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两头婚的历史渊源与“存亡继绝”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南方周末》2021年1月8日，发表时有删减，本文为原文

江浙地区民间正在自发兴起一种“两头婚”，即男不娶女不嫁的小家庭，兼顾男、女父母双方家庭，生两个小孩，分别跟祖父、外公姓。一些人说这是“现代进步”，也有真现代进步的人批评这是“传统传宗接代思想”，而真坚守“传统传宗接代思想”的一些传统人士，则批评这是坏了传统父系继承的纲常。

最早姓氏的出现及其功能，本来就是组建父系血缘共同体，“姓”的“生”是一个表音符号，“姓”字上古音在心母耕部，“生”字上古音在生母耕部，齿音叠韵，发音基本相同，所以“姓”字不是望文生义地解读为“女性所生，代表母系”，其“女”只是标注父系家族中的女性才用“姓”，“生”则只是一个表音符号，“姓”只是区分有同源的父系家族之间不通婚的这个功能。所以，“姓”完全是父系的，笔者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文化意义上的“父亲”为何重要》一文中已指出，姓氏的出现是文明的产物，动物没有父亲这个文化角色，姓氏从父才产生了文化意义上的父亲角色。所以，中国传统姓氏从父，是保护文明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么，两头婚挑战了这个文明原则吗？笔者认为没有。因为从“母姓”那个小孩其实是负责延续外公这个父系的姓氏。传统人士会说，你这乱了纲常。但孟子说，嫂子溺水，以手相援救，并不是失礼，当然这不是叫你日常没事摸嫂子的手。两头婚这种的出现，其实是大规模独生子女情况下的应急救济措施。

中国传统最核心的“仁”，讲究“存亡继绝”，就是尽一切可能延续即将灭亡的家族共同体。《论语·尧曰》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荀子·王制》、《公羊传·僖公十七年》等儒家文献都有类似的表达。就是仁者不忍心看到别人家的香火延续断绝，要尽可能一个不少地手牵手走下去。

有人会说，传统遇到这种，可以收养远房同姓嘛，何必乱了父系纲常。但现代社会大家族早就被瓦解了，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哪来的“远房同姓”给你继承？对于只有一个女儿的家庭，就面临这样的情况，独生子女生女儿的概率是一半，也就是说一半家庭都面临断绝祭祀。当然，也有“进步人士”会说，你家有王位要继承哇？姓氏毫无意义。对此，笔者在上述文章中做了交代，秦朝那种彻底原子散沙化的平民就没有姓，编户齐民可以按照某郡某县某乡某里某爵位加“狗蛋”、“黑娃”——你觉得土可以叫“史密斯”来管理，最极端就是给数字编号。乱七八糟的姓氏，其实是妨碍这种编号管理的。所以汉儒推动民间拥有姓氏，最大意义是让民间形成了英国思想家柏克所说“死者、生者、未出生者的生命共同体”，这种生命之河的共同体意识可以有效克服“爽一把就死”的时间偏好。而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文明和野蛮的重要区分就是时间偏好更低。公民家古老世系的姓氏，其实就是社会上一个最小的“王位”。若干最小“王位”之间的合作，才能避免成为数字编号。

从历史来看，华夏习惯法的“礼”以直接父系继承为主流，但也给外公这个父系的存亡继绝留有一点空隙。傅斯年说古中国是“夷夏东西说”，东部地区的继承法外孙是可以继承外公的，《左传·襄公六年》所谓“莒人灭鄫”，就是东部地区两小国，鄫君是莒君的外孙，莒君让他继承自己家氏，从西部周人角度看，这就是莒的灭亡。但从东部习惯法看，这是一种对外公家世的继承。同样东部的古代《高丽律·户婚》记载若无嫡子、嫡孙、庶孙，“则女孙”，即立孙女为后嗣，让外曾孙继承外曾祖的父系。虽然孔子以来“吾从周”，以西部周人继承法为本，但东部习惯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保存在民间习惯法中。

《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记载朱然是朱治的外甥，十三岁时被收为后嗣。这里，外甥继承的其实就是外公家族的父系家姓。朱然是浙江丹阳人，这也是一个东部地区的例子。此外，《晋书·陈骞传》记载陈骞的父亲本来是广陵刘氏，被外祖父陈氏收养，于是继承了外祖父的家姓和祭祀。广陵在扬州，这显然也是一个东部地区的习惯法例子。而魏晋时期西部地区的贾充，死后无子，妻子槐氏让贾充外孙奉其祭祀，遭到了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博士秦秀等人的批评（《晋书·贾充传》、《秦秀传》）。可见魏晋时期东部地区给外公这边父系继承留有空间，而西部地区反对。

到宋代理学家陈淳编著的《北溪字义》中，也记载“今世多有取女子之子为后，以姓虽异，而气类相近，似胜于同姓而属疏者”。就是说在南宋时期的民间习惯法中，常见将外孙作为外祖父的父系继承人。到晚清法学家沈家本，也说“近日史馆中有许邓起枢，并以二姓兼称。其他之以异姓亲属为嗣者，更难偻指数。此亦风俗之习惯，不能遽禁者也”（《历代刑法考》四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2119页）。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民事调查中，很多地方都存在以外孙继承外公为后嗣的民间习惯法（苏亦工：《中法西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

对于江浙地区两头婚的兼顾父系、外祖系这一现象，在独生子女特殊时代，尤其具有“存亡继绝”的仁义意义。并且，也符合传统华夏习惯法的补充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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