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儒学”践行四十年记——上海学者对儒家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作者：夏乃儒（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来源：《儒学的时代担当》，朱贻庭、施炎平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10月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上海地区的儒学研究由恢复、发展、兴起而繁荣的时期，并逐步形成了可称“海派儒学”的学问风格和研究特色。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说“海派”之“海”，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就地域的历史的角度讲，指近代以来上海地区存在和演变发展着的一种区域性文化；二是在文化的特性风格上，“海派”崇奉“海涵”，具有兼容并包的气派心态，也有推动多元文化交流沟通而发展的魄力与智慧。就此而言，海派文化的提倡，和上海作为国际性现代大都市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是完全适应的。而且，海派文化虽有其地域的、历史形成的特点，但毕竟是属于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其思想指导和价值导向并不另类。

我们所讲的“海派儒学”，是借用“海派文化”的说法，以表达上海学者从事儒学研究的思想指导和风格特色。当然，也另有新的发展和发挥。例如，更注意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考量，比较参考西方文化的背景，在实际推进儒学研究的过程时，既要研读儒学文献，对儒学作历史考察；又要展开儒家思想的的学理探讨和分析评述；更要有关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及资源应用。

另外特别要指出的是，上海学者的儒学研究，除了注重儒家思想的学理性、文化精神层面的、资源价值意义的研究外，还十分关注儒家文化中优秀成分的传承、传扬和发展，重视向社会大众通俗讲解儒家经典，推介儒学文化资源，传扬儒家文化精神，促进儒家文化遗产的现代继承。这后一类事项，我将之归类为“海派儒学的践行活动”，特撰文就此作出回顾、梳理和概括总结。

一、改革开放前的沉潜与积聚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间，上海学者的儒学研究处于沉潜阶段，却也有不少积聚。虽然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儒学一直被视作为封建的意识形态而受到排斥和批判，但是在上海解放后的一段时期里，儒学研究作为学术研究还是受到保护，儒学研究者也受到一定的尊重。这里记述两件代表性事件。

第一件，现代新儒学的先驱熊十力先生在上海受到保护。

熊十力生于1885年，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化创制活动。曾于1920年在南京欧阳竟无门下学佛，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解放战争期间，熊十力经历了学术思想的转向，由佛入儒，并构想创建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在董必武、周恩来、陈毅的关照下，移居上海，住在淮海中路2068号，不受外界干扰，一心著述。熊十力完成《原儒》上下两卷，由上海龙门书局于1956年出版。该书构建了体用不二、性修不二的儒学体系，论述了一系列儒学范畴。接着又在龙门书局出版了《体用论》（1958年）、《明心篇》（1959年）。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原创力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形上学基础。政府资助用线装繁体本出版，也可以看出上海市政府的重视。可是这在激情燃烧的年代，学术界关注度有限，直到三十年后才重被引起重视。【1】

第二件，通过《辞海》的修订，积蓄了上海的儒学研究力量，保留下不少新中国成立后的儒学研究成果。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一批上海的文化名人。舒新城借机向毛泽东提出编辑《辞海》修订本的建议。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请人大常委会转达有关部门。随即迅速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组织大批专家来修订。虽然《辞海》是一部具有百科知识性质的综合性辞典，儒学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列入编写的条目还是相当多。诸如儒家学派、人物、学说、名词、著作，以及经学史的学派、人物、学说、名词、经传著作等，涉及到中国哲学史的主要方面。参加编写的专家感到又有用武之地，都兢兢业业，释文力求准确，言必有据。《试行本》在1961年出版发行。《试行本》采用分类编印，儒学部分都集中在第二分册哲学卷内。它成为青年人在这特殊年代里了解学习儒学与哲学知识的重要工具书。

总之，从建国后至六十年代初，上海儒学研究的环境还是宽松的。譬如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严北溟，他的儒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是在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论仁——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及其辐射线》，也是在六十年代初发表的。可是，到了文革期间，情况出现了急遽的变化。“评法批儒”运动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是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制造学述思想的混乱。文化巨人孔子不仅跌落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维护者，更贬损为“开历史倒车”“复辟奴隶制度”的历史罪人。儒学又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由于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一场文化劫难，这里就略而不详了。

