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石立善

作者：吴飞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初四日乙未

          耶稣2020年12月18日

编者按：石立善先生于去岁今日（2019年12月18日）因病逝世，享年四十七岁。本文为吴飞教授所撰追忆石先生的文章， 特此推送，深切缅怀石立善先生。

 石立善先生

进入12月，心中不免生起一阵阵的不安，因为石立善兄的周年就要到了。今夜，窗外飘起了雪花，愈益表明这动荡不安的一年将近终结。独自坐在书桌旁，打开手机，发现立善兄的微信赫然在目，中间虽然因为换过手机，有些对话找不见了，但还是看到了与他最后的通信。我与他最后的一条通信是2019年12月16日。这是因为那个学期我请正在北大文研院访学的立善兄来北大礼学中心做一期沙龙活动，他一直答应着，但是没有最终定下来。且因为他不断在京沪之间往返，就更难确定。眼看快期末了，我还一直在催他。到12月9日，他终于给了我一个题目《郑玄事迹考辨》，并写出了摘要。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我们到16日早晨才将沙龙海报推送出去。但文研院的韩笑看到海报后马上问我：“石老师真的能来吗？”立善兄此前给我的消息是，他17日抵京，正好18日来讲。但韩笑可能更了解立善的情况，我也心生疑窦，毕竟现在距离太近了，而立善兄的行程完全不确定。于是就给立善兄发了一条微信：“立善兄，18日能来京讲座吗？”立善兄马上就回复了：“飞兄，我们来日方长。”显然是来不了了，我当时还颇有些不悦。由于立善兄回复的速度很快，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那边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到了18日，却见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立善兄的头像，还有“天妒英才”之类的评论，才感到惊愕了。然后马上给上海的朋友打电话（现在已经忘了是谁了），对方说，立善兄已于当日凌晨去世。我又拨通了立善兄自己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他的一个亲戚，背景乱糟糟的，显然正在办后事的忙乱中。确证了消息，我才想起他那句“来日方长”，这短短的回复里不知蕴涵着多少意思。我问对方：“他不是一直说是良性肿瘤吗？”“是恶性的，而且早就知道了。”几个月来，立善兄早就知道自己的情况很危险，却一直瞒着我们，还是说，他哪怕在两日前，还真的相信来日方长？——其实不到两日，从16日下午到18日凌晨，最多一天半的时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联系立善兄的学界朋友，心中隐隐的遗憾与痛意，使我在雪片般的纪念文章中未发一言。直到夏天，在大陆疫情最严峻的局面过去之后，陈鸿森先生发起了为立善家人募捐的活动。立善兄在日本留学时，就得到陈先生的支持，陈先生一直说，立善兄家累负担重，立善兄逝去后，他一直和立善兄的家人有联系，知道他们家境并不宽裕。作为立善兄的同辈朋友，竟然让一位远在台湾的前辈学者想着这事，我感到非常汗颜，就和陈壁生一起，在“古典学研究会”的朋友当中募捐，为立善兄一家筹集了数万元，聊表心意吧。那个时候，我又一次起意要为立善兄写点什么，倒不止是因为这次捐款，而且因为我和立善兄的生日快到了。

在2011年春天，彭林先生在清华大学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礼学会议，可谓群贤毕至、盛况空前。在会议当中，一位五大三粗的汉子来和我打招呼：“吴飞兄，请问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感到这个问题很奇怪，看看他胸前的名牌，上写“石立善”三字，想起了这个名字，因为我在主编《哲学门》的时候，李四龙兄曾经推荐过他的文章，我当时印象很深，但从未见过他，只记得他当时还在日本。于是，我说了自己的生日，他立即伸手和我相握，说：“老兄，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因为这个缘法，以后我就和石立善格外亲近，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互致问候。有一次他还煞有介事地说：“我们虽然同日生，但差两个小时，就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就决定了命运不同，你的命比我好多了。”2019年我俩的生日，正赶上程苏东家的老二出生，我和立善兄都向他祝贺，调侃说，等到你儿子过生日时，就该想到我们。那是我和立善兄最后一次互致生日问候了。

