教”为符合学术习惯的学术用语。但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我国对宗教的定义，宗教应具有系统的教规教义，一套相对稳定的宗教制度、宗教仪式、入教手续和依法成立的宗教组织，故儒家为思想流派，并非宗教。本文作者虽使用“儒释道三教”这一表述，但实际是指懦、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不涉及宗教相关内容。特此说明。
 
[②]见明代人冯梦龙所著《王阳明出身靖乱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系现存最早一部关于王阳明的传记小说，与《王阳明年谱》线索内容有紧密之关联，或是在年谱参考下的文学创造，仍具有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
 
[③]参见吴光：《阳明学综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④]书暂无中译版，中文书名为作者自译。原书:Ching，Julia. 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 Columbia Universiti Press, New York and Londun，1976.
 
[⑤]参见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1]刘宗周著.刘宗周全集（第6册）《文编下》[M].吴光主编，丁晓强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790.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门学案一[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578.
 
[3]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全两册）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9:180.
 
[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全两册）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9:178.
 
[5]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838.
 
[6]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三读丛书•开卷有益•章太炎著作选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29.
 
[7]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46-147.
 
[8]梁启超.梁启超讲读王阳明心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3-199.
 
[9]吕思勉.国学知识大全[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291.
 
[10] 永富青地.日本的王守仁文献研究概观[J].文献，2006(3):178.
 
[11]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4.
 
[1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09-324.
 
[13]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50.
 
[14]肖萐父.中国哲学史（上下卷）[M].李锦全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0.
 
[15]龚晓康.“此心光明”：王阳明的生死觉化与良知体证[J].中国哲学史，2020(3):85.
 
[16]张学智.王阳明心学的精神与智慧[J].哲学动态，2019(11):37.
 
[17]傅锡洪.从体用论、工夫论与境界论看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说[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63.
 
[18]邓国元.行为主体与存有本体：王阳明“心外无物”研究说[J].哲学研究，2021(4):63.
 
[19]任文利.王畿重刻南大吉本《传习录》与南本相关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25.
 
[20]永富青地.日本的王守仁文献研究概观[J].文献，2006(3):183.
 
[21]张菁洲.图书的回环：王阳明文献在日本明治时期的传刻[J].新世纪图书馆，2022(1):77.
 
[22]蒋鹏翔.《王阳明全集》“编校说明”中的版本问题[J].图书馆杂志，2012(11):78.
 
[23]叶晔.从阳明伪作考源看宗谱文献中的互袭与套用现象[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85.
 
[24]方旭东.王杏及其所编《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对黔版《阳明文录续编》的进一步研究[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7.
 
[25]张宏敏.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回顾与思考[J].浙江学刊，2016(4):24.
 
[26]何善蒙.王阳明早期思想世界的新探索：以《弘治十二年会试录》为中心的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2025(6):29.
 
[27]邹建锋，陈雪.王阳明《传习录》形成过程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20(3):140.
 
[28]邹建锋.《阳明先生文录》版本源流考[J].浙江社会科学，2019(1):118.
 
[29]钱明.王阳明兵学著作考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6.
 
[30]童飞.论地方志对王阳明文献的重构与还原[J].中国地方志，2024(3):96.
 
[31]童飞.日藏《阳明先生诗录》的版本源流与校勘价值[J].图书馆杂志，2024(6):139.
 
[32]童飞.明代《王文成公全书》刊刻源流考[J].文献，2025(3):52.
 
[33]李霞.阳明后学的以儒合佛道论[J].江淮论坛，1998(3):80.
 
[34]陈立胜.王阳明三教之判中的五个向度[J].哲学研究，2013(3):39.
 
[35]朱晓鹏.从王阳明“精一之学”看其三教观的四个维度[J].哲学研究，2017(9):36.
 
[36]尤梦霞，李元光.三教归心：王阳明对三教合一思想的传承与超越[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64.
 
[37]米文科，刘学智.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J].哲学研究，2019(7):48.
 
[38]黎业明.湛若水与王阳明关于儒释道问题的论辩[J].学术研究，2009(6):37.
 
[39]黄诚，包滢晖.转仙释之识，成“儒门”之智：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思想建立之检讨[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2.
 
[40]米文科.论焦竑对王阳明“三教一道”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思想建立之检讨[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8.
 
[41]张文标.论王阳明对儒道佛“静”思想的吸取和发展[J].求索，2014(2):78.
 
[42]郭应传.依违于儒与佛、道之间的心路嬗变轨迹：以王阳明两次游历九华山为中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467.
 
[43]刘悦笛.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J].孔学堂（中英文），2022(2):92.
 
[44]张小明.浅议王阳明对儒禅的融通：从其理想人格视角切入[J].船山学刊，2010(1):119.
 
[45]何静.融摄与会通：与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阳明心学[J].哲学研究，2023(9):77.
 
[46]朱晓鹏.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思想的融摄[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6):35.
 
[47]朱晓鹏.儒道融合视域中的心学建构研究及其方法论——以阳明学为中心的考察[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7(6):43.
 