二、拨乱反正：从批判儒学到研究儒学

“文革”的结束，也带来了学术界的思想大解放。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上的拨乱反正，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对孔子思想评价这个难点进行突破。《历史研究》1978年第八期发表庞朴《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1983年，山东曲阜举办了文革后首次孔子学术思想讨论会，都在结束“文革”后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上海作为文化重镇也作出了积极回应，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学术界一系列活动中得到说明。这里列举三点：

（一）文汇报率先组织“孔子思想讨论”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曲阜孔子学术讨论会”.吸引了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196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会议讨论的学术论文共119篇，成果丰硕，影响深远，是“文革”结束以来开学术界拨乱反正之新风，标志着由“批判孔子”转向“研究孔子”。当时，《文汇报》记者施宣圆风闻复旦大学严北溟教授应邀出席曲阜孔子学术讨论会回沪，赶快去组稿。严先生曾在文革初期被“押解”到曲阜十万人讨孔大会上挨批斗，此次劫后重游，感慨万千，当场写七绝诗云：“泗水滔滔去不回，杏坛遗址一徘徊；千秋功罪凭谁说？仁学精神世共推。”施宣圆请他写篇重评孔子仁学文章。严先生一向以笔头快见称，很快写就《谈孔子的人道主义》一文。该文不仅重评了孔子的思想体系，还涉及了当时的理论禁区——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

这场讨论的展开，还深入研讨了孔子思想研究的方法论与其时代价值问题。上海的学者与全国的同仁们各抒己见。例如复旦大学的蔡尚思教授对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三分法”，发表了商榷文章。出现了好久未见的争鸣气氛。

（二）编撰辞书，扎实推进儒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重视辞书编撰，推进儒学的基础性研究和儒家文化资源的传承、介绍，在上海学者中有传统，也有优势。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学术界刚开始推动由批判孔子转变为研究孔子，我们就在国内先期开展“孔子大辞典”的编撰。

1983年，在曲阜孔子学术讨论会上，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提出：“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过去了”，“我们现在是中国历史的新阶段，应该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研孔、评孔”。上海与会的同志在这一观点的感召下，决心要编撰出一部全新的研孔、评孔的大型工具书。先由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相关的同志提出一个框架构想。经与复旦、华东师大的同仁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可行。并请张岱年先生指导，担任主编，具体编纂则由夏乃儒教授负责。上海多数研究中国哲学、伦理的学者参与其中。《孔子大辞典》聘张岱年先生为主编，具体主持的是夏乃儒教授，朱贻庭、朱义禄、施忠连、施炎平等为主要撰稿人。

《孔子大辞典》被称为历史上第一部，不只是从名称上来说，更是从内容与形式上有新的突破。围绕着“孔子”，设“生平事迹”“历史背景”“思想体系”“典藏文献”与“弟子后学”等栏目，详尽地建立词目。有的词目，较具知识性，如“孔裔字辈”，记述历代孔门后裔的字号，检阅率较高。有的词目，具有开拓性，如“论语学”，成为可深入探讨研究的提示。《孔子大辞典》不仅设立古代（先秦、汉唐、宋清）评孔栏目，还开拓了“近代以来评孔”和“台港海外评孔”栏目，大大拓展了研孔的视野。该大辞典不采用通常的按笔划检索法，而是按内容分类编排。不仅使读者可以检索，还使辞典具有可读性。

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也于1985年12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其中严北溟先生任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卷》，不仅系统收录了反映儒家思想及其演变内容的条目，而且，精心选择、收录了有关现代新儒家人物的作品、思想介绍的条目近三十条。是开国内现代新儒家研究成果进辞书之先河的。

（三）冯契牵头创建“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这个“比较研究中心”创立于1987年，是上海哲学界的一件盛事，也是上海文化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中心”推举冯契为主席，王元化为名誉主席，会聚了上海哲学界、文化思想界一大批学者。“中心”不只是研究儒学的，但是在当时儒学还是重要的研究热点。王元化对“五四”时期的传统道德与民族精神，发表了一系列的“反思”文章，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学者探究儒学真知的责任感。冯契在该时期所作讲演和发表著述中有关儒家思想的观点，在上海学者中起着引导性的作用。诸如，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儒学热的出现是和“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密切相关的；当今研究儒学还是要放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大背景来考察；儒学关于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学说有其两重性，等等。