到了今年的这一天，我特别想念立善兄，但还是因为杂事太多而没有写什么。等到半年又过去了，立善兄的形像再次鲜活起来，我感到，如果再不写点什么，我都不能原谅自己了。

自从那次在清华结识立善兄之后，我和他的交流就越来越多。他和我一样在哲学系，但或许因为在日本受的学术训练，他更注重的是文献、考据等方面的研究，认为如果不做这些基础工作，就很难有思想上的真知。这一点我是深深认同的。我看到的立善兄的著作，大多是小学方面的研究，但他并不缺乏思想方面的关怀，在私下的讨论中，常常讲出很有见地的说法。他希望厚积薄发，在将来还是会回归思想，但没有小学上的基础，思想终究是不牢靠的。就在2019年的春天，立善兄的一篇文章已经透露出了他由基础研究进入思想问题的卓识，那就是《令和元年：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当时，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年号“令和”。许多日本学者刻意强调此二字出自日本的和歌集《万叶集》，并非来自中文经典，以此强调其相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立。而立善兄凭借其渊博的文献知识和精深的考据功夫，证明，这个年号和很多其他日本年号一样，终究还是来自于《文选》中的诗文。立善兄的文章不仅论据无可辩驳，而且堂堂正正、立论极高：“年号制度本身就来自中国，只要日本继续使用年号，就无法完全脱离中国经典和文化的影响，即便依据本国人的作品和典籍选取年号也不例外。”文章的最后一段更是意味深长：“脱离中国古典，切割与大陆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些政治举措对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使用年号制度的国家日本来说，是幸还是不幸？令和元年，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前，我们常常会觉得立善兄的文章过于学究气，但这篇文章立意高远且清新晓畅，可读性非常强。

立善兄的文字水平非常高，他的文章虽然大多数是考据性的，但读起来并不让人感到乏味。其中不少是由小学入手、却能贯通大问题的典范，如《程门立雪的真相》《<礼序>作者考》《朱子门人丛考》《<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等。如果天假以年，相信立善兄一定能做出更多、更重要的研究来。

立善兄为人的厚道、热情、真诚与直率，是扑面而来的。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他经常很直接地批评别人，有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误解，让人下不来台。即使在私下的交流中，他也非常不客气地批评我的一些说法，虽然当时会觉得有些刺耳，但避免我犯严重的错误，却是令我非常感激的。有时候，我看他在一些公开发言中，对一些制度和人事的批评过于直接，劝他不妨委婉一些，他就会露出很无奈的表情：“你在北大，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啊。”个中甘苦，心照不宣，只能相互勉励，努力做该做的学问了。

从进入礼学研究开始，我就特别关心南菁书院的学术传统，在这方面，立善兄也大力支持，帮我找到了很多资料，还特别向上海学界的前辈学者先生们提及，其中虞万里先生听说我对南菁资料的收集和对《丧服郑氏学》的点校，也非常有兴趣，直接帮我推荐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丧服郑氏学》，并与严寿澂先生一起，参加了我在2015年举办的南菁书院的学术会议。说起来，这些都可以追溯到立善兄。

石立善先生在“南菁书院与近世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

2019年，这是立善兄最后的一年，我们当然都不知道，但回想起来，这一年与立善兄的交流特别多，虽然我和他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但隔一段就会见一次。首先是年初的1月5日，立善兄与黄曙辉兄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与北京的一些学者举办“《寰宇文献》两周年座谈会”。曙辉兄是出版界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早年组织出版和亲自点校了不少重要古籍，影响很大，而今又大规模影印大部头的国外古典学原著，名为《寰宇文献》，而立善兄在这期间非常热情地牵线搭桥，帮助做了很多工作。在那天的座谈会上，参与者都非常兴奋，期待着《寰宇文献》能出版更多的好书。

