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大戴礼记》之《朝事》篇的材料也可印证《周礼》成书很早。《朝事》篇所涉与《周礼》相同相通的朝礼,概以其事为古时有之,称“古者圣王明义”“古之用财不能均”“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等等,尤其不可忽视其所包含的时代信息。
《论语》被誉为中国人的圣经,是中国文化的元灵。《论语》是一幅圣贤图谱,记载了包括孔子在内的之前的圣贤。学《论语》不仅为了学习其中的思想,更是为了学习并实践成为其中的君子人样。
财富分配不平等,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也是基本且长期的问题。共同富裕,是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基本且长期的任务。财富分配格局是三次分配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同时调整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面对“怨慕”这一孝道实践个案中包含的情理张力,孟子与后儒偏重于不同取向的实践进路来克服。孟子承认包括舜在内的人心中既“怨”又“慕”的情感,主张通过涵养“慕”的道德情感来转化“怨”;而后世尤其是宋明儒者则偏向于“不怨”,并由此转向“责己”,通过道德理性的自觉与主体的反身性实践来统一理性要求与道德心理的分裂。两种进路本质上并不···
感谢《鹅湖月刊》是次借“切磋新知”专栏,集中刊登一些年轻学人的文章,对拙著的主要立场和一些基本观点进行阐发、质疑和批评。现应杂志的邀请,对诸位新秀的文章进行回应。鉴于篇幅的关系和考虑到要适当集中话题,我想进行统一回应而非一一具体作答,并借此对本人关于“道德感动”与“儒家的德性示范伦理”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厘清、辩护和···
2021年9月11-12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兰芬、周春健、陈乔见、李长春、黄少微、杨青华等老师组成的调研团队,在五邑大学刘贻群老师和江门区氏家族后人区小健先生的精心安排下,进行了一次“重走白沙儒学之路,探寻江门文脉传承”调研活动,来到白沙故里广东江门,沿着圣贤“心”迹,追寻江门千年文脉传承。
在三个月前的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庄严宣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论断,第一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到了文明层次。这是因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塑造了这一文明新形态的根性与底色。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尼山的月光,穿越历史烟尘,行走亘古长河,洁净、明亮而坚定;孔子的天空,因高远而圣洁,因博大而隽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星空,是中华儿女的心灵禅房。一路走一路走,便是一个日月同辉的清朗世界。
随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和内心深层价值体系的崩溃和重构,婚姻制度的神圣秩序受到怀疑并逐步瓦解,婚姻制度与天道分野,婚姻与生命延续、家族谱系传承不再密切相关,婚姻也由公共性向个人化和私事化的转变,婚姻制度日渐祛魅并演变为纯粹的世俗表象。由此,人们进入婚姻、维系婚姻、生育繁衍的动力机制日趋衰减,随之而来的是离婚···
儒学视野中的“和”植根于礼乐秩序,礼所奠定的差等格局是“和”得以发生、展开的基础。具体而言,“和”总是发生在差等秩序之中,是为“差等性”;“和”的发生便意味着各方对差等结构的证成与认可,是为“主动性”;“和”与“礼”二者构成差等关系,是为“后置性”。
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
明儒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在明代经学义理化的学术背景下,注重内求本心的理学理路,特别揭橥“修身为《周礼》之本”这一主旨,其实质是强调内圣为外王之根基。《周礼》为治政之经,本涉官制、礼法、财政、土地诸政治制度,而柯氏推崇“修身”,强调本心之纯正,则可身修、家齐而国治,《周礼》由此转入“内圣”层面。如此,内圣与外王打···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崔适的今文家言密不可分。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之所以敢于大胆地根据《说文》假设“禹是动物”,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古史大论战,无疑是受到了崔适“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的直接启发。此后,运动逐渐转向孔子与经学研究,顾颉刚、赵贞信、钱玄同、张西堂等则在崔适若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了孔子···
清初,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对象数易学进行了一次总结性批判,意图以此宣告象数易学的终结。至清中叶汉学复兴,一批汉学家重新研究汉易,使早已没落的汉代象数易学又响起强势回潮的涛声,其代表人物有惠栋、张惠言、焦循等。全面总结与强势回潮,勾稽了汉易象数之学在清初至清中叶的截然不同的际遇,描绘了清初至清中叶象数易学发···
传承、守护文明是无法推脱的使命,归隐因此不够正当,出仕又面临诸多困难,言说辩论、书写著述就成为儒者实现平生之志的别样路径。以经典为核心构建的文化生活,使儒者更易产生对语言、文字的信任和崇敬,确认言说、书写的价值,儒者的著述意识由此被激发并不断成熟。
“宋明理学”这个概念,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名称,代表了从11世纪至18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发展体系。“五四”以来,对理学的批评往往是出于对其核心思想的误解,虽然这种批判从主流上讲并非没有意义,但是批判的科学性应建立在对历史和哲学比较深入的理解上,否则这种批评经不起任何理论和历史的考验,也无法提升到高水平的人···
经史之学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体现了岳麓书院教育的精神取向,从中可以提炼出新时代经典教育的基本原则。志趣的养成为学生提供持久稳定的内在动力,发掘古代岳麓书院志趣养成教育的丰富资源,可以为当今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构建提供启示。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其人格气质综合儒者、隐士与纵横家于一身,故其学驳杂。这样的孔明形象自有其吸引人的天资之美,但之于俗众没有教化的意义。宋儒通过予蜀汉以正统、守仁尽道、居敬行简、复兴礼乐这四个过程,重新建构了孔明的儒者形象,从而使其在俗众眼里具有普遍的教化意义,进而影响了后来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文学。
在当代中国,孝道应该重新回归其家庭子德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孝在当代社会仍然能发挥其重要价值:第一,有利于改善家庭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第二,有利于促进以孝为基础的家庭养老;第三,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社会基层社区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第四,有利于立德树人,培养现代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提升公民道德素质。
首先,六经皆源于礼:从宏观层面讲,六经皆为礼文化的产物;从微观或具体层面讲,“六经皆礼”与“六经皆史”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政典既是“史”,也是“礼”)。其次,六经以礼为旨归,“礼”统摄六经,从而使六经以“礼”作为教化的标准和目标。六经之教本质上即为礼教。再次,《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内容均有礼贯通其中···