1989年12月，上海举办“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冯契作了“儒家的理想和近代中国的自由学说”的发言。发言的最后，冯契用少见的铿锵语调说：“不管过程如何曲折，中华民族必将战胜困难，克服障碍，向着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统一的人类理想目标浩荡前进。”【2】这给与会的中外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术大师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我们可以从冯契为指导其弟子撰写的论文、著作和整理文稿的评述，发现其许多关于儒学研究的远见卓识。这里列举几则：其一，要重视王阳明关于本体与工夫统一理论的独特贡献，以及它对近代产生两方面重大影响（即反对经学独断论和提出自由人格的培养）【3】。其二，要重视儒家在教育上对提高民族素质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所起的积极作用【4】。要重视研究“求真”“明善”“审美”等方面传统文化的优缺点【5】。仅以这三例，对照本世纪上海儒学研究的走向，就足以看出冯契作为学术大师对于上海学者儒学研究的指导性和影响力。

我们毫不怀疑，这以后上海儒学研究正按着这些方面积极推进：王阳明的良知说及其转换出主体的德性与人格，被深入地研究；关于要重视儒家在教育上的作用，萌发出对“教育儒学”的重新审视；至于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优缺点，更是全面地深入地开展研究。

三、开放条件下上海学者儒学研究的特色成果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上海学者已在儒学研究方面有许多成就了，初步形成一个覆盖面齐全的研究构架，涉及儒家思想的多方面内容。成果积累包括专著、教材、辞典、资料（包括引进与介绍）等，为日后以上海文庙为基地和平台的《与孔子对话》系列活动的展开，推进上海儒学研究的拓深拓展，打下笃实基础，提供有利条件！

首先，在专著出版方面，产生了一批代表性、有探索意义的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他曾是冯契先生的博士生，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学问精深，思辨力强，研究勤奋，著作丰硕，在国内外学术界均有大的影响。早在上世纪末，即出版了《王学通论》《心学之思》《善的历程》等著作。近年来又完成“走向现代的儒学”三部：《道论》《伦理学与存在》和《成人与成物》，为中年学者中之佼佼者。

同济大学朱义禄教授先后出版了《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朱子语类选评》等系列儒学研究著作，在上海以致全国学术界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1987年即获国家首批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列为国家七五规划社科类重点课题，成果专著1991年9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哲学学会曾专门举办书评座谈，《文汇报》还作专题报道，给予推介。2006年10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又辑为“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再版。

复旦大学施忠连教授于1994年出版了《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上海《学术月刊》、吉林《社会科学战线》都曾刊登文章加以推介。该书详尽地论述在美国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如杜维明、成中英等人的著作和思想，探讨他们的思想学说与美国哲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儒学走向世界的促进作用。还介绍了几位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学术界精英如狄百瑞、施华慈、安乐哲等，他们作为现代新儒家在美国的学侣和同调，对于影响西方学界合理评价儒学的精神价值，推动儒学在世界上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施忠连还有《世界眼光中的孔子》、《儒风华雨润异域：儒家文化与世界》、《四书五经十日谈》等书问世，涉及多个领域，探寻儒家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和世界上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和塑造人类精神文明的功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罗义俊研究员对儒学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和介绍、评价，极为执着，富有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影响。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新儒家》一书，以及《钱穆学案》、《当代新儒家史论》等，对于儒学现代发展形态及其价值的研究探讨，提供了个性化的独特思考，有开拓意义和启发作用。

李申，他曾是任继愈先生的研究生，先在中国社科院任研究员，2002年起引入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授。他力主“儒学是儒教”说，虽未被主流学界所赞同，但其著《中国儒教史》的学术价值仍深得好评。来沪后继续出版儒教著作多种，介绍他为说明上海“海纳百川”的精神，也感召了北京的研究人才。

其次，长期以来，上海学者尤在发挥自身兼容历史功底、理论素养、学术风格的优势，注重以现代诠释的思路、智慧、话语和方法，梳理、剖析和总结儒家传统思想，取得一系列有特色、有创新意义的成果，从而在儒家观念的现代转化和弘扬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例如，朱贻庭先生在主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伦理学大辞典》（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传统道德﹒名言卷》，又出版《当前中国道德价值导向》等大著的基础上，于2017年推出《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辩》一书（上海文汇出版社版），集中于儒家为主的传统道德的梳理、总结、概括，提炼为诸如原源、天人、义利、形神等基本关系范畴展开论述，揭示中国传统伦理的精神价值，以整合和重构“中国传统伦理学”，这对于深化儒家文化精神的研究，推进儒学思想资源的传承和发展，是作出新贡献的。