到了4月份，北大礼学中心在陕西举办礼学会议，立善兄又应邀参加，虽然提交论文非常晚，但写得很精彩。他说：“虽然文章赶不出来，但这个会我一定要参加，一是为了支持老兄，二是因为这里是我岳父家，要尽尽地主之谊啊。”本来是我组织的会议，却让立善兄跑前跑后，做了不少招待工作。那天夜里，立善兄到我的房间里来聊天，我和他虽然结识这么多年，却从未与他如此深入地谈论过学术、学界、学生的事情。虽然已经夜深，却谈兴正浓，一直到半夜两点多才罢。

石立善先生在“丧服、丧礼与礼学学术研讨会”上做会议主旨发言

8月，在福建师大郜积意兄举办的经学会议上，我又见到了立善兄。他告诉我，已经决定秋季学期到北大文研院来做访问学者，这样就可以有更多机会交流了。我当时就和他预定好，一定要找机会到礼学中心来讲一次。他满口答应了，同时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找几位朋友细读一部书，这样大家都可以有比较大的进步。

不久，我在北大就见到了立善兄，我们和吴国武兄约定，一起读《仪礼正义》，文研院会支持这样的读书。我们三个人读了大概三四周的样子，读得很细，收获很大，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兴致正高的时候，立善兄却回到了上海，告诉我们读书会要停一停了：“最近肝上查出一点问题，在医院里检查。”我给他打电话问详情：“我自己肝不好，比较有经验，倒底是什么问题？”立善兄说不是肝本身的问题，是肝部血管上长了一个血管瘤，良性的，没有什么危险，只是需要做个手术。但他非常抱歉，自己组织的读书会，却不能进行下去了，等他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再继续。11月初在清华举办的古典学年会上，立善兄还专门从上海赶回来参加了，当时气色很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来，我们就完全没有当回事，还期待着等他回来继续读书呢。

石立善先生于“第七届国古典学年会”

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合影留念

（后排右二为石立善先生）

12月1日，张文江老师要在贵阳孔学堂组织一次对谈活动，邀请我、石立善、陈壁生参加，由于是很早之前就定好的，大家都没有一点推脱。我和壁生在活动头一天到了贵阳，第二天早晨，我在餐厅选早餐时，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飞哥。”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看了半天才认出是石立善，他带着一顶线帽，瘦得已经有些脱形了。我和他一起吃了早餐，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还没有全好，言辞间夹杂着苦笑，似有什么欲说还休的事。我问他，12月还可以在礼学中心做沙龙吗？他说完全没有问题。在上午的对谈活动中，立善兄的思维和谈吐都一切如常，只是在谈学问的时候，竟然感慨起人生来，甚至说着说着还哽咽起来。当时我们都觉得有些诧异，我只是认为他在这样的场合这样做有些不合适，但因为经常见他在公开场合说一些不大合宜的话，也就没有深究。当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机场，在车上，立善兄说起学界的一些掌故，谈兴还非常浓；到了机场，立善兄和张文江老师一起回上海，我和壁生一起回北京，就此别过。后来想起来，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也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的学术活动，而当时距离他的最后去世，只有十几天了。

石立善先生出席“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学与国学”辩论会

（右一为石立善先生）

我相信，如果他身体稍微好一点，他一定会在最后的时间赶来北京参加沙龙的。立善兄博士期间研究朱子，颇有所得，而近年来对郑玄也很有兴趣。记得我曾经听他讲过对郑玄与马融关系的研究，因为和我对南菁书院共同的关注，他的那个研究是读了曹叔彦先生《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一文之后所做的辨析。而我后来告诉他，我这里有张闻远先生的一篇课艺《礼乐皆东赋》，也是谈相同问题的，发给他看了，他觉得非常有意思，希望继续研究下去。而今已经几年过去了，他既然要讲《郑玄事迹考辨》，想必已经有了新的见解，也许会像《程门立雪的真相》和《朱子弟子丛考》那样，以严谨的考证，澄清学术史上的一大问题吧。可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他的研究结果了。

2020年12月13日凌晨于仰昆室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