[48]张广保.阳明心学与道教内丹道的性命之学[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20.
 
[49]赵宁.王阳明“身体”哲学的生态维度[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67.
 
[50]李浩.“心即理”与“良心自由”之比较研究——兼论近代中西伦理体系中的核心思想[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3):74.
 
[51]蔡方鹿，高健.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与伽达默尔诠释学之比较[J].现代哲学，2012(2):108.
 
[52]刘光顺.成圣路径内化的中西差异——以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例[J].宗教学研究，2017(3):244.
 
[53]龚晓康，王斯诗.阳明心学视域下的道德情感之维——兼与舍勒情感现象学的比较研究[J].周易研究，2025(3):104.
 
[54]李幼蒸.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
 
[55]王元骧.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J].浙江学刊，2006(6):77.
 
[56]伊丽娜.王阳明心学的道德自律性及启示——以康德道德哲学为视角[J].学术交流，2011(11):27.
 
[57]龚晓康.王阳明“本体”观辨证——兼与亚里士多德“ousia”的比较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52.
 
[58]李涛.亚里士多德的“明智”与王阳明的“良知”[J].伦理学研究，2025(3):123.
 
[59]田薇.“知”“德”之辨——苏格拉底与王阳明比较研究[J].孔子研究，2003(6):81.
 
[60]范世珍.王阳明“致良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之比较[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0.
 
[61]费周瑛，辛红娟.《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9(5):121.
 
[62]徐赛颖.“厚重翻译”观照下的亨克英译《传习录》探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238.
 
[63]张帆，刘华文.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译释层次分析——以《传习录》英译文本为例[J].外语研究，2024(2):94.
 
[64]刘孔喜，许明武.《传习录》英译史与阳明学西传[J].中国翻译，2018(4):28.
 
[65]司马黛兰，倪超.王阳明研究在西方[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2.
 
[66]刘孔喜，胡琴.作为教育行为的《传习录》英译与传播[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3):89.
 
[67]李学堂.朝鲜朝中期的阳明学辨——以退溪、西厓、栗谷为中心的讨论[J].中国哲学史，2022(6):46.
 
[68]邓红.何谓“日本阳明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53.
 
[69]钱明.早期日本人来浙考察王阳明遗迹考述[J].孔子研究，2018(5):54.
 
[70]钱明.开拓阳明学域外传播研究的新视域——从文炳等著《阳明心学海外传播研究》说起[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5(5):16.
 
[71]曹雷雨.西方王阳明思想译介与研究综述[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39.
 
[72]蔡亮.阳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22(2):111.
 
[73]程玲，严功军.阳明学在英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J].孔子研究，2025(2):139.
 
[74]张献忠，朱候渝.阅读史视角下的《传习录》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20(8):115.
 
[75]陆永胜.王阳明“以心解佛”及其诠释学省察[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43.
 
[76]刘晓民.社会整合理论视阈中王阳明南赣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借鉴[J].江西社会科学，2021(8):217.
 
[77]郭美华，陈昱哲.个体道德与普遍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及其缺失——《大学》的政治哲学解读[J].周易研究，2021(1):98.
 
[78]钱明.“觉民行道”与“安民行道”——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民生之道[J].孔学堂（中英文），2024(1):70.
 
[79]隋思喜，武萌.王阳明的情感政治论[J].学术研究，2025(2):33.
 
[80] 黄诚.悟道与治道：以“龙场悟道”为主线的阳明心学探索[J].孔学堂（中英文），2025(1):73.
 
[81]成中英，张新民.《易》学与良知学的共通及嬗变——新《易》学与良知学对话[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4):55-61.
 
[82]温海明，文与悟.“良知即是易”的意本论解读[J]，孔学堂（中英文），2022(2):78.
 
[83]张沛.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易学观[J].周易研究，2010(4):25.
 
[84]谢金良.《周易》对阳明心学美学思想的影响[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10.
 
[85]钟纯.“修辞立诚”与“迁善改过”——王阳明易学视域中的道德工夫论[J].孔学堂（中英文），2024(1):90.
 
[86]黄诚.从王阳明之“诗”看王阳明之“悟”[J].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2008(3):49.
 
[87]刘凤霞.“风教”与“风情”：阳明学人的曲学态度及其戏曲发展史意义[J].山东社会科学，2020(1):53.
 
[88]薛青涛.论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以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中心的考察[J].文艺理论研究，2016(3):202.
 
[89]武道房.心学本体论与王阳明的文学思想[J].文学评论，2021(4):36.
 
[90]袁宪泼.王阳明“游艺”工夫实践与文艺观念突破[J].民族艺术，2020(5):45.
 
[91]刘强.论阳明心学及其诗学与“诗教”[J]孔子研究，2020(3):17.
 
[92] 欧阳祯人.乐是心之本体：阳明心学的美学向度[J].哲学研究，2024(9):53.
 
[93]王启康.王阳明良知与致良知学说中的心理学问题[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8.
 
[94]舒曼.致良知与幸福感[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92.
 
[95]舒曼.知行合一与心理健康[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3.
 