又如，以撰述《刘子集校》、创建“五缘文化”学说闻名的林其锬先生，多年来率领的五缘文化研究所团队，出版了十多部五缘文化研究论著。其中有代表性的，施炎平著《五缘文化与中华文明》（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施忠连著《五缘文化：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都着眼于中华文化演变发展的大背景，以儒家文化精神的演变及其现代意义为重点，从不同角度、各有特色地阐扬了儒家所珍视和加强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弘扬传统价值的重要意义，同时探讨其思想资源在当代社会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这些，都在文化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与孔子对话”为标识的“海派儒学”

上海学术界以媒体为纽带，以文庙为基地，联络和组织上海各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积极开展多项研究交流活动，逐渐形成“连接现代与传统”的儒学研究的特色，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回顾上世纪80年代，全国儒学研究基地，主要是北京和曲阜两地。上海虽然高校和学术研究组织众多，但是缺乏协调，还形成不了有组织的团队和研讨活动，更难处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时至90年代中期，随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以及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历史文化遗址、遗址保护的需要，上海文庙的修缮取得积极进展。有鉴于此，《文汇报》资深记者施宣园献出一条金点子——何不借此宝地，举办一次儒学研讨会？此建议马上得到当时南市区区长和文汇报社领导的赞同和重视。筹委会聘请了汪道涵、夏征农、陈沂、王元化等老前辈为顾问。确定以“儒学文化与现代文明”为主题开始征文。征文活动受到学术界的热烈响应，在两个多月内就收到了蔡尚思、潘富恩、朱维铮、周振鹤、孔令朋等教授的三十来篇论文，保证了首届上海儒学研讨会在1997年11月顺利召开。

万事开头难，而坚持下去更不容易。首届研讨会气氛热烈，与会者都感到：学术界、媒体、文庙三方协作的方式不错，希望以后继续发扬。大家相约，每年在纪念孔子诞辰期间，都确定一个主题，开展儒学研讨交流，由此开启了连续九届的“上海文庙儒学研讨会”，形成以朱贻庭（时任上海伦理学会会长）和施宣园（《文汇报》高级编辑）、施炎平（时任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上海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为召集人的儒学研究团队，逐步将上海文庙打造成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和交流平台，在积累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同时，塑造形成了研究特色和学问风格。

(一)研究团队倡导和推进“与孔子对话”

所谓“与孔子对话”，受启于冯契先生的“与古人为友”的论述。冯契在阐发文化领域的评价时说：“我能与古人为友，对古人的生活、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条件有同情的了解，我才能对古代作品作比较客观的评价。”【6】同时，他还提出评价者要有自己的观点和“个性色彩”。这个“个性色彩”是由“传统文化和现实条件的结合”所决定的。这个“个性色彩”是由评价者对文化现象理解的千差万别所造成的。但是其前提还是“与古人为友”的态度。

二十多年来，这个研究团队就是持着平等的态度与孔子作古今对话。探索着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在现代语境中，如何对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他们摒弃那种“思想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用手段”，【7】也远离了断章取义地“贴标签”式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并厌恶娱乐化、恶俗化的操作。譬如“和为贵”这条大家所熟知的儒家用语。他们主张先回到文本进行解读。弄清楚“和”的本意是与“礼”相关，即既不过，又不能不及的中庸。又从“礼”的功能，追溯到“义以分则和”，弄清“和”观念，具有使社会有序的治理上的意义。【8】先正确地解读文本，然后再挖掘其现代价值，这是他们所推崇的。

（二）抓住时代性、学理性相结合的课题，拓深拓展儒学精神的研究。

该团队每次对话研讨，都根据现代与传统对接的现实需要，事先拟定主题，供大家研究、撰述的参考。每次交流后都编成文集。以“与孔子对话”形式编成的文集，现已出版了八集。这里介绍几次较有影响的交流成果：

