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一家”即“以天下为家”,即是对礼运“天下为家”的内涵的理解,“天下为家”被视为极高的政教成就,无论是三代的六君子,还是这里所谓的“圣人”,都意味着《礼运》中与“大道既隐”关联着的“天下为家”,仍然是《礼运》作者的崇高政教理想,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一家一姓为主体进行的专制独裁之“家天下”。
中国文明的古今之变,在社会结构上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家”与“国”的分离。传统的家国架构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现实模式,但是,以家的存在为国的基础,以立家之德为立国之本,则是共同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之后,国家建立的基本原则,不再以家庭为基础,这种家国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伦理道德的改变,家庭成为私人领域,父子之伦···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申言要回到儒教传统中固有的历史意识来看现代,在目前后启蒙主义的思想氛围中,仍然是个令人惊骇乃至可能引起精神恐慌的想法。但鉴于思想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一步必须迈出。从破的一面来说,无法破除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一的历史哲学的迷思,也就无法破除现代性的迷思;从立的一面来说,无法回到儒教传统中固有的历史意识,也就无法···
对港精细治理已入正轨,也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其前景如何同样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社会和特区政府的政治成熟、国家认同及自治能力的实际增长。这在香港治理进程中构成了某种“二次回归”及香港自治能力的“二次发育”。香港到底如何能够适应和发育好,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关键。国家只能提供基础条件与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两个口号提出以后,社会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有高度的热情。在这样一个重视协调发展和文化重建的阶段,跟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儒学开始复兴。一百多年来,在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受现代化过程的考验的过程中,儒学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之后,开始焕发生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9月28日是台湾的教师节,台北孔庙举办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70周年释奠典礼。今年也是祭孔大典50周年,由台北市长柯文哲担任正献官,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担任奉祀官上香,台湾内政部门首长徐国勇代表台湾最高领导人蔡英文上香。
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
有教无类,诲人不倦;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建国莅民,教学为先;尊师重教,师道尊严。
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威胁这一担忧基于人工智能有可能发展出自身的意识、意志和情感,那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儒家“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看,在拥有更强能力的同时,和人类同样拥有意识、意志和情感的人工智能,不必一定只能是人类的威胁,而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护卫和朋友,有可能是“福”非“祸”。
如果从学术形态原始意义而言,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讲学记录,传记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的传述阐发。六经、诸子、传记区别明显,不仅文献形态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
在中国文化中“三”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儒家的天地人相参是“三”,心统性情也是“三”。但这个“三”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一个完整理论系统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人们大多语焉不详,更没有意识到它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思维方式。我的使命就是发现这个“三”,并由此建构一套系统的方法。这一成果是儒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不管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我们研究规范性问题都需要历史感,比如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汪晖老师认为,不学哲学就不会问这些规范性问题,但研究历史,也有一些价值观。如果要研究当代政治,也一定需要历史感才可以解决问题。最后,我认为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非常重要。
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
《洪范五行传》是一篇阐释《尚书·洪范》的重要文献。从西汉尚书学的传承来看,其作者应该是夏侯始昌。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洪范五行传》把《洪范》的“五行”“五事”“皇极”等与“灾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套以“六”为标准的阴阳五行系统。其思想体系不但对后来的尚书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诗学、礼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婚姻的“神圣性”恐怕不是来自于民政登记或领取结婚证等现代世俗程序,而恰恰应该是落脚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上。实际上,世界各民族的婚礼最初都具有传统礼俗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这些根植于古老礼俗的文化,都是自带“神圣性”的。如古希腊、罗马的婚礼,被视为家族宗教圣火、祭祀关系的内容,是神圣的礼仪。
阳明心学既是主张知行合一的行动哲学,也是强调德性修养的心灵哲学。王阳明通过黄金的“成色”和“分两”隐喻,形象地论证了“德性—才艺”的关系问题。在阳明心学视域下,德性与才艺是一体成就的,德性的修养自然会带来才艺的养成,而才艺的养成也会促进德性的成就;在才艺的培养上,王阳明主张“随才成就”和“素位而行”。
本文聚焦儒家伦理传统的思想定位及其与现代性的张力,以陈来的《儒学美德论》为中心展开讨论,指出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
现代学科划分常把《诗经》归作文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于是,《诗经》作为经书的意义被遗忘,《诗经》所承载的诗教传统亦因之而断绝。本书拟从齐、鲁、韩、毛四家诗说及宋明诸家《诗经》阐释出发,结合当代问题意识,重新激活《诗经》经学阐释的诗教义涵,回应时代问题。通过大义发微式的经典解释工作,作者希望能把《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