[96]李承贵.心理学视域中的王阳明心学研究[J].学术界，2021(6):107.
 
[97]阎盛国.《孙子兵法》对王阳明兵学思想的影响[J].史学月刊，2009(9):130.
 
[98]钱明.王阳明的兵学术及武备策[J].浙江学刊，2019(1):65.
 
[99]钱明.王阳明兵学著作考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4.
 
[100]黄朴民，熊剑平.知行合一：王阳明兵学思想管窥[J].浙江社会科学，2020(9):112.
 
[101]刘荣茂.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63.
 
[102]王强.王阳明“致良知”认知模式的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29.
 
[103]张庆熊.良知与认知：在中西文脉比较中探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2.
 
[104]陈心想.“心”即“认知”：认知框架、社会事实与赋值力[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88.
 
[105]龚晓康.良知“坎陷”抑或“呈现”?——兼论阳明学对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开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1.
 
[106]蔡曙山.阳明心学就是中国的认知科学[J].贵州社会科学，2021(1):4.
 
[107]蔡曙山.认知科学视野下的阳明心学认识论研究[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5(3):74.
 
[108]马国君，李红香.论王阳明对黔桂土司地区的治理与边疆稳定[J].广西民族研究，2012(4):125.
 
[109]王雅克，李建军，陈华森.《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6(6):23-27.
 
[110]陈睿超.王阳明《南赣乡约》的思想、现实基础及其当代启示：一个传统中国的“简约治理”个案[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69.
 
[111]刘晓民.社会整合理论视阈中王阳明南赣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借鉴.江西社会科学，2021(8):224.
 
[112]王伟.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阐释及其当代价值[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6.
 
[113]吕本修，赵红梅.王阳明知行合一观及其在干部人格塑造中的作用[J].理论学刊，2019(5):119.
 
[114]舒曼.阳明心学与现代心理疏导：写在王阳明诞辰550周年之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65.
 
[115]舒曼.阳明心学与当代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启示、内在逻辑和实践遵循[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77.
 
[116]陈立胜.阳明学登场的几个历史时刻：当“王阳明”遭遇“现代性”[J].社会科学战线，2018(7):44.
 
[117]牛安生.“心学”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J].中州学刊，2017(9):18.
 
[118]袁吉富.王阳明学说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启示[J].前线，2018(5):52.
 
[119]李朝伟.“心学”的党性修养价值[J].人民论坛，2019(9):104.
 
[120]叶小文.体悟阳明心学坚韧内心定力[J].前线，2019(12):4.
 
[121]漆思.修好共产党人“心学”重在增强党性[C].人民日报，2023-07-06[2023-7-6].https://cbgc.scol.com.cn/news/4280797.
 
[122]吴晓秋，胡进.龙场九驿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J].贵州社会科学，2011(9):128.
 
[123]谭德兴.贵州历代诗刻的文化内涵与文学意蕴[J].贵州社会科学，2018(11):36.
 
[124]陈东.峄山大通岩与明代心学遗存[J].齐鲁学刊，2020(6):48.
 
[125]张伟，赵乃蓉.广西两方王阳明石刻画像碑考录[J].文博学刊，2020(4):85.
 
[126]朱思维，严允.于都罗田岩王阳明、何春题刻考释与解析[J].南方文物，2007(3):115.
 
[127]刘凤霞.他年贵竹传异事应说阳明旧草堂：王阳明在黔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现状探析[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81.
 
[128]吴丹.论贵州阳明文化旅游开发：以修文县为例[J].武夷学院学报，2017(10):52.
 
[129]吴强，彭佳慧.“文旅融合”下王阳明赣州诗的旅游资源转化途径[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1):84.
 
[130]陈为兵，杨秋萍.以文促旅：王阳明居黔作品中贵州文学景观旅游链构建调查[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74.
 
[131]刘瑞.王阳明书法的哲学之美[J].中国书法，2016(2):168.
 
[132]伍强胜.从“书为心画”肇始到王阳明心学[J].中国书法，2018(16):99.
 
[133]孟莉.王阳明书法艺术探赜[J].中国书法，2019(10):70.
 
[134]吴璇.浅析王阳明与夸美纽斯儿童德育思想之异同[J].今日中国论坛，2013(19):298.
 
[135]何善蒙、李栅栅.从心学到心态学：阳明心学的当代转化[J].孔学堂（中英文），2016(2):5.
 
[136]黄诚，钟海连.论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建设的互动关系[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
 
[137]姚新中，隋婷婷.当代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知行合一[J].江苏社会科学，2020(1):173.
 
[138]杨国庆，吕文龙.王阳明乡治思想的独特系统性及其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J].社会福利（理论版），2021(1):28.
 
[139]张兵，赵璐.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78.
 
[140]耿川，沈锦发，陈为年.当王阳明遇见德鲁克：现代企业博雅管理的本土化[J].社会科学家，2019(8):31.
 
[141]李佳威，王永昌.用阳明心学涵养浙商精神[J].浙江学刊，2021(4):156.
 
[142]王永昌，王磊.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内在机理探究[J].浙江社会科学，2022(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