1.关于“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对话。

2004年9月，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提了出来。研究团队的召集人感到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对传统的继承和突破，感到我们有责任把儒家的和谐思想阐释清楚。于是在2005年春决定组织研讨，并于2005年9月出版了论文集——《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次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本集子的出版发行碰上了时运，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有关儒家和谐思想的论述被广泛引用。

2.关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的对话。

这个话题是该研究团队近年来着力最多的，先后出版了四本对话集。【9】针对本世纪初以来出现的“汉服热”，恢复祭祀活动，再现“读经”活动，重修家谱族谱等传统文化“形”的复兴，召集人朱贻庭教授首先发问：如何使优良传统达到“形神统一”，真正体现文化的自觉呢？学者们就现代人心理上的浮躁、焦虑、孤独、烦恼和人格的扭曲，纷纷从儒学资源中寻求启示。他们中，有的疏理了儒家的敬畏意识、忧患意识与敬德思想，以及找出儒家排解烦恼的大智慧；有的深入分析了中华价值精神的基本理念，作为重建中华人文精神之价值体系的尝试；有的阐述了儒家“成人之道”的人格塑造的途径；有的甚至提出应对儒学的四大系统（核心范畴系统、道德观念系统、道德践履系统和儒家经典系统）进行现代重构，以适应现时代之需。

3.关于“儒家的公正与民生思想”的对话

近年来关于“公平正义”这一价值目标，无论是高层的论述还是民间的舆论，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但是，自近代以来大量引入西方的关于“正义”的理论。特别是近期翻译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成为热门书。似乎一谈论“正义”问题，都要以西方正义理论为依据，忽略了对中国传统的公正思想的研究。上海学者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把儒家的公正观，从先秦至宋明清以至近代，作了全面的清理，涉及到儒家的经济公平、执政公正、社会公平、教育平等思想，是近年来对儒家公正思想资源挖掘得比较深入的一次研讨。

（三）持续22年的研究交流中形成的风格特色

该团队召集人之一施炎平教授曾对上海学者儒学研究的风格特点作过的概括，【10】比较切合实际，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

1.在处理历史考察、理论分析和现代诠释三层面的结合上，更致力于学理性研究和时代性探索的结合。施炎平认为上海儒学研究者“善于根据现代文明建设的需要，重新解释和剖析儒学传统的思想资源，探讨其与现代文化精神的契合处与转化点。”

2.以担当精神和使命意识，不断明确儒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上海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现代中西方文明重要的交汇点。上海的儒学研究者“已经清晰认识到这种区位条件和文化优势，故努力使自己更有作为，并不断增强研究成果的社会辐射度和正面影响力。”

以上两点判断是有理有据的，是入木三分的，也有几分是期盼的。重要的是要坚持下云，发扬光大。

五、面向新世纪的“海派儒学”

新世纪开启后的十几年，上海儒学研究进入历史上最佳黄金期。虽然一批“社科大师”相继离世（冯契［1995］、王元化［2008］、蔡尚思［2008］），一位杰出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引领者丁锡满［2015］也已逝世，但是他们为恢复科学地研究儒学，积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辛勤耕耘并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上海儒学研究正显露一片方兴未艾的蓬勃生机：

（一）多层次儒学研究及其传播的机构组织已经形成并健康运营

首先是成立了一批依托高校、社科院，以儒学研究为主的学会社团，如上海儒学研究会，复旦大学儒学院等。

上海儒学研究会成立于2015年5月，为上海市社联属下的专业性社团。注册地在嘉定孔庙。首任会长为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刘永翔为常务副会长。2019年9月换届，新一任会长由复旦大学吴震教授担任。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成立于2016年，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直接关心下建立起来。从机构名称与领导成员组成来看，它是立足复旦，覆盖全市，面向全国。院长聘请北大的陈来教授担任，副院长中除吴震为复旦外，还请陈卫平、高瑞泉（华东师大）、何锡蓉（上海社科院）、曾亦（同济）等校外人士担任。它的研究方向，强调“探索和发扬江南儒学的学术精神，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并“以儒家方式阐释当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大家期望它在探索江南儒学上有新的突破。

