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话华夏最早的龙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载《南方周末》2024年2月10日

龙崇拜在史前具有十分古老的历史底层，其中有一个证据就是在古代美洲也有龙的信仰及其形象，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以前，东北亚的史前猎人将龙的文化及其观念带到美洲的结果。张光直就认为古代美洲原住民与东亚文化有一个源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共同起源与底层，因此具有类似的宇宙观、艺术风格（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自《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57—369页）。在古代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宗教礼仪建筑与艺术中，有与中国艺术中非常相似的龙的图像（Michael D.Coe:The Maya,New York:Thames & Hudson,2002,P126、P137、P171）。不过，在中国本土的考古发掘中，似乎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中已经出现了明确关于龙的形象。当然，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生活于东亚或者东亚中国部分的人群，已经具有了龙的观念，甚至可以猜测他们的天文历法知识中，可能已经出现了东方苍龙七宿的原始观念，仰韶文化的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蚌塑龙虎图像，可能具有更为久远的文化渊源。冯时先生就指出，龙的形象最早来源于星象和天文（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1页）。目前中国能见到最早龙的形象，既不是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也不是濮阳西水坡的龙虎蚌壳堆塑，而是距今八千年的一些龙的堆塑。

1994年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聚落中心广场部位发现了大型龙形堆塑，龙头、躯干石块堆放紧密，尾部松散。龙形昂首张口，弯身弓背，蜿蜒于地。龙头朝西南，尾朝东北，全长19.7米，身宽近2米，龙腹南侧下方为祭祀坑（辛岩：《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9日头版）。湖北黄梅白湖乡焦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该堆塑属于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大溪文化时期，以卵石堆塑而成（陈树详：《黄梅发现新石器时代卵石摆塑巨龙》，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8月22日头版）。冯时教授认为，古代授时的主星大火星，即苍龙七宿的心宿二（Antares α Scorpio）。在黄梅焦墩的这一龙形堆塑心宿位置上方，也用石块摆塑着三星一组的星座，这显然是古人授时测候的心宿三星（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417—418页）。说明大溪文化时期的黄梅焦墩人群，已经充分利用苍龙七宿的观察与知识，来掌握历法，服务于农作活动。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更为著名的，当然是以红山文化C形玉龙为代表的形象。1971年春发现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三星他拉玉龙”，可谓是红山C形玉龙的典型代表，已经成为了现代华夏银行的标志。三星他拉玉龙为代表的红山C形龙，是由玉猪小卷龙演化而来，红山小卷龙的猪首被视为此类玉器的重要特征。作为一种经典形制，此种小卷龙的造型特征，影响久远，在商代仍在被制作。孙机先生认为，此种经典的卷曲C形小玉龙，正是“亢龙有悔”的形象（孙机：《蜷体玉龙》，载《文物》2001年3期）。在殷墟时代的花园庄东地M54中，也出土了几件类似的C形小卷龙，这种C形小卷龙，同样见于新石器时代的凌家滩遗址，以及更为晚期的西周早期前掌大遗址、张家坡西周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处。

（图：现代华夏银行以红山文化C形玉龙作为标志）

红山玉龙之外，濮阳蚌壳堆塑龙也颇为著名。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仰韶大墓，发现了三组用蚌壳堆塑而成的动物纹样，距今五千多年。墓主为一壮年男子，其左（西侧）有蚌壳堆塑的虎形，其右（东侧）有蚌壳堆塑摆出的龙形，龙头朝北（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9年12期）。对于这一龙的含义，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是墓主人的萨满伙伴，帮助墓主人升天入地，以及和鬼神交流。冯时认为这些蚌壳龙堆塑只能从天文学角度来理解，即苍龙七宿之象。春秋分日道非常准确，与《周髀》的记载相互吻合，显现了二十八星宿观念的起源。

