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的“生活政治”范式,将日常生活纳入社会政治领域予以思考,强调“存之所慎:齐、战、疾”,防患于未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维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危机来临之时,所要审思的不只是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应认真检视传统儒学文化现象及其行为方式。
意识形态上的失声和弱势,其实是经济、科技实力慢慢强大的现代中国在国际上最大的软肋。时至今日,香港和台湾社会已完全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所谓的「港独」、「台独」归根结底就是不惜割断与中华民族的族源、文化联系也要拒斥加入现代中国。这种离心离德,本质上是延续西方舆论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妖魔化和刻板成见。
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
郑玄《礼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孔颖达《礼记正义》、贾公彦《周礼正义》均有引用,使之成为礼字的标准释义。以体和履训礼,皆为典型的声训,郑玄也解释了其因声求义之理据:统之于心和践而行之。一般认为,二训分别基于《小戴礼记》中的《礼器》和《祭义》等篇,但在汉代训诂学传统中,郑玄应是首···
当代中国复归中华文化本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深度和解与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创造”,使得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同的自身文明基础之上。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治体论揭示出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立国要素与理想变革之结构性原理,是对现代中国思维定势的一个突围。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单方面地让中国融入某种现代世界,而是应当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形成我们对何谓中国、何谓现代的透彻理解。
中华文明是相信“国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恶,只要见贤思齐,化性起伪,总能够通过自我改造,建设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
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
荀子在继承孔、孟的“士”“君子”和“圣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君子”和“大儒”的特有观念,同时明确界说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层次与形态。后者作为身心修炼的过程,指“虚一而静”的“大清明”之“心”,经由“师法”的学习,透过“礼乐”的熏陶,对治自身的“气”“性”,以“得师”和“由礼”为根本环节。
如果说《论语》等所见的子游重本的倾向,是子游之学的早期发端;那么,《性自命出》的“性情-心术论”,则是其长期沉潜之后的展开形态。子游由对“本”的关切与思考,转出“性情-心术论”的思想道路,是儒家心性论转向的关键人物。今日若重论道统,在孔子与子思之间,除了曾子之外,还应当有子游的位置。
孙应鳌知行说的实质是体用一元论:知为良知之体,行为良知之用,知行不可分离;在心体纯然的状态下,心与物接,良知自然发用为行,知与行本然合一。孙应鳌认为个体通过慎独、诚意的明心工夫,可以重新回归到知行合一的本然状态,实现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进而达至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贯境界。
在以郡县制中央集权国家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结构中,宋代在中央与地方的中层建制设置监司,形成一个以监察集权为特征的结构枢纽,推动了地方财政、法制和行政组织体系的振兴与运转。这一制度形态在延续汉唐以中层监察区衔接国家治理系统的历史经验下,通过强化中层监察权对于州郡的集权式监察,实现了财政系统和经济体系的集中管控,塑造···
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宋儒杨慈湖具有浓郁禅学化色彩的圣人观,与先秦儒学的圣人观形成了巨大反差。此禅学化倾向,与宋明理学“援禅入儒”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尤其与当时心学一脉的“圣人可学”“以觉训仁”“静坐体悟”“六经注我”等学思风尚息息相关。
如果说《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和敖丙之争体现的是何者所掌握的天命更高这一观念,《哪吒闹海》中的两者之争是对群众利益作为善标准这一价值判准的体现,那么《哪吒之魔童降世》则体现了一种个体性的复杂善恶观念。这其中的古今之变,对我们当下如何过“道德的”生活,具有启发意义。
因为只有在与乡土自然的遭遇、照面、造访、震动中,人作为人才回到自身,物亦作为物而回到自身。正因为人回到了自身,故能至于仁;正因为物回到自身,故人能爱。准确地说,离开了乡土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与爱的,因为离开乡土的人从来都没有遭遇一个真正的生命。
公共性是孔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指向。“仁爱”是孔子公共性思想的核心,“仁”既是个体内心存有也是其在公共交往、政治活动中所需要贯彻到底的原则。在“仁”的原则主导下,为政者以德性与德行谨慎地运用公共权力并为公众谋取福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恪守“礼”的准则,并将其具体到各种生活场景中,以之交往朋友、居处乡里和参与政治。
《封神演义》更强调“父子相敬”,并由之与古典政治相联通;《哪吒闹海》则突出“师”的地位,注重“师”对青年的引导;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反映出当代家庭伦理的基本样态,更强调亲子之间的“亲”,追求纯粹的“爱”,“敬”则从家庭关系中隐去。
黄源盛先生著《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的主题,正是“传统源自经典,经典彰显法理”。该书用细腻的笔触、缜密的运思、典雅的文字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法理不同于以往认知的另一面向,即以法作为客观标准,画一社会行为、追求公平正义。这背后,则是中华法理之治道、法意与规范的有机统一。
从今天来看,《大学》陈述的思想里面,应该最被突出的是它所讲的以忠恕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大学》的明德思想和“明明德”的说法是我们今天强调提倡明德论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我们今天要更好的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对明德的论述,进一步阐述阐扬《大学》里面的明德说法,让它为我们今天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