其次，经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以上海文庙为基地和平台的儒学研究，不仅有声有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涵盖各高校及社科院专业人员的儒学研究队伍，形成了可称“海派儒学”的学术风格和研究特色。现在，正积极筹备由市伦理学会、市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会与文庙三方协作的“上海文庙儒学研究中心”。是推动儒学研究走出“学院派”模式的一种尝试。

再次是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它是上海成立最早（1994年），涵盖面更广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它的研究特点是切近现实，注重近现代。譬如近期举办了纪念孙中山、蔡元培诞辰150周年，以及“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活”等学术研讨会。研究会办有会刊《炎黄子孙》，重视刊发儒学研究论文，借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现任会长杨益萍语）。编有《游赏精神家园》论文集，约46万字，是了解炎黄文化的活教材，深得会员的喜爱。

以上各研究机构组织相向而行，各务其实，如能进一步协调合作，当能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二）儒学研究面向基层群众，注重传承与普及

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主张推行“民间生活儒学”（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间交往、传道授业、行业规范中的儒学），并认为这是当代儒学复兴的重要表现形态。【11】上海一些名校教授带头编写与宣讲儒家通俗读物，把儒家精神传播得更加广远，其精神难能可贵。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组织和推动下，上海学者还通过编撰经典鉴赏的方式，分篇注释、鉴赏四书五经等经典，出版了一系列传承和传扬儒家思想资源的通俗性作品，包括《论语鉴赏辞典》，《四书五经鉴赏辞典》，《中国古代人文名篇鉴赏辞典》等，它们以深入浅出的精炼语言，揭示这些篇章中的精华和价值所在，积极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服务于提升当代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需要。

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接连在《百家讲坛》解读儒家蒙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等，影响颇大，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也在上海三联书店接连出版《做人起步〈弟子规〉》和《万集乡下这些年》等普及礼教的读物。他们是开了个好头。

向青少年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是绝不该忽视的。何况儒学在古代创建时，就是和“私学”的创办是同步的，并非是后来红极多时的“政治儒学”。为此，笔者曾呼吁重建“教育儒学”【12】。可喜的是当即获得反响。市北中学校长陈军根据他三十余年的教育实践和研习《论语》的心得，写下《〈论语〉教育思想今绎》【13】。该书通篇探索中国教育精神，是开拓教育儒学的先行佳作。上海有750多所中学。如果成千上万的老师来探讨、发扬中国教育精神，并向青少年遍洒原初儒学之甘露，那么何叹儒学生命力之有无！

儒学思想的普及，除了专家著书立说，课堂讲授外，还可以走出书斋，走出学校，面向基层百姓进行宣讲。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是这么做的。研究会的领导非常重视这项让“阳春白雪”走近基层百姓的工作。他们在2014年成立宣讲团，不断下街道社区，进武警部队，把宣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通过历史事件分析、历史典故的串讲、诗词赏析、戏剧评弹介绍等手段把儒家学说的哲理讲得引人入胜。近五年来，约达到年均90讲的热度。这有力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是大有可为的。近年来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还着力举办“儒商论坛”，向企业家输送儒学智慧，并树立新儒商理念，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四十年时光，如波澜壮阔，但终究一逝而去。展望未来，上海的儒学研究只要领导重视，组织协调，学者努力，定能取得新人辈出、硕果累累、更加辉煌的成绩！

注释：
 
【1】参见: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63页；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人物志上，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83-91页。
 
【2】 见复旦大学编《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7页。
 
【3】 《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序，载冯契著《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94-397页。
 
【4】 《儒家与教育——〈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序，载冯契著《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35-440页。
 
【5】 《智慧的民族特征》，载冯契著《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63-501页。
 
【6】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第二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97-98页。
 
【7】 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8】 见朱贻庭《有序——和谐：“和为贵”文本解读》，载《与孔子对话——新世纪全球文明中的儒学》，学林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7-22页。
 
【9】 第一本《论儒学的现代生命力》，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二本《儒文化与现代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三本《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四本《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10】 见《再创上海儒学研究的新局面——编者寄语》，载《与孔子对话——儒家文化与现代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3页。
 
【11】 胡守钧、张凤池《儒学在民间》，载《与孔子对话》第8集，文汇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285-303页。
 
【12】 《教育儒学的沉浮与重建》，载《与孔子对话》第8集，文汇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49-63页。
 
【13】 陈军著《〈论语〉教育思想今绎》，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