在进入夏代以后，夏王室和龙的关系更加密切，文献中对夏王和龙的关系多有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山海经·海外西经》：“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太平御览》卷九二九引《归藏》佚文：“明夷曰：昔夏后启筮乘飞龙而登于天”。夏启的爷爷鲧化为了黄龙，夏启本人则乘龙升天，学得巫术性的舞蹈。此外，《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刘累帮助夏王孔甲饲养雌雄两条龙，并将雌龙做成肉酱作为夏王的食物。《国语·郑语》则记载了夏朝晚期，有两条神龙降落到夏的王庭，夏王占卜如何对待这两条龙。《论衡·乱龙》也记载：“夏后之庭，二龙常在。季年夏衰，二龙低伏”。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和龙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能得到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发掘的佐证。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曾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龙纹的陶器残片。在残片中，龙纹有两条。二里头三期遗存中还发现了有爪的龙纹陶片。这件陶片的龙纹以阴线刻出，仅存半个头部，身体作弯曲形，长尾飘起，身下一足。龙身上，还表现有鬣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97、199页）。2002年春，在二里头3号基址南院发现一座二里头二期的贵族墓葬02 V M3，其中发现有大型绿松石器。到2004年夏秋之际，这件绿松石器被清理出来，是一条长64.5厘米的绿松石龙。绿松石龙被置于墓主的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龙头朝西北，尾朝东南，旁有一铜铃。整条龙身由两千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组合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载《考古》2005年7期）。二里头出土大量关于龙的考古材料，显示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就伴随着和龙文化的共同渊源与发展。

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龙所代表的气象节令十分重要。《左传·桓公五年》记载：“凡祀，启蜇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服虔注：“大雩，夏祭天名。雩，远也；远为百谷求膏雨也。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四月昬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初春惊蛰之后举行郊祭，当苍龙星宿出现在东方地平线时，就要举行雩祭。服虔的注释解释得很清楚，当苍龙星宿的龙角、龙咽喉露出地平线，在四月龙体显现出来，这时农作物最需要降雨的润泽，因此必须举行雩祭来求雨。正可以印证《说文》记载龙所谓“春分而登天”的意义。闻一多最早发现乾卦中所言龙即为星宿观察的龙体。“见龙在田”即见到龙之左角，“或跃在渊”则为秋分之时龙体开始进入泉水之渊。《诗经》、《说文》中所谓衮衣卷龙，如果是卷曲向上，就是春分时的龙，卷曲向下，则为秋分时候的龙（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自《闻一多全集》第十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1—232页）。

在古老的华夏农耕文化之中，除了农业春分的精确时间之外，农业四季循环的节令规律，也对应着龙角的象征意义。殷周时代的龙，普遍出现了菌角。甲骨材料《合集》670、671正版中有“角母”一词，与“龙母”词义相类，被学者视为殷人苍龙星宿有“角”的证据。此外，《周易·乾》卦有“见龙在田”，正是龙之左角初露的记载，亦可作为殷周之时龙有角的明证。这也体现为，殷人观察天象的龙星中，也有硕大的龙角。初春惊蛰之后，龙体升空，人们也最初观察到龙硕大的左角。艾兰指出，此种类似鹿角初萌的龙角形象，正是对幼鹿角的模仿，像是鹿角脱落后，还没有重新长出来的样子。鹿角每年脱落再生，而蛇每年春天蜕皮，这些都是重新诞生的象征，在西伯利亚早期艺术中常将鹿与蛇联系在一起（[英]艾兰：《龟之谜：商代的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6页）。殷周对于龙星季节性出现周期的重视，也正是与农作植物对水的周期性需求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将龙角作为不断循环、掉落而再生的周期性象征符号。

从早期华夏文明的源头来看，龙的信仰与观念有着十分古老的渊源。龙的观念具有天文学的背景，也对应着春分等时间节令，这些含义对于农耕文明的生活具有重要含义，也是美好生活的象征。因此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相关传说中，那些君王往往和龙之间具有各种神奇的联系。中国古人对龙的崇拜，不但将其表现为堆塑、玉器、绿松石，更是将其内化为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心理结构符号。体现在现代文明的交际上，便是红山文化的玉龙，被作为了现代华夏银行的标志。这种联系古今的符号，通过“龙”的象征，贯穿